作者：罗志田
来源：《书城》2006年7月，82-85
罗荣渠师驾鹤仙去，转瞬已届十年。在我进入史学这一职业的初期，即有幸拜识了荣渠师。从那以后，便时断时续地得到他的指教和关照，扶助我在史学这条路上缓步徐行。
一九八二年，我从四川大学毕业，因为思想偏“自由”，分配到四川师范学院历史系工作。后来有老教师告诉我，系里为我专门开了个教师会，传达川大方面的意思：此人读书尚可，原拟留校，因思想“自由化”，换个地方或利于其进步。因此，领导希望全体老师都要多关心我。我后来的确得到很多老师的关心，使我在那些年中，全无寂寞之感；有些忘年之交的老师，现在还在关心着我。而我的专业，也因“工作需要”，从中国现代史转到世界近代史（指教书而言）。正是这一转移，使我有幸拜识了罗荣渠师。
一九八三年秋季，我奉派到北大历史系进修，而亚非拉教研室的主人，即是罗荣渠师。那时恢复高考也不过四五年，学界尚处于“拨乱反正”的阶段，荣渠师敏锐的思想和清通的文字，给我们以很深的印象（那些年我们这一辈学人对老师辈其实相当挑剔，盖即经“文革”熏陶，颇能贯彻“不唯上、不唯书”的精神，并不特别敬仰“权威”，故真正能影响我们的人不多）。对四川人而言，荣渠师又是我们的乡前辈，心理上的距离或比一般人更近。同时，川师历史系党总支书记唐仕润老师曾在北大进修两年，受过罗老师教诲，他命我到北大即去向罗老师请教。
这样，到北大上课一段时间后，我即请林被甸师先容，约定了到荣渠师府上拜谒。中关园的罗府面积不算大，谈话似乎多在那很小的厅里，恐怕只有几平方米，应该也是吃饭的地方。印象中房间里书多而稍乱，壁上多书法，很多即是主人自己的作品。我以前也稍读诗文，谈话似不很令荣渠师失望，又一次他还探询我是四川哪一罗家。我以前就听顾学稼师说过，荣渠师出身四川的大家，太老师是真正的士大夫，擅长书画，收藏颇富。所谓真正的士大夫，即不仅有才学，而且有事功（或即因此，那些书画很多还在四川省博物馆的仓库里吧）。相比之下，我们这一罗家 083 就太边缘啦。
荣渠师学问广博，谈话范围也甚宽，似乎反倒是拉丁美洲史谈得不多。但又一次荣渠师突然提出一建议，让我颇有些不知所措。他说，治拉美史不能不用西班牙文的材料，北大有很多西班牙文的历史书籍，然很少为人使用。所以他希望我留在北大学两年西班牙文，以后可以使用这些材料进行研究。所有一切手续，都由他负责办理。那时荣渠师是拉丁美洲史学会的负责人之一，或者感觉有在全国范围内振兴拉美史研究的责任；也许我在林被甸师的课堂上表现还认真，得到了林师的推荐？总之对我这样的初入道者，这是一个发展的机会。
不过，我到四川师院所获的第一个教诲，就是“年轻人位置要摆正”。其实在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做事，即使不再年轻，只要能把“位置摆正”，通常都会比较顺遂。这个教诲我长期铭记，可惜修养不足，似乎做得不够好。那时川师的历史系是新兴的（以前的历史系被整体调整出去了），人员不很充足，浅学如我，到那里第二学期就开始上课了；再增加两年进修时间，恐怕难得领导批准。果然，我随即向学校请示，得到的指示是按原计划返校上课。
我想，这个结果一定让罗、林二师失望，特别是当年想到北大进修的人很多，而北大的住宿条件有限，要从学校获得一个额外的两年进修指标，恐怕也是颇费周折的吧。我就这样怀着负疚之感离开了北大，以后也没能在拉美史方面有所发展，真是有辱师教。两年后我负笈远游，除了给林师寄回过几本英文的拉美史著作，没有再涉足拉美史领域。近来我得知罗、林二师也都有所转向，渐侧重于现代化研究，虽不能说如释重负，多少也有些类似的轻松感觉。
不过，我仍从这一段拉美史的学习中获益匪浅。拉丁民族可能是白人中最接近中国人者，比较典型的一是梁启超不欣赏的“嗜饮食”，二是对其他族群严区分而仍较包容。与英国人相比，拉丁族裔对殖民地土著的态度要开放得多，这对我后来进行民族主义的研究有着直接的助益。而中南美洲“玉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那时因教学的关系，对欧洲特别是英国的中世纪社会史曾下了较多的工夫（世界近代史的开端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而个人的研究兴趣则在中美关系史和先秦的思想社会。当年曾想从孔子所收的“束脩”入手，扩而探索先秦的农耕、畜牧与饮食的关系，然后由此进入礼仪及文化层面。西人对“玉米文化”的研究，常启发我的思考。
来源：《书城》2006年7月，82-85
罗荣渠师驾鹤仙去，转瞬已届十年。在我进入史学这一职业的初期，即有幸拜识了荣渠师。从那以后，便时断时续地得到他的指教和关照，扶助我在史学这条路上缓步徐行。
一九八二年，我从四川大学毕业，因为思想偏“自由”，分配到四川师范学院历史系工作。后来有老教师告诉我，系里为我专门开了个教师会，传达川大方面的意思：此人读书尚可，原拟留校，因思想“自由化”，换个地方或利于其进步。因此，领导希望全体老师都要多关心我。我后来的确得到很多老师的关心，使我在那些年中，全无寂寞之感；有些忘年之交的老师，现在还在关心着我。而我的专业，也因“工作需要”，从中国现代史转到世界近代史（指教书而言）。正是这一转移，使我有幸拜识了罗荣渠师。
一九八三年秋季，我奉派到北大历史系进修，而亚非拉教研室的主人，即是罗荣渠师。那时恢复高考也不过四五年，学界尚处于“拨乱反正”的阶段，荣渠师敏锐的思想和清通的文字，给我们以很深的印象（那些年我们这一辈学人对老师辈其实相当挑剔，盖即经“文革”熏陶，颇能贯彻“不唯上、不唯书”的精神，并不特别敬仰“权威”，故真正能影响我们的人不多）。对四川人而言，荣渠师又是我们的乡前辈，心理上的距离或比一般人更近。同时，川师历史系党总支书记唐仕润老师曾在北大进修两年，受过罗老师教诲，他命我到北大即去向罗老师请教。
这样，到北大上课一段时间后，我即请林被甸师先容，约定了到荣渠师府上拜谒。中关园的罗府面积不算大，谈话似乎多在那很小的厅里，恐怕只有几平方米，应该也是吃饭的地方。印象中房间里书多而稍乱，壁上多书法，很多即是主人自己的作品。我以前也稍读诗文，谈话似不很令荣渠师失望，又一次他还探询我是四川哪一罗家。我以前就听顾学稼师说过，荣渠师出身四川的大家，太老师是真正的士大夫，擅长书画，收藏颇富。所谓真正的士大夫，即不仅有才学，而且有事功（或即因此，那些书画很多还在四川省博物馆的仓库里吧）。相比之下，我们这一罗家 083 就太边缘啦。
荣渠师学问广博，谈话范围也甚宽，似乎反倒是拉丁美洲史谈得不多。但又一次荣渠师突然提出一建议，让我颇有些不知所措。他说，治拉美史不能不用西班牙文的材料，北大有很多西班牙文的历史书籍，然很少为人使用。所以他希望我留在北大学两年西班牙文，以后可以使用这些材料进行研究。所有一切手续，都由他负责办理。那时荣渠师是拉丁美洲史学会的负责人之一，或者感觉有在全国范围内振兴拉美史研究的责任；也许我在林被甸师的课堂上表现还认真，得到了林师的推荐？总之对我这样的初入道者，这是一个发展的机会。
不过，我到四川师院所获的第一个教诲，就是“年轻人位置要摆正”。其实在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做事，即使不再年轻，只要能把“位置摆正”，通常都会比较顺遂。这个教诲我长期铭记，可惜修养不足，似乎做得不够好。那时川师的历史系是新兴的（以前的历史系被整体调整出去了），人员不很充足，浅学如我，到那里第二学期就开始上课了；再增加两年进修时间，恐怕难得领导批准。果然，我随即向学校请示，得到的指示是按原计划返校上课。
我想，这个结果一定让罗、林二师失望，特别是当年想到北大进修的人很多，而北大的住宿条件有限，要从学校获得一个额外的两年进修指标，恐怕也是颇费周折的吧。我就这样怀着负疚之感离开了北大，以后也没能在拉美史方面有所发展，真是有辱师教。两年后我负笈远游，除了给林师寄回过几本英文的拉美史著作，没有再涉足拉美史领域。近来我得知罗、林二师也都有所转向，渐侧重于现代化研究，虽不能说如释重负，多少也有些类似的轻松感觉。
不过，我仍从这一段拉美史的学习中获益匪浅。拉丁民族可能是白人中最接近中国人者，比较典型的一是梁启超不欣赏的“嗜饮食”，二是对其他族群严区分而仍较包容。与英国人相比，拉丁族裔对殖民地土著的态度要开放得多，这对我后来进行民族主义的研究有着直接的助益。而中南美洲“玉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那时因教学的关系，对欧洲特别是英国的中世纪社会史曾下了较多的工夫（世界近代史的开端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而个人的研究兴趣则在中美关系史和先秦的思想社会。当年曾想从孔子所收的“束脩”入手，扩而探索先秦的农耕、畜牧与饮食的关系，然后由此进入礼仪及文化层面。西人对“玉米文化”的研究，常启发我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