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79岁的父亲在医院做了两回背部手术,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穿病号服的样子。家里就我跟他两个人——我母亲2006年因癌症去世了——我开车载我爸去看医生、去杂货店。我帮着他把老房子里的东西清理好,搬到了一间小点儿的、没有台阶的公寓房里。我在一旁看着他在理疗中痛苦挣扎。父亲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但这整个过程却让他变老了。现在,我们一起上街时,我的步子会放慢一点点。他迟到个20分钟,我就抓狂不已:是不是摔倒了,是不是遇到车祸了?或者是他忘记我们的约会了?哦,上帝呀,他不会是得老年痴呆症了吧!我父亲不断地告诉我说他可以照顾好自己,但他的这种声明完全不能消除已经深深驻扎在我脑海里的那层忧虑。父女的角色已经开始扭转,就像现在许许多多人到中年的婴儿潮子女和他们的父母一样。
除了一点:我并非婴儿潮一代的人(编注:指1946-1964年间出生的人)。我今年27岁。
生我的时候,我母亲42岁,父亲51岁。我在布鲁克林念小学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大多数的家长都比我父母年轻10甚至20岁。我还记得当时我对父母这么大的年纪非常不好意思,还对老师和朋友谎报过他们的年龄。
但在今天,许多城市里受过教育的家长,遇到像我这样的父母连眼都不会眨一下。我爸妈之所以生我晚,有许多原因跟现如今决定推迟生育的人是一样的。他们的事业和政治生活是他们人格的延伸,他们不愿打破既有的平衡。我的父母相遇并且相爱,在这之前他们已经成为各自想要成为的那个人了。我的母亲是个坚定的女权主义者,她觉得如果要跟男人养育孩子的话,对方必须愿意跟她平均分摊抚养孩子的辛苦活儿才行。她花了40年的时间来找到这样一个男人。我父亲在他20岁时有了他的第一个孩子,之后又在24岁时生了第二个,再后来他跟两人的母亲离了婚,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会组织者的工作中去,牺牲了跟两个孩子在一起相处的时间。他知道如果他还会要第3个孩子的话,他一定要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好。
在我父母这样的年纪要小孩儿的人现在也依然不多见,但女性生育第一胎的年龄却是持续攀升。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最近发现,20岁出头的妇女的怀孕率从2000年到2008年有了显著的下降,而30岁以上妇女的怀孕率却呈现攀升。在过去50年的时间里,第一次做父母的平均年龄从21岁跳到了25岁,接受过本科教育的女性生第一胎的年龄比25岁还要晚。
我母亲要求均摊抚养义务的要求,在我们这一代看来并不算高(虽然妇女最终还是会承担大半的家务)。对我们来说,推迟当父母主要还是因为钱。过去几十年的经济转型(这两年因经济衰退而加剧),已经让20%的年轻人因财政问题而推迟结婚和生子的计划。这也难怪:据美国农业部统计,一个年收入在57600美元到99730美元之间的普通美国家庭,养育一个子女,从2010出生算起,直到高中毕业,总共预计花费226920美元。这个数字在千禧一代(指1985-1995年出生的人)看来不啻泰山压顶,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将继续停靠在低工资的服务性岗位上,或是靠当临时工过活,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在短期内还得不到改观。像我这样在中产阶级家庭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会希望下一代跟自己一样。我们想等到自己有了一份“真正的工作”之后再要孩子。问题是,我们可能会等上很长的一段时间。
现在二十几岁等着生孩子机会的人很多,我也是其中一个。如果我现在生个孩子,孩子倒不会饿死——但我的记者生涯可能会。我的男朋友是个自由制片人,他的财政状况更加岌岌可危。我们常常在办公室过夜,年假快要过期了才用,我们会为了自己在乎的项目通宵达旦的工作。我们更愿意把挣来的钱拿去约会,而不是用来买尿布。
关于这么做值不值得,我不需看远,只要回顾一下我的童年便足以得到肯定。与年轻的家长们相比,我的父母拥有更多的资源。他们受过更多教育,经济上更稳定,事业上更有成,心绪上也更为放松。他们彼此间的关系有着那种第二次婚姻的成熟感——透着一分恰到好处的实用主义的浪漫。我的同龄人推迟生育计划,一部分是迫于形势,还有部分原因是我们放不下工作和享乐。不过,要推迟做父母,看来不只要靠运气——还可以用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