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10-11日，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景海峰教授到访UIC，担任由中国语言文化中心主办的"国情国学教育杰出学者系列讲座"演讲嘉宾。
11月10日晚，首场演讲在我校冯燊均演讲厅（B101）举行，演讲题目为"国学与当代中国文化"。吴清辉校长、通识中心主任陈彰范教授、来自珠海中珠书院的嘉宾出席。中国语言文化中心主任伍鸿宇博士主持演讲，现场座无虚席。


吴清辉校长首先致辞。吴校长表示，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国学复兴开始成为当代中国文化中一道耀眼的景观。进入21世纪后，"国学热"更是持续升温，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国学在当代中国文化中占据怎样的地位？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具有怎样的意义？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探讨的。景教授今晚的演讲题目紧扣这一文化热点问题，非常具有时代感。相信大家一定会从中获得诸多启发，从而促进对这一问题的思考。随后，吴校长向景教授赠送纪念品，并合影留念。


11月11日上午，景海峰教授在冯燊均演讲厅发表题为"近代中国的佛教"的演讲。景教授认为，中国近现代佛学在西潮的强烈冲击和社会形态巨变的影响下，经历了重大的转折和发展方向的选择，百多年来，教界和学界、传统与现代、宣教或研究，累相叠加，五光十色，景教授将这一复杂的图景梳理出四个路向。
第一个是传统的佛学，或者叫僧伽佛学。景教授指出，清朝末年以来，佛学重振，释门颇多高僧大德，比如禅宗的虚云、来果、敬安，净土的印光，天台的谛闲、倓虚，华严的月霞，律宗的弘一，等等。这批大师，在对佛教的理解和认识上，在弘法的方法上，是比较传统的,跟过去的佛学研究方式是一脉相承的。
景教授认为，近代佛教的第二个路向大致接近于所谓"新派的"或"创新的"佛学研究，或者说是推进佛教向着现代化发展的一种方式。这里面有很多人物，因为中国近代这样一种大环境，迫使佛教也要有一个相应的转换，形态上的变化，要跟时代能够合上拍，能够同步地发展。

景海峰教授、伍鸿宇博士与现场嘉宾合影留念
景教授指出，第三个路向是以居士这种身份为主导的一批人对佛教发展或者佛学研究所做的推动。在清朝末年，首先起而重振佛学者，南有杨文会，立金陵刻经处，讲学于祗洹精舍，北有徐蔚如，在北京讲学于功德林，这两个人都是信奉华严的，所以当时社会上把他们叫"南杨北徐"。到了民国，唯识学开始兴起，也有南北二重镇，南有欧阳竟无的支那内学院，北有韩清净的三时学会，时称"南欧北韩"。这些人都是居士，所以我们说居士不但是中国近代佛学的开创者，也是现代佛学研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刊刻了很多佛经，然后对佛典有很深的钻研，传播佛法，和社会各界、特别是学术界有着密切的往来，对中国近代的佛教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第四个路向是学术化的研究，景教授认为，在今天的国际社会里，研究佛学的主流就是从西方的所谓佛教学、或者东方学来的，而欧美人真正接触佛教，主要是从研究性的这样一种层面来的。这些人只是研究佛学，他并不信仰佛教，他只是一个学者，是佛教文化的研究者。它仅仅是一种语文学的、文献学的研究方式，而这些学习和研究的方式，在中国现代学术里面，当然应占有重要的地位。
景教授最后总结道，近代佛教在学术上的这么一种转向，所谓现代的转型，大概能走的、可以选取的方向，不外乎就有上面的几种。这些方向，这样一些不同的方式，等于都是要应对中国佛教在西潮的冲击之下，怎么样把这样一种历史上留存下来的遗产或者资源，把它传续、发扬下去，供后人能够融合到新的文化系统里面，活泼泼地生长下去，这实际上是一个时代的大挑战。用各种方式把它延续下来，然后再向前发展，这个延续的方式、推进的方式，可以说是有差别的，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做，所以路向就不完全一样，但它们对佛教现代转化的尝试和努力都是有意义的。
演讲结束后，在场师生纷纷就自己关心的问题向景教授提问，景教授一一作答



唐逸
　　在汉语日常用法中，有几个冠以“国”字的词，似乎带有些微民族主义的意味。另一些词通常不冠以“国”字的形式，却以之为别号，或多或少似有自褒之意。如：国术—武术，国医—中医，国教—孔教，国故/国学—传统学术，等等。鲁迅在《三闲集皇汉医学》中曾指出此类用法的“皇汉”意味：“**成功以后，‘国术’、‘国技’、‘国学’、‘国医’闹的乌烟瘴气之时，日本人汤本求真做的《皇汉医学》译本也将乘时出版了……我们‘皇汉’人实在有些怪脾气的：外国人论及我们缺点的不欲闻，说好处就相信，讲科学者不大提，有几个说神见鬼的便绍介。” 　　本来选用什么词，属于个人偏好，无可厚非。然而若以此建立什么“学院”、“研究中心”之类，便显得冠冕堂皇起来，民众难免要问：何也？ 　　综合性大学皆有哲学、历史和中文系科，其中哲学系和历史系，除属于“国故”的那部分，还包涵外国历史、中国现代史、外国哲学等专业。此种分类的好处是，没有在大学建制上使中国的哲学、历史研究独立于或见外于国际同科学术，因而有利于扩展视野，借鉴方法，不拘一格，不居一隅；且同系的学者有中外不同的学术背景，自然便于交流和相辅相成。反之如果将“国学”建为学院，自成体系，人员仿佛如出一炉，会不会趋于“国故”的抱残守缺呢？此种“国字当头”的做法，别的国家有没有，我没有“出洋考察”过，不得而知。然而总不免觉得，在一视同仁的人文学科之上，另设“国字当头”的机构，不仅叠床架屋，而且似乎颇有巍巍然的令人生畏，进而可笑的意味。 　　自古以来，人类学术的发达，皆沿着国际化的大道，而不是谢绝国际化，躲到“国”字招牌背面去自我欣赏。如今已不是“康乾盛世”，方块字学术构成宇宙天下的时代已经过去。今人治“国学”，不仅要精研声韵训诂、典章制度，以及通经博史，还要精研本学科的国际通用的学术工具和理论。逻辑演算是必修基础课，此外如认识论、科学方法论、语言分析、诠释学、现象学、结构主义等皆为重要的学术训练科目。西方学术之发达，足以使认真的学习者思维更清晰，立论更谨慎。学会缜密思维，避免语言误用给实践带来的后果，始终是我们民族的当头要务。 　　空论无据，还是具体分析。《易学今昔》一书第九章第一节《〈易〉为管理之书》中，提出《周易》是管理之书的理由为：“《周易》是一部‘开物成务’之书，其中的易道囊括了天地万物之理”；“《系辞》……说：‘……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所谓‘神’即阴阳变化不测的客观规律……”，“因而《周易》这部书把认识客观规律和人们对这种客观规律的利用两者结合起来，……就是一部关于决策管理之书。” 　　问题就出在，“阴阳变化不测”的“神”究竟是不是“客观规律”？《周易》的“神无方而易无体”、“阴阳不测之谓神”的“神”之涵义是什么？《说文》：“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这是本义。“引出”不是“自无创世”，这种非神圣目的论的神观，属于中国文化的世界观。西方的上帝是以救赎为目的的创世主，故可引申出神法、自然法及规律。而中国“神”的引申义为“神妙莫测”，如韩伯康注《系辞》这句话云：“神也者，变化之极妙，万物而为言，不可以形诘者也。……故不知所以然，而况之神。”重点在不知所以然，没有规律。 　　不必多引旧注，其他如周敦颐“莫知其然之谓神”；张载“语其不测故曰神”；今注，如高亨注“阴阳变化，……其不可测者谓之神”；张岱年“阴阳变化，无端莫测，忽而如此，忽而如彼奇妙至极，而非有主宰，更无目的，亦不受简单的规律所约制”。总之，“阴阳变化不测”恰恰是规律的反面。“客观规律”是什么呢？科学方法论和科学实践在谈论规律时，皆强调自然事件的可观察性、可描述性（包括数学描述）及可预测性，也就恰恰是“阴阳变化不测”的反面，怎么会有“阴阳变化不测的客观规律”呢？如果根据这种想像去操作和管理经济，能不出事么？ 　　以上随手取例，未读原书，没有资格评论。这里只不过试着说明，“国学”的未来在于开放，宜乎认真借鉴西方的思想方法和学术成就而已。■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国学前景堪忧

楼上+1
不过最近很多国学院冒出来 大有兴起之势
而且身边很多小娃娃都学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