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和爱因斯坦一样,把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视为近代科学的源泉之一,并认为中国古代文化缺少这个源泉:“中国传统对于逻辑不注意,说理次序不注意,要读者自己体会出来最后的结论。”实际上,中国传统中不仅缺少合乎逻辑的严密推演法,也缺少合乎逻辑的严密归纳法。杨振宁认为易经的“取象比类”、“观物取象”是归纳法,其实这是在“天人合一”的神秘主义观念指导下的不合乎逻辑的类比法。例如:“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枯萎的杨树生出新芽,老年男子娶了年龄可当其女儿的年轻女子为妻,没有不利的。)、“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枯萎的杨树开花,老年女子嫁给年富力强的男子,没有祸害也不值得称道。)在“枯杨生稊”和“老夫得其女妻”、“枯杨生华”和“老妇得其士夫”这种天道和人道之间只有模糊的相似性,并不存在任何合乎逻辑的必然关系,由此归纳出的“无不利”、“无咎无誉”的结论更是站不住脚的(可以举出无数的反例加以推翻)。这种“推演”无非是男尊女卑的社会观念的反映,或许还有一些生理上的道理,但是与逻辑推理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