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士到知识分子的社会转化 
 
 在传统的四民社会中,"士大夫"已成一个固定词组；由于士是"大夫"即官吏的基本社会来源，道统与政统是一体的。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虽然可以有其他的途径和选择，从士到大夫仍是最受推崇和欣赏的取向。换言之，士与大夫的内在逻辑联系恐怕是其最主要的社会吸引力。一旦科举制被废除，道统与政统即两分，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social mobility)取向也随之而变。与这一社会变动过程相伴随的，是从改科考、兴学堂到废科举的制度改革进程。 
 
 清季从改科考到废科举，取士的标准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废科举前的十余年间，取士的标准已是鼓励新旧学兼通。汪康年于光绪十五年(1889)应乡试，以第三艺作骚体，不合科场程式，依旧例应不取；却因在次题《日月星辰系焉》中，能"以吸力解'系'字，罗列最新天文家言", 被主考官认为"新旧学均有根柢", 欲以首名取，终因犯规而以第六名中式。 科场程式尚不熟，竟能以高名取，可知实以"新学"中式。以晚清中国各地发展的不同步及不同考官掌握评卷分寸的伸缩余地，这当然不一定能代表全国的情形。但揆诸后来的发展，以经世学为开端的"新学"兴起后，其影响会逐渐延伸到科考之上，似为必然的趋势。 
 
 早期的取士标准变化可能更多是无意识的，但清季士人中不乏对科考的社会功能认识颇深而主动运用其功能者。梁启超在光绪二十二(1896)年时就曾致书汪康年，希望他敦促新任湖南学政的江标以新学课士，尤其"于按试时，非曾考经古者，不补弟子员，不取优等；而于经古一场，专取新学，其题目皆按时事"。梁以为:"以此为重心，则利禄之路，三年内湖南可以丕变；"而湖南若能"幡然变之，则天下立变矣"。 江标果然以其控制的校经书院为基地，在那里设实学会,以史学、掌故、舆地、算学、交涉、商务六门课士，其中史学、掌故、舆地、算学更与经学和词章并列为全省考试科目。 这一自上而下的引导，的确造成湖南学风相当大的转变。 
 
 科举取士的标准改变，士人所读之书即随之而变。传教士早注意到，自江标在湖南以新学考士，读书人"遂取广学会译著各书，视为枕中鸿宝"。《泰西新史揽要》和《中东战纪本末》等遂成为"谈新学者皆不得不备之书"。 湖南举人皮锡瑞即颇能领会改科举的社会含义，他在光绪二十四年初得知科举可能要变，立刻想到"此间闻变科举之文，西学书价必大涨"，当即取阅"梁卓如所著《西书目表》，其中佳者，将购数册阅之。"次日便与其弟其子等一起赶在涨价前到矿务局和豆豉店购新书报(新学未大兴前新书报在矿务局和豆豉店出售，也殊有意致)。 
 
 买书者如此，卖书者亦然。戊戌年五月，朝旨废八股，江西书商晏海澜立刻慨叹"废时文去二千金赀本矣！"可知刻书卖书者当下就要受影响。但他们也跟得甚快，两月后晏氏检随棚书至考试处出售时，已"多算学、医书，而八股、诗、赋、楷法，皆弃不用"。当五月时，有人劝晏将已改废科目之书"留之以待复旧"，皮锡瑞以为"其在十二万年后乎?"主张不必留。晏氏幸亏未听皮言，他后来发现"经学书犹有人买，是为五经义之故也"。 由于尚有"五经义"这一科目在，晏的损失当不如以前估计之大。但戊戌政变后科举果然复旧，晏在新学书籍上的投资又面临当下的损失(即使他有远见将新学书保存到几年后再次改科考时，资金的回收期也太长)，改科考对书商的直接影响是很明显的。 
 
 对应试者来说，考试以新学是尚意味着中国腹地的读书人可能因买不到"新学"书籍、或买到而熟悉程度不够而竞争不过久读新学书籍的口岸士子。山西举人刘大鹏即大约到1895年赴京应试后，才了解到口岸士人读的是什么书。在集中补习新买回的新学书籍后，他终于醒悟到"当此之时，中国之人竟以洋务为先，士子学西学以求胜人。"这最后一点是关键性的: 如果不学西学，就很难"胜人"。1902年，清政府又一次废八股而改试策论。次年刘大鹏到河南开封再次应会试时，发现在山西还不多见的"时务等书，汗牛充栋，不堪枚举其名目。凡应会试者，皆到书肆购买时务诸书，以备场中查对新法。"可知新学的传播呈现出显著的区域性，读不同书籍的士人已不在一条起跑线上，科举考试的公平性和选出之人的代表性均已不及以往。 


据章太炎在1897年的观察,"浙中风气未开，学堂虽设，人以儿戏视之。" 以浙江靠海之近，而风气尚未开，学堂不过被视为儿戏，余处概况可以想见。几年后，风气已大开，但学堂的教育质量仍不高明。1903年有人调查了江南的教育界，发现"仕宦中人，竞言开学堂，不知学堂为何事也；地方绅士，竞言开学堂，则以学堂为利薮也；士林中人，竞言开学堂，只以学堂为糊口也。" 观此可知上有所好，下必趋奉；诏书一下，人人皆竞言开学堂。但事前并无人才物质的充分准备，许多新学堂也就难以起到原设计的建设性功用。 
 
 真要广泛推行新学，还有许多实际的困难。早在从八股改试策论时，就不仅许多考生不会做，更缺乏合格的阅卷者。这在戊戌时的湖南一直是使趋新士人焦虑而未能根本解决的问题，他们后来不得不在《南学会章程》中"添入愿阅课卷一条"。 改策论已师资不足，遑论新学西学。故南京、苏州、上海等地"最著名大学堂"的情形是:"陆师学生派充师范，八股专家支持讲席；以格言语录为课本者有之，以夏楚击碎学生首者有之。禁阅新报、禁谈自由。"而"各府州县之中小学堂以及私设之蒙学堂，则分科教授，目录未知；官样文章，胡卢未肖。" 
 
 在办学堂最著力的张之洞长期管辖的两湖地区，在1903年时也甚感"苦无教习"，最多只能办不太合格的中等学堂。当地的留日学生观察到:"今日欲聘教习，求之中国，能教英文、算学者则有之矣，能教物理、化学者则未之闻也。"如果想聘请留学生，则"留学生之卒业者，寥寥无几。即间有一二，亦不易于招致。"若聘外国人，则"言语既苦其难通，薪俸又嫌于过重"。结果，湖南的新兴学校里，教习"无非调剂老朽之举贡编修"。可知两湖地区的情形与江浙基本相近。梁启超认为这是那时全国普遍的现象。他在《新民说》中指出: 当时各省虽"纷纷设学堂矣，而学堂之总办提调，大率最工于钻营奔竞、能仰承长吏鼻息之候补人员也；学堂之教员，大率皆八股名家弋窃甲第武断乡曲之巨绅也。" 
 
 教员如此，学生自然高明不到哪里去。梁启超在戊戌年曾希望"异日出任时艰，皆[时务]学堂十六龄之子"。叶德辉即反驳说:"天津水师学堂、上海方言馆、福州船政局，粤逆平定后即陆续创开，主之者皆一时名臣大僚；三十年来，人材寥落。岂今日十六龄之子异于往日十六龄之子? 亦岂今日之一二江湖名士异于往日之名臣大僚? 然则人材与学堂，截然两橛，概可知矣；然则学堂与书院弊之一律又可知矣。" 
 
 如果说叶德辉是因守旧而多见新学之不足，长期主持北洋学堂的新派人物严复也赞同此看法，他指出:"旧式人才既不相合，而新者坐培养太迟，不成气候。既有一二，而独弦独张，亦无为补。复管理十余年北洋学堂，质实言之，其中弟子无得意者。"除伍光建"有学识而性情乖张"、王劭廉"笃实而过于拘谨"两人外,"余虽名位煊赫，皆庸材也。且此不独北洋学堂为然，即中兴诸老如曾左沈李，其讲洋务言培才久矣，然前之海军，后之陆军，其中实无一士。即如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皆当时所谓健者，至今观之，固何如乎?" 科举已去，学堂又不能培养出人才，读书人"无用"的潜台词已呼之欲出了。 
 
 其实严复所在的水师学堂还算条件较好者，前引"陆师学生派充师范"这一现象表明，晚清走强兵之路，其本身的成就固然有限，但各军事学校因所学科目较新而办学认真，渐成为清季新学人才的重要甚而是主要来源。我们只要看从严复到周树人、周作人兄弟等都曾是军校学生，就可见一斑。实际上，从"新学"角度言，陆师学生任教习是远比八股专家更合格的。不过，军校毕业生本身也有限，短时间内仍不符当时全国各省府州县都竞开学堂的大趋势。 
 
 当时的论者即以为，以"举贡编修、八股名家"这样的"老朽无学之人"来教书，只能误人子弟。其实这里所谓的"无学"，是指无西学。若以其授西学，大约真会误人子弟。但如果他们只传授旧学，结果又如何呢? 而且，当时留学生的西学程度，是否像一般人认知的那样高呢? 少年胡适所受教育之新与旧，很能给我们一些其所处时代的启示。 


士与知识分子的一个根本区别就是参政与议政。士集道统与政统于一身，有务本的责任，故要有远虑；对于眼前的国是，也必须有以因应。对他们来说,"澄清天下"同时落实在"人心"和"世道"两方面，即不仅意味着作"社会的良心"，而且必然包括实际政治活动的参与。一句话，他们必须既议政又参政(议政与参政的区分也是一种"现代"的区分，对传统的士来说，议不过是参的一种形式而已)。 
 
 民初知识分子大体上认同于士这一社会角色，也力图继承士的社会责任；但他们相对要超然一些，多数是像胡适一样倾向于"讲学复议政"，即停止在议政阶段，作"社会的良心"，把直接参政置于第二位。更有人试图将学术与政治分开，干脆钻进象牙塔，像胡适所说的"回到故纸堆中去"，不问世事(这恐怕更多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故他们对政治可议而不参，也可视而不见，完全不议。前者是新文化运动诸人所一意提倡，后者虽被鲁迅视为是"新思想中了'老法子'的计"，但确实是五四之后几年间许多知识分子"自己愿意"的。 
 
 当然，个别趋新士人如蔡元培，专门提倡读书人不做官不议政(虽然他实际上既议政又做官)，多少表现了时代的变化，即士的逐渐消失和知识分子越来越居读书人的主流。像章太炎和梁启超梁这样最后一代的士，早年处于思不出其位的时代，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那时的议政就是参政。他们晚年都基本以讲学研究为主，看上去很像知识分子。实际上，他们像传统士人一样，是参政不成之后才做学问。但社会既然已大变，他们到底也只能是议得多而参得少。章、梁等不得不议政多于参政，甚而有时不问政治，都体现了从士的时代转化为知识分子时代的社会大潮；他们在思想上仍欲为士，但社会存在却分配给他们一个越来越近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给这批人的生涯增添一笔悲剧的色彩。 
 
 这一点最为对章、梁具同情态度(不是陈寅恪所谓的"了解之同情")的研究者所忽视，他们常以自己后起的知识分子心态去解读传统士人，以为章、梁晚年专意讲学是已由政治活动中"觉悟"出来，故投入更长远的思想文化之中；而对其终不能完全脱离实际政治，每表示惋惜。 须知主张学术与政治分流、以为实际政治"肮脏黑暗"，都不过是现代知识分子才有的固定认知，对传统的士来说，政治本应该是"清明"的，其出现"肮脏黑暗"的现象恰因"道"不行于天下所致，士人本身先负有一定的责任，更有纠而正之的义务。对他们来说，学问本身就是为政治而做，专意学术只是参政不成之后的退路。 
 
 所以对胡适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参政甚而只议政，都多少存点耽误了学术工夫的遗憾。而章、梁等虽也常常被迫回归学术，却是作为天下无道、不得不退隐以挽救人心的被动选择；他们要想参政那种"待时而起"的传统情结一直都在，且"出仕"的愿望到老并不稍减。故其并不专意于学术，总是又议政又参政，一有机会甚至一有可能，他们仍旧要"出山"身与直接挽救世道的努力。北伐之时，久已不谈政治的章、梁二氏都突然异常活跃，不仅大发政论，更或直接或间接奔走于各势力之间，只是到后来发现其想认同的北方已无希望，才渐渐歇手。 
 
 梁启超在1927年5月给他儿女的一封信，颇能表现过渡时期士与知识分子心态的异同。他自称那时"天天在内心交战苦痛中"，盖不少朋友敦促他出山组党，而他又讨厌政党生活。"因为既做政党，便有许多不愿见的人也要见，不愿做的事也要做，这种日子我实在过不了。若完全旁观畏难躲懒，自己对于国家，良心上实在过不去。"梁氏最后拟取妥协的办法，就是对政治议而不参。可是新一代的读书人丁文江，却主张梁"全不谈政治"，专做学问。梁启超又觉得"这样实在对不起我的良心"。 丁文江所说，其实只是他对梁在学术上发展的一种希望，因为丁氏自己那时就在直接参政。胡适晚年自述说,"我对政治始终采取了我自己所说的不感兴趣的兴趣。我认为这种兴趣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 梁、丁、胡三人对政治参与的态度，正可见身历从士到知识分子过渡的当事人心态转变的痕迹。 


 
 余先生这里强调的"理智的层面"是一个关键。在意识的层面，胡适的确想要借"国语的文学"这一建设性的革命达到合"他们"与"我们"而融铸中国之"全国人民"的目的。但其潜意识仍不脱"我们"的士大夫意识；他要为"国人导师"的自定位决定了他最多不过做到变轻视"他们"为重视"他们"(没有做到当然不等于不想做到)。关键在于，一旦"与一般人生出交涉"成为宗旨，什么是活文学便不是胡适等所能凭一己之爱好而定，而实应由"一般人"来定。面向大众成了目标之后，听众而不是知识精英就成了裁判。在胡适等人的内心深处，大约并未将此裁判的社会角色让出。胡适关于历代活文学即新的文学形式总是先由老百姓变，然后由士人来加以改造确认即是保留裁判角色的典型表述。 
 
 这就造成了文学革命诸人难以自拔的困境: 既要面向大众，又不想追随大众，更要指导大众。梅光迪、任鸿隽、林纾都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这一点。梅氏以为，如用白话,"则村农伧父皆是诗人"。任鸿隽有同感。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假定足下之文学革命成功，将令吾国作诗者皆京调高腔。"而林纾则对"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这种潜在可能性深以为戒。 
 
 在这一点上,"旧派"比"新派"更具自我完善性。传统士大夫的社会角色本来就是一身而兼楷模与裁判的，分配给大众的社会角色是追随；追随得是否对，仍由士大夫裁定。两造的区分简明，功能清晰。但对民初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有意面向大众的知识分子——来说，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所有这些士大夫的功能，现代知识分子似乎都不准备放弃；而他们同时却又以面向大众为宗旨。这里面多少有些矛盾。关键在于，大众如果真的"觉醒"，自己要当裁判时，知识分子怎样因应。假如稗贩不再是"可用为教授"，而竟然"思出其位"，主动就要作教授，那又怎么办? 林纾已虑及此，新文化人却还没来得及思考这一问题。 
 
 过去研究文学革命，虽然都指出其各种不足，但一般尚承认其在推广白话文即在试图"与一般人生出交涉"方面的努力和成功。其实恰恰在这一点上，文学革命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胡适自称,"在短短的数年之内，那些[白话]长短篇小说已经被正式接受了。" 实际上，最接近"引车卖浆者流"的读者反而在相当时期内并不十分欣赏白话文学作品，张恨水就同样用古文写小说而能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广泛流行，而且张氏写的恰是面向下层的通俗小说。这很能说明文学革命在白话方面的"成功"其实还应做进一步的分析。如果从销售的数量言，二三十年代文言小说恐怕不在白话小说之下。美国学者林培瑞已作了很大努力去证实读文言小说的那些人就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鸳鸯蝴蝶派"早已生出交涉的"一般人"。 
 
 不过，文言小说在相当时期里的风行虽然可用统计数字证明，文学革命许多人自己的确没有认识到，恐怕也不会承认，他们在"与一般人生出交涉"方面竟然成功有限。很简单，他们自己的文学作品也确实很能卖，同样是不断地再版。这就提出一个新的问题，文学革命者们到底与什么样的"一般人"生出了交涉呢? 或者说，究竟是谁在读文学革命者的作品呢? 后来的事实表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接受白话小说者只是特定的一部分人。他们中许多是从林译文言小说的读者群中转过来的，有的更成了后来的作者(如巴金)。另一些大约也基本是向往新潮流或走向"上层社会"的知识青年。鲁迅当然也曾见过以带着体温的铜元来买新小说的电车售票员，但他似乎也就只见到那一个。 
 
 但鲁迅毕竟比一般新文化人要深刻。他其实已认识到"民众要看皇帝何在，太妃安否,"向他们讲什么现代常识,"岂非悖谬"。正如汤茂如在1926年所说,"梁启超是一个学者，梅兰芳不过是一个戏子。然而梁启超所到的地方，只能受极少数的知识阶级的欢迎；梅兰芳所到的地方，却能受社会上一般人的欢迎。"所以鲁迅干脆主张"从智识阶级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说。" 
 
 孔子说，我欲仁而斯仁至。从接收者一面看，那些关心"皇帝太妃"也欢迎梅兰芳的"一般人"，因其本不向往新潮流，也就不怎么感受到文学革命的"冲击"，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反应"了。可以说，原有意面向"引车卖浆者流"的白话小说只在上层精英知识分子和追随他们的边缘知识分子中流传，而原被认为是为上层精英分子说法的古文却在更低层但有阅读能力的大众中风行，这个极具诡论意味的社会现象说明胡适提出的"白话是活文学而文言是死文学"的思想观念其实是不十分站得住脚的。

这就揭示了胡适等人在有意识的一面虽然想的是大众，在无意识的一面却充满精英的关怀。文学革命实际上是一场精英气十足的上层革命，故其效应也正在精英分子和想上升到精英的人中间。新文化运动领导人在向着"与一般人生出交涉"这个取向发展的同时，已伏下与许多"一般人"疏离的趋向。这个现象在新文化运动时已隐然可见了。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对于民国初年那些介于上层读书人和不识字者之间、但又想上升到精英层次的边缘知识分子来说，以白话文运动为核心的文学革命无疑适应了他们的需要。陈独秀当时就已指出:"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 若仔细观察，陈独秀所说的白话文的社会背景，实际上就是那些向往变成精英的城镇边缘知识分子或知识青年。 
 
 自己也从基层奋斗到上层的胡适非常理解这种希望得到社会承认的心态。他在后来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的"导言"中说:"小孩子学一种文字，是为他们长大时用的；他们若知道社会的'上等人'全瞧不起那种文字，全不用那种文字来著书立说，也不用那种文字来求功名富贵，他们决不肯去学，他们学了就永远走不进'上等'社会了！" 
 
 象孔子一样，胡适希望能够向学的人都有走进上等社会的机会，所以他特别注重教育与社会需求的关联。他刚从美国回来时就注意到:"如今中学堂毕业的人才，高又高不得，低又低不得，竟成了一种无能的游民。这都由于学校里所教的功课，和社会上的需要毫无关涉。" 且不管胡适所说的原因是否对，他的确抓住了城市社会对此类中学生的需要有限这个关键。高低都不合适，正是边缘知识分子两难窘境的鲜明写照。 
 
 这些人的确最支持白话文运动。正如胡适所说，文学革命能很容易就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白话文本身的简捷和易于教授"。他更明确指出，文学革命就是要把"大众所酷好的小说，升高到它们在中国活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小说的地位升高，看小说的"大众"的地位当然也跟着升高。胡适并有意识地"告诉青年朋友们，说他们早已掌握了国语。这国语简单到不用教就可学会的程度。"因为"白话文是有文法的，但是这文法却简单、有理智而合乎逻辑，根本不受一般文法转弯抹角的限制"，完全"可以无师自通"。简言之,"学习白话文就根本不需要什么进学校拜老师的。"实际上,"我们只要有勇气，我们就可以使用它了。" 
 
 这等于就是说，一个人只要会写字并且胆子大就能作文。这些边缘知识分子在穷愁潦倒之际忽闻有人提倡上流人也要做那白话文，恰是他们可以有能力与新旧上层精英竞争者。转眼之间不降丝毫自尊就可跃居"上流"，得来全不费工夫，怎么会不欢欣鼓舞而全力支持拥护！到五四运动起，小报小刊陡增，其作者和读者大致都是这一社会阶层的人。从社会学的层面看，新报刊不也是就业机会吗? 他们实际上是自己给自己创造出了"社会的需要"。 
 
 据邓广铭先生回忆，1923-1927年间他在济南山东第一师范念书时，参加了"书报介绍社"。该团体"主要是售书，但出售的都是新文化方面的书，如北边的新潮社。北新书局、未名社，南方的创造社、光华书局出的书，我们都卖。我自己每天或隔一天利用业余时间在校门口卖书两点钟。"这就是"新文学"的读者群。邓先生也因此"对北大特别崇拜，特别向往,"最后终于辗转考入北大念书，但这些趋新边缘知识青年中未能考上大学的当大有人在。 白话文运动对这些人有多么要紧，而他们的支持拥护会有多么积极，都可以不言而喻了。 
 
 胡适的主张既然适应了民国初年社会变动产生出的这一大批边缘知识分子的需要，更因为反对支持的两边都热烈参与投入，其能够一呼百应(反对也是应)、不胫而走，就不足为奇了。而且，胡适写文章是有心栽花。他"抱定一个宗旨，做文字必须要叫人懂得,"为此而改了又改，就是"要为读者着想"。胡适关怀的不止是他自己是否懂，而且是"要读者跟我的思虑走。"这样努力使自己的文章"明白清楚"的结果是"浅显"，而浅显又适应了边缘知识青年的需要。同时，他作文既然不是"只管自己的思想去写"，而是"处处为读者着想"，有时或不免因为想象中的读者的缘故要收束或张大"自己的思想"，这或者使胡适所表述的未必总是完全代表他的本意(应至少代表了大意)。但这样与一般作者不同的一心一意从读者角度出发的苦心，在民初思想接收者渐居主动地位时，就给胡适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正面回馈。 


梁氏的观念很得林白水的同感，林氏也指出:"我们中国最不中用的是读书人。那般读书人，不要说没有宗旨、没有才干、没有学问，就是宗旨、才干、学问件件都好，也不过嘴里头说一两句空话，笔底下写一两篇空文，还能够干什么大事呢?"他特别指出，以前的读书人也还是有用的,"但是现在的读书人比不得从前"了。林氏本有替国民立说之志，他在1904年写的《国民及其意见》中说:"你道这意见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么? 大家是国民，便大家都有这一番的意见，我白话道人不过替你们大家发表发表罢了。"以前的士人是代圣人立言，现在林氏要代国民立言。立场一移，他就理直气壮地代国民断言说:"现在中国的读书人没有什么可望了。" 
 
 到1915年北京政府被迫接受日本"二十一条"的大部后，梁启超重申他对中国读书人的谴责说:"今日国事败坏之大原"，即种因于士大夫之恶劣。因为蠹国之官僚、病国之党人，皆士大夫也。"劝老百姓爱国者，士大夫也；而视国家之危难漠然无动与中者，即此士大夫也；利用老百姓之爱国以自为进身之径谋食资者，亦即此士大夫也。"不过梁仍主要是自责，他还是认为"一国之命运，其枢纽全系于士大夫。"所以,"欲国耻之一洒，其在我辈之自新。我辈革面，然后国事有所寄。" 这已是民国初年，梁启超仍存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士大夫观念，但他所说的"士大夫"，在社会学意义上已不存在，只能是"读书人"的同义词而已。 
 
 又几年后，杨荫杭说:"魏何晏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宋王安石囚首丧面而谈诗书，二者皆失也。中国旧学家，以囚首丧面者为多;今之欧美留学生，以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者为多。"所谓"凡诚于中者，必形于外。行步顾影之留学生，有如花鸟，仅可以供观赏家之陈设。囚首丧面之老学究，有如骨董，仅可以供考古者之研究。其不切于实用则一也。" 这是林白水读书人无用论的发展，既然新旧学者都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读书人与社会的脱节就得到进一步的强调。 
 
 在清季民初的新旧之争中，当新旧精英的任意一方稳坐主流或保持控制时，另一方便无多少号召力；当新旧任意一方的观念学说能够得到广泛的常规传播时，另一方也没有多少号召力。但如果一统局面被打破而任何一方尚未取得完全控制的形势时，多少受过一些教育的边缘知识分子就可以向任何更具吸引力的一方倾斜。由于既存的旧体制实不能给边缘知识分子一席地，旧派当下也确实提不出多少救亡图存的办法，而"新"的不可知性使其提供的未来至少有可能是光明(包括个人的和国家的)，则边缘知识分子选择趋新的一面，几乎是自然而然的。更因边缘知识分子的量大，并能逐渐对自己这一社群的潜力有所认识，新胜旧在社会层面几乎已成定局。由于追随者在新旧之争的胜负中扮演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其地位就不同寻常了。 
 
 而且,"旧学家"本欲与大众有所距离，故其对缺乏追随者或有一定程度的心理准备。对非常认同"与一般人生出交涉"这一取向的新文化诸贤来说，与大众的疏离却不能不说是一个诡论性的结局。现代知识精英既然连与大众沟通都困难，自难以充分填补因士的来源中绝而出现的社会领导空缺，而胆大肯干的边缘知识分子反能部分取代知识精英以填补此社会领导地位的空缺。如果把民初新战胜旧这一现象看成一座冰山，则其水面之下隐伏着远更宽广的社会变迁。换言之，思想方面新旧之争的表面胜负之下实隐伏着更深层次的社会权势转移。 
 
 少年"暴得大名"的胡适在1918年写的一篇文章中，以上海大舞台为"中国的一个绝妙的缩本模型"，指出在台上支撑场面的"没有一个不是二十年前的旧古董！"古董而且旧，其过时自不待言。据胡适在那时的看法，这是因为中国"时势变得太快，生者偶一不上劲，就要落后赶不上了。" 的确，民初中国思想界的激进化真是一日千里，从新变旧有时不过是几年甚至几个月之事。胡适曾以龚自珍的"但开风气不为师"与章士钊共勉，因为他们"同是曾开风气人"。但各种"曾开风气人"又大都在开风气之后不久就就被其追随者视为保守而"落伍"，不过梁启超和章士钊的落伍又有所不同。 


 
 以温和著称的胡适自谓他少年时"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曾是梁的追随者。但他又遗憾地指出:"有时候，我们跟他走到一点上，还想望前走，他倒打住了，或是换了方向走了；在这种时候，我们不免感觉一点失望。"不过，胡适也不否认梁启超"这几年颇能努力跟着一班少年人向前跑。他的脚力也许有时差跌，但他的兴致是可爱的。"梁所跟着跑的"少年"，正是胡适等人，当然可爱。章则不然，他不但不跟着少年跑，而且攻击梁说,"梁任公献媚小生，从风而靡，天下病之。"所以胡适说章甘心落伍而不甘心落魄，不得不站到反对的一边去作首领。 
 
 其实，梁的落伍，部分也因为他并不仅仅是跟着跑。钱基博说，胡适归国,"都讲京师，倡为白话文，风靡一时。"梁启超"乐引其说以自张，加润泽焉。诸少年噪曰:'梁任公跟着我们跑也'。"但"梁出其所学，亦时有不'跟着少年跑'而思调节其横流者。"一个人是否落伍即在于是否"跟着少年人跑"，颇能提示那时的时代风尚。具有诡论意味的是，在这样的时代，要想"调节其横流"，必先"跟着少年跑"；如果不"跟着少年跑"，也根本就无法"调节其横流"。但若"调节其横流"的苦心超过了"跟着少年跑"的努力，仍要落伍。 
 

 近代中国不论思想社会，总之都呈正统衰落、边缘上升的大趋势。社会变迁既是思想演变的造因，也受思想演变的影响。西潮冲击之下的中国士人，由于对文化竞争的认识不足，沿着西学为用的方向走上了中学不能为体的不归路。自身文化立足点的失落造成中国人心态的剧变，从自认居世界文化的中心到承认中国文化野蛮，退居世界文化的边缘。结果，从思想界到整个社会都形成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可称作新的崇拜。 一般而言，所谓过时、落伍，即立说者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解决时代的问题。但在正统已衰落、边缘正兴起的民初中国，这很可能更多意味着别的意思。 
 
 崇新自然重少。从逻辑上言，中国传统既然黑暗，则越年轻当然受害越少也越纯洁，故少年才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和希望。所以鲁迅宁愿自己来肩负那"黑暗的闸门"，让青年少读或不读中国书；而钱玄同更主张将四十岁以上的人全杀掉；他们无非都是眼盯着那较纯洁的年轻一辈。在此重少的流风覆盖下，出现听众的拥护与否决定立说者的地位、上层知识分子反向边缘知识分子靠拢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权势再转移。 
 
 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能不胫而走、风行全国城镇区域，形成时代的"潢潦"，有一个思想以外的根本社会原因，即大批知识青年的追随。胡适的"暴得大名"，本来是因部分适应了新兴的边缘知识"少年"的需要。后来胡适也自觉不自觉地一直"跟着少年跑"，但他终因不时"思调节其横流"，结果仍未跳出"暴起一时，小成即堕"的循环规律之中，不久也重蹈梁启超的复辙。 
 
 不过几年后的北伐之时，年仅35岁的胡适自己也被视为新文化运动的"老少年"，已"中止其努力"了。少年而老，其"落伍"的象征是明显的。新文化运动的追随者责备胡适一辈说:"这些老少年们还没有做完他们前驱的工作，还没有把一班人带上了新时代的坦途上，他们便撒手不管了。"其想法思路与胡适当年责备梁启超未尽带路之责如出一辙。而新一代人也象胡适一代一样，没有人带仍要走自己的路。既然带路者已不再前进，新一代便明确宣布:"新时代……这个责任便担承在我们青年人的两个肩膀上边。" 其认带路者已落伍而要疏离于他们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追随者既离异，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胡适的确是落伍了。 
 
 有意思的是，梁、胡等人对自己的"过时"都有所认知。梁启超在一战后由政治活动而转入思想学术，既是有感于北洋政府对他的冷漠，也未尝没有因看见知识青年纷纷转入新文化运动麾下而思"争夺"之意。可惜在听众决定立说者地位的时代，一个"落伍"者的此类努力通常都难以成功。北伐时梁已承认青年中同情共产学说的"百分中居九十九"，他也只能挽回一个算一个了。 胡适自己对青年一辈的离异同样深有所知，他在1936年给周作人的信中说:"我在这十年中,明白承认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这一边。"

写的一般。

楼上的，怎么个一般法？

还是觉得不错的，受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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