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工头给我们下跪
南方周末 2007-02-08 15:41:04
■记者记事
□(贵阳)韦祖伟
又到年关，又见民工讨薪，又闻包工头“卷款而逃”，这让我想起了包工头王瑞峰，想起了他给我们下跪的那一幕。
2004年底，我还在另一家报社供职。当时，我所在的报社和另外5家媒体以及劳动监察部门联动，为农民工追薪。那些天，我们每天至少得接待5拨被欠薪的农民工。
记得是一个周四的下午，报社来了一拨情绪既激动又无奈的农民工。领头的王瑞平介绍说：他们在某工地干了近3年的活，工资几乎一分未得。包工头就是自己寨子里的人，叫王瑞峰，他的电话总是打不通。谈话中，一位农民工愤愤地说：我们拿不到工钱，他也别想好活。我一边劝民工们消消气，一边盘算着如何找到王瑞峰。
真是无巧不成书。周五一大早，包工头王瑞峰竟然把电话打到了报社。电话里，他恳求我们帮他追工程款。我约他到报社来谈，他说怕遇到那些被他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一句话，包工头王瑞峰怕挨打。我只好按照他的要求，和他在公园里见面。
见到王瑞峰时，他妻子也在。他妻子焦虑地说：那帮弟兄追他要工资太厉害了。她怕丈夫有什么意外，两年来丈夫走到哪儿她都跟到哪儿。
王瑞峰打开他随身带着的一个小布袋，里边全是混凝土块。他说：“我们做的工地，好多地方都这样，混凝土根本不达标，可以说是豆腐渣工程啊，但大老板已经想办法把工程验收完了，拿钱走人了！”
包工头王瑞峰对我说：“我当初接了20多万元的工程，大老板给我的钱还不到10万，不是我赖弟兄们的工资，是实在拿不出钱啊。为了付他们的钱，我都借了2万多块钱了。他们每年的大年三十夜都去我家向我要钱，我这几年都不敢回家过年。”
他的讲述，让我大抵明白：王瑞峰实际上是工程层层转包中的最底层的一环。我答应王瑞峰，下周一约上另外5家媒体的记者和劳动监察部门的同志，一道去找工程发包方。
周一，发包方的副经理陈某接待了我们。王瑞峰和发包方签的合同也还规范，公司惟一的托词就是现在没钱，等有了钱再结账。同行的劳动监察部门的大罗可能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有条不紊地做起了工作。也不知是大罗的工作做得到位，还是我们一群人在哪儿显得人多势众，陈某总算答应尽快付清这笔款了。但他说账上现在没这么多钱，只能先打借条。我们几人合计一番，就让陈某写了一张借条，承诺一周内付清欠款。
在这一周的时间里，王瑞平打电话告诉我，说再拿不到工钱那些被欠的兄弟们就要上发包方闹事了。我说人家已经写了一周内付清的欠条，你们这一急，事情可能就不好办了。那些农民工在我的劝说下打消了闹事的念头。
王瑞峰一天没把现金拿到手，心里一天就觉得不塌实。他时不时地打电话给我诉说他的担心。我尽可能地安慰他：“有劳动监察部门做主，陈某肯定不会赖账的。”
但一周后，陈某还是赖账了。王瑞峰按约准时去要工程款时并没有拿到手。我接到他的电话后，窝火至极，赶紧打电话给另外5家媒体的记者和大罗。大家都很愤怒，于是马上集合，又到工程发包方那儿。
我们一群人你说两句我说两句，就像在处理自己的事一样。大概是我们的态度太令陈某感到意外了，他在大约10来分钟的时间里竟然一句话也没说。和大罗同来的还有他们聘请的律师。律师从法律、从政府对农民工工资高度关注的角度，讲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厉害，陈某若有所思，随后开了一张支票。
拿到支票，王瑞峰很高兴。他说马上就去出租屋收拾东西，然后回寨子里把钱发给拿不到工资的乡亲们。看着他高兴的样子，我们这些记者们也松了一口气。
王瑞峰当天并没有去取款，因为下午已没有班车回县里了。等他第二天去取款时，银行工作人员告诉他：这账户上没有钱！
王瑞峰顿时傻眼了，立刻打电话告诉我这个情况，我只好又叫上那5家媒体的记者和大罗。一路上，大家一致表示：这次没看到王瑞峰拿到钱决不撒手！
陈某显然没有料到我们这帮记者会如此坚定地帮王瑞峰追回工程款。他在解释账户没有钱时替自己辩护说：公司换了个账户自己不知道。我们没有理会这苍白无力的解释，明确地告诉他：如果这次他再耍花招，我们报道的力度将会更大，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到他公司今后的工程招标。
陈某只好去财务室开了一张支票。我们吸取上次的教训，要求他无论如何得和我们一起到银行去取。
考虑到钱的数目不小，也怕节外生枝，我们没有让王瑞峰直接提取现金，而是让他转到一个新的存折上，再到县里去取。当我们一行人走出银行门口时，包工头王瑞峰突然泪流满面地对我们说：“我总算对乡亲们有个交待了！”话没说完，他“扑通”一声给我们下跪了，并说：“我今年终于可以回家过年了！”
那一刻，我的眼睛和鼻子都酸了……
南方周末 2007-02-08 15:41:04
■记者记事
□(贵阳)韦祖伟
又到年关，又见民工讨薪，又闻包工头“卷款而逃”，这让我想起了包工头王瑞峰，想起了他给我们下跪的那一幕。
2004年底，我还在另一家报社供职。当时，我所在的报社和另外5家媒体以及劳动监察部门联动，为农民工追薪。那些天，我们每天至少得接待5拨被欠薪的农民工。
记得是一个周四的下午，报社来了一拨情绪既激动又无奈的农民工。领头的王瑞平介绍说：他们在某工地干了近3年的活，工资几乎一分未得。包工头就是自己寨子里的人，叫王瑞峰，他的电话总是打不通。谈话中，一位农民工愤愤地说：我们拿不到工钱，他也别想好活。我一边劝民工们消消气，一边盘算着如何找到王瑞峰。
真是无巧不成书。周五一大早，包工头王瑞峰竟然把电话打到了报社。电话里，他恳求我们帮他追工程款。我约他到报社来谈，他说怕遇到那些被他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一句话，包工头王瑞峰怕挨打。我只好按照他的要求，和他在公园里见面。
见到王瑞峰时，他妻子也在。他妻子焦虑地说：那帮弟兄追他要工资太厉害了。她怕丈夫有什么意外，两年来丈夫走到哪儿她都跟到哪儿。
王瑞峰打开他随身带着的一个小布袋，里边全是混凝土块。他说：“我们做的工地，好多地方都这样，混凝土根本不达标，可以说是豆腐渣工程啊，但大老板已经想办法把工程验收完了，拿钱走人了！”
包工头王瑞峰对我说：“我当初接了20多万元的工程，大老板给我的钱还不到10万，不是我赖弟兄们的工资，是实在拿不出钱啊。为了付他们的钱，我都借了2万多块钱了。他们每年的大年三十夜都去我家向我要钱，我这几年都不敢回家过年。”
他的讲述，让我大抵明白：王瑞峰实际上是工程层层转包中的最底层的一环。我答应王瑞峰，下周一约上另外5家媒体的记者和劳动监察部门的同志，一道去找工程发包方。
周一，发包方的副经理陈某接待了我们。王瑞峰和发包方签的合同也还规范，公司惟一的托词就是现在没钱，等有了钱再结账。同行的劳动监察部门的大罗可能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有条不紊地做起了工作。也不知是大罗的工作做得到位，还是我们一群人在哪儿显得人多势众，陈某总算答应尽快付清这笔款了。但他说账上现在没这么多钱，只能先打借条。我们几人合计一番，就让陈某写了一张借条，承诺一周内付清欠款。
在这一周的时间里，王瑞平打电话告诉我，说再拿不到工钱那些被欠的兄弟们就要上发包方闹事了。我说人家已经写了一周内付清的欠条，你们这一急，事情可能就不好办了。那些农民工在我的劝说下打消了闹事的念头。
王瑞峰一天没把现金拿到手，心里一天就觉得不塌实。他时不时地打电话给我诉说他的担心。我尽可能地安慰他：“有劳动监察部门做主，陈某肯定不会赖账的。”
但一周后，陈某还是赖账了。王瑞峰按约准时去要工程款时并没有拿到手。我接到他的电话后，窝火至极，赶紧打电话给另外5家媒体的记者和大罗。大家都很愤怒，于是马上集合，又到工程发包方那儿。
我们一群人你说两句我说两句，就像在处理自己的事一样。大概是我们的态度太令陈某感到意外了，他在大约10来分钟的时间里竟然一句话也没说。和大罗同来的还有他们聘请的律师。律师从法律、从政府对农民工工资高度关注的角度，讲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厉害，陈某若有所思，随后开了一张支票。
拿到支票，王瑞峰很高兴。他说马上就去出租屋收拾东西，然后回寨子里把钱发给拿不到工资的乡亲们。看着他高兴的样子，我们这些记者们也松了一口气。
王瑞峰当天并没有去取款，因为下午已没有班车回县里了。等他第二天去取款时，银行工作人员告诉他：这账户上没有钱！
王瑞峰顿时傻眼了，立刻打电话告诉我这个情况，我只好又叫上那5家媒体的记者和大罗。一路上，大家一致表示：这次没看到王瑞峰拿到钱决不撒手！
陈某显然没有料到我们这帮记者会如此坚定地帮王瑞峰追回工程款。他在解释账户没有钱时替自己辩护说：公司换了个账户自己不知道。我们没有理会这苍白无力的解释，明确地告诉他：如果这次他再耍花招，我们报道的力度将会更大，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到他公司今后的工程招标。
陈某只好去财务室开了一张支票。我们吸取上次的教训，要求他无论如何得和我们一起到银行去取。
考虑到钱的数目不小，也怕节外生枝，我们没有让王瑞峰直接提取现金，而是让他转到一个新的存折上，再到县里去取。当我们一行人走出银行门口时，包工头王瑞峰突然泪流满面地对我们说：“我总算对乡亲们有个交待了！”话没说完，他“扑通”一声给我们下跪了，并说：“我今年终于可以回家过年了！”
那一刻，我的眼睛和鼻子都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