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在劝汪先生辞职的时候，倏然听到一个消息，说汪先生的儿女也反对汪先生兼外交部长。有一晚，汪先生夜膳，喝酒微醉，家人又反对他兼外交部，汪先生大哭，说：“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部长？”我听了之后，非常难过，同时想起上海“一·二八”之役，陈友仁辞职以后，汪先生对我说，“蒋先生意思要我做外交部，我力辞不干。当时我不干有两个理由：第一、因为英美报纸久已宣传我是一个极端左翼分子。 

那时外交正在紧迫，不能不靠英美帮忙，如果我干外交部，恐怕和英美隔膜，于中国无利。第二、我的性格最不喜欢应酬，而外交官第一个要件就在应酬，这样我干外交部，于公于私都没有好处。”不过，我听见汪先生这一句“聪明人不肯干外交部”的话，立时想起替汪先生分谤，顾不到英美的隔膜和我自己的性格了。第二天我遂见汪先生，提出我愿意干外交部的意思，汪先生说：“我现在干外交部，就是人家不听我的话，还得考虑一下。如果你来干外交部，恐怕人家连考虑也不会考虑”。我说：“这样，请汪先生向蒋先生说，我自告奋勇去干驻日公使怎样？”汪先生说：“你要替我分谤的心事，我是明白的。可是外交部和驻日公使是一样的情形”。我听了之后，更无话可说。 

民国二十三年下半年，我的确苦闷达于极点，除了一般人攻击汪先生主和之外，还有些人见了汪先生便主和，离开汪先生便主战，还有些人力劝汪先生不要主和之外，并且来见我，要我苦劝汪先生不要主和。其实当时情势混沌达于极点，战固说得太早，但和也无从说起。我劝汪先生以暂退为宜，最后我见汪先生坚持负责，我只好单独向汪先生提出辞职，可是我每一次辞职，汪先生总不答复，这样一直延至民国二十四年夏天。 

民国二十四年夏天，大概是六、七月罢，汪先生肝病复发，到上海进医院了，后来依医生的劝告，又到青岛养玻在八月间初旬，我在南京接到汪先生一个电报说：“黄季宽刚由重庆见过蒋先生回到上海，携有对日方案，定于八月五日由沪来青岛”，嘱我同黄季宽一同到青岛一谈。我于八月五日在南京飞机场等候黄季宽，当天飞至青岛。下午同黄季宽一同见汪先生，汪先生那时病得很消瘦，看了那个方案以后，没有说什么话，回头只对我说：“公博，你是不是还想不干？”我说：“是的。”汪先生说：“这样也好。”我听说汪先生允许我不干，如释重负，和黄季宽一齐退出来，当夜便和青岛市长沈鸿烈痛饮一顿。第二天早上，我和朋友喝酒，没有去见汪先生，到第三天中午还是喝酒，汪先生派人来找我了。 

我酒还没有大醒，便去到海边一个别墅见汪先生，这是我自有生以来和汪先生面红耳赤说话的第一次。过去我虽然常和汪先生讨论，有时免不了辩论，然而那一次简直可以算吵起来，事后回想，真不胜悲凉之至。汪先生一见我，便很严肃的问我了：“公博，你说不干，是真的不干吗？”我说：“我不愿干，自去年已决其心，那还是假的？”汪先生说：“我病还没有好，或许今天我的说话是病态的说话，我不独我要干下去，我劝你也要干下去。”我那时真是醉还未醒，我说：“汪先生能否容许我说几句话？”汪先生说：“当然可以。”我说：“汪先生你说你是病态的说话，我今日则是醉态的说话。 

现在许多人都骂汪先生是‘秦桧’，我今天就承认‘秦桧’是好人罢，但‘秦桧’是牺牲了，然而终无补于南宋之亡。一 般人都说汪先生卖国，但是卖国还是有代价，象今日的情势，日蹙国百里，谈不上卖国，简直是送国罢了，我想送国不必你汪精卫送罢！”汪先生奋然说：“公博，你的话是为汪精卫说的，不是为中华民国说的。人家送国是有限度的。公博，我已经五十多岁了，你也快要到五十岁了，中国要复兴起码要二十年，不要说我汪精卫看不见，连你陈公博也看不见，目前能够替国家保存一分元气以为将来复兴地步，多一分是一 分，这是我和你的责任。因此不独我要干，我劝你也要干！” 



到了下午两点钟，军校全体员生都武装到西康路了。当时，我还以为他们奉命来要我表示态度，或是来逮捕我的，我一问才知道他们是不肯改编而来请示的。我集合学生的代表，问他们有何要求，并且告诉他们在中国大统一的时候应该服从蒋委员长。他们说，他们绝对服从蒋委员长，但不愿受不知那里来的人收编。我只好向他们安慰，答应去电蒋先生，请示办法。同时佛海派人送来一信，说已由日军部小笠原出面调停，周镐已停止行动，此事已告一段落。然而这次行动之后，南京真是一日数惊，新街口新四军散发传单了，四郊的新四军也蠢动了，南京秩序我只好勉强维持。十七日下午五 时后才会见佛海，我和他两个人打了一个电报报告蒋先生，请即派大员来京维持，以免纷乱。佛海又终于十九日上午又匆匆的回上海去了。 

任援道在十四日以前曾两次派人来京，说已就蒋先生委任的先遣军总司令，维持京沪路及南京治安，我极盼他早日来京，商量一个办法。不知任先生从哪里听来谣言，说我在南京集中兵力反抗，所以他原定十六日和佛海同来的，时至也不来，并且在苏州车站对佛海说：“公博要干，那是我不能去的”。我想想真是奇怪，我于去年十一月已发布声明：党不可分、国必统一，为什么援道还有这种怀疑？而且日本以一 百多万的军队力量都投降了，我难道拥这些残破部队来反抗中央吗？我深深自叹，数年来的心情而被人误会至此，真是无话可说。我在十六日见援道不至，和佛海连名去电促其来京，恰巧援道也派他的军长徐朴诚来探听消息，我把我的心情告诉徐朴诚，并嘱其转致援道：立刻来京一行，共商维持治安办法。 

援道于十八日下午到京的，可是局面又僵住了：第一，冈村说没有蒋先生的正式通知，不承认有先遣军可以执行职务。 

第二，警卫师刘启雄不愿受援道的收编。第三，海军不愿编入先遣军，要等候蒋先生的命令。我那时的地位已处于万难之境，南京治安是要维持的，治安委员会的地位是不够指挥的，军校学生住在西康路不肯撤退，正等蒋先生的后命。江北迭次告急，无兵可调，眼见南京感受极大的威胁，行动总队还要行动的消息，每日还有这种情报。我听能指挥的，仅有军校一千余学生、宪兵和警察。倘然南京一旦有警，我是无法可对国家的，只有尽我个人之力维持罢。我又草了一个电报报告蒋先生，说明以上情形，那电报是借市党部许志远密码打的。那个电稿我已不在手中，大概说明援道不便指挥刘启雄，盼示机宜，海军最好仍暂以凌霄主持，等候交代，军校请蒋先生自兼校长，候蒋先生到时再行解决。 

最后想到我本身问题，国家能够统一，能够胜利，这是我数年来梦寐求之之事。蒋先生如果以我过去数年之事为有罪，我应该束身归罪；如果置数年之事于不问，而认我终是统一障碍，也请蒋先生定罪。因此，我决定留京待罪，听候蒋先生命令。但任援道先生到京以后，告诉我许多消息，说蒋先生是对我谅解的，因此我不宜留京。若滞留南京，反使蒋先生处置困难。任先生直接劝我两次，间接托人劝我两次，当时我无法能得蒋先生的真意，而能通电的据说只有任先生。 

任先生还说蒋先生要我离京是不会来电，而且不好来电的。但我还是等候蒋先生命令，而且我一离京，治安是否发生问题，殊不敢必。我非俟有人来京，我不好轻易离开。 

至到二十四日，今井少将已由芷江见了何敬之先生回京，报告赴芷江经过，并说：冷欣副参谋长将于二十六日抵京，中央部队将于二十七日由飞机输送抵京，何总司令可于三十日抵京，这样负责有人，我可以暂时离京了。在国家大统一的千载一时之机，我怎么可以使蒋先生为难？而且二十四日之时，任援道还带张海帆来见，海帆劝我急于放手，我想还有什么手可放？因此在二十四日下午五时与日本使馆接洽，借中华航空公司的飞机于二十五日离京。当时预定或飞青岛，等候海船赴日，或飞日本，都没有决定，因航路已发生种种障碍了。临行之前，我曾呈蒋先生一函说明我的心情，并谓钧座一有命令，公博当出而自首。那封信很长，并没有留稿，但回京之后曾问萧毅肃参谋长，他说已经见过，那么蒋先生一 定也见到了。我那封信是留交浅海和冈田两顾问转致何敬之先生和王东丞先生的。我把那封信交浅海和冈田，是我不知我离京之后，南京再有何人留京，日军是等候缴械，不致走的，所以我托了他们。此外留一函给任援道和胡毓坤他们维持治安，因为他们都是“治安委员会”的副委员长。我再留一函给冷副参谋长，有云：望兄之来有如望岁。请他召集原有军警机关，维持治安。我预料我二十五日离京，冷副参谋长二十六日抵京，南京治安便没问题，我也可以放心卸责了。 


此文即《八年来的回忆�

陈公博在抗战时期应该要有多一点的作为才是，
火坑都已经跳了，所谓打落牙齿和血吞，
即使在不得已的情形下，
亦不应令生命留白�

陈公博无奈一死酬知己，也看到了汪精卫的人格魅力�

一派胡言一派胡言一派胡言一派胡言

时过境迁不复是
奈何公博是良人
那时江水巫自流
哪知汹涌澎湃�

重小义而矢大节........
 他也算的上是人才,却落得如此下场....
 可悲呀!!!!!!
 襄阳 王亚光
 qq 117984150

陈公乃国之栋梁，为苍生而自跳乌江，可歌可泣

当下是汉奸走狗的天下.

楼主贴的这篇文章中，缺失了原文的个别字句，不尽完整�

好文�

对于他的文才是肯定的，对于他的行为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