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差别存在，所以区别对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近日在公开演讲中表示，目前一些专家“城乡一体化的全民医保”的说法是有极大误导的。在过渡时期，只能实行城乡双轨的医疗保障体系。在城镇实行基本的医疗保险，在农村实行新型的合作医疗保险。
李剑阁的观点说白了就是大路货的国情论——国情就是这样的嘛，因为差别存在，所以区别对待咯。
我不明白的是，我们一谈到国情，为什么总是以下线来谈论，而不是以上线来谈论，总是以穷人来作参照，而不以富人来参照，以自行车来作参照，而不以宝马来作参照。难道穷人和自行车是国情，富人和宝马就不是国情？以穷人和自行车作参照当然困难多多，所以，很多事情还不能一体化，要区别对待，就连基本（什么叫基本？）的医疗保障也要实行双轨制。我还不明白的是，我们一谈到国情，总是说政府如何困难，而较少说老百姓如何困难，政府再困难，能比老百姓困难？我更不明白的是，既然差别存在，为什么不努力消除这种差别，而是在差别之上再加一截差别，那样，两者的差别岂不是越拉越大？！
我们不是说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么？农民也是人民的一部分。要讲成果共享，就要一视同仁，发展水平高点，就让人民享受高点，发展成果少点，就让人民享受少点，我想人民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怨言。只是这种一头翘起来，一头沉下去的共享是难以令人信服（或幸福？）的。这不是明着说农民天然就低人一等，在中国大地上，天然就存在同命不同价？！
我们不是说要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的利益入手么？什么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的利益问题？“开门七件事”、生老病死就是。基本医疗保障事关人民群众的生老病死，自然就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的利益问题。为什么这些利益问题一旦具体化，就成了一句空话了呢？就要找出那么多的理由来推脱了呢？
我要强调一点，解决成果共享、“三个最”的利益问题，并不是要搞平均主义，搞大锅饭，而是说，给人民最基本的保障是政府的义务和责任，在解决人民最基本的保障上，是没有什么好讨价还价的，也是共享成果的前提和表现。在解决人民最基本的保障之后合法合理合情的千差万别、姹紫嫣红，都应该是认可的。但推行全民医保应该是一个硬杠杠，真不应该找什么理由推脱。我们不比先进，比稍为差一点的，如印度实行全民医保，而人均GDP是印度两三倍的中国没有实行，如何说不过去？
可是我们的李剑阁先生说，“前不久，卫生部组织官员去印度考察，发现印度根本不能提供像样的医保。”是的，我相信这个考察结果是真实的，可问题是，在中国，是谁需要“像样的医保”？又是谁连“不像样的医保”也没有获得？是谁说人民要求一下子就“像样”起来？自己连尝试一下的功夫都没有去做，又怎么好说人家做得不好（就象一个饥饿的人说吃肉有害健康）？又如何肯定自己也会做得不好？单单以此推脱，是为了什么呢？在明年要推行新医改的节骨眼上，说这样一番话，又是为了什么呢？
目前，中国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就是利益分配不公，这种不公致使社会呈两极分化态势，一方面是富人的天堂，一方面是穷人的地狱，已经引发了很多矛盾不和谐的因素。那么，政府在进行社会利益的二次分配时，就要努力缩短差距，控制在社会普遍能够接受范围之内。可是农村与城市的医保不能做到向弱势倾斜，不能做到一视同仁，还要割瘦补肥，只过是建立在农民的强大忍耐力（甚至感恩？）基础之上的。但本质上是加剧社会的不公，与构建和谐社会背道而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近日在公开演讲中表示，目前一些专家“城乡一体化的全民医保”的说法是有极大误导的。在过渡时期，只能实行城乡双轨的医疗保障体系。在城镇实行基本的医疗保险，在农村实行新型的合作医疗保险。
李剑阁的观点说白了就是大路货的国情论——国情就是这样的嘛，因为差别存在，所以区别对待咯。
我不明白的是，我们一谈到国情，为什么总是以下线来谈论，而不是以上线来谈论，总是以穷人来作参照，而不以富人来参照，以自行车来作参照，而不以宝马来作参照。难道穷人和自行车是国情，富人和宝马就不是国情？以穷人和自行车作参照当然困难多多，所以，很多事情还不能一体化，要区别对待，就连基本（什么叫基本？）的医疗保障也要实行双轨制。我还不明白的是，我们一谈到国情，总是说政府如何困难，而较少说老百姓如何困难，政府再困难，能比老百姓困难？我更不明白的是，既然差别存在，为什么不努力消除这种差别，而是在差别之上再加一截差别，那样，两者的差别岂不是越拉越大？！
我们不是说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么？农民也是人民的一部分。要讲成果共享，就要一视同仁，发展水平高点，就让人民享受高点，发展成果少点，就让人民享受少点，我想人民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怨言。只是这种一头翘起来，一头沉下去的共享是难以令人信服（或幸福？）的。这不是明着说农民天然就低人一等，在中国大地上，天然就存在同命不同价？！
我们不是说要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的利益入手么？什么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的利益问题？“开门七件事”、生老病死就是。基本医疗保障事关人民群众的生老病死，自然就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直接的利益问题。为什么这些利益问题一旦具体化，就成了一句空话了呢？就要找出那么多的理由来推脱了呢？
我要强调一点，解决成果共享、“三个最”的利益问题，并不是要搞平均主义，搞大锅饭，而是说，给人民最基本的保障是政府的义务和责任，在解决人民最基本的保障上，是没有什么好讨价还价的，也是共享成果的前提和表现。在解决人民最基本的保障之后合法合理合情的千差万别、姹紫嫣红，都应该是认可的。但推行全民医保应该是一个硬杠杠，真不应该找什么理由推脱。我们不比先进，比稍为差一点的，如印度实行全民医保，而人均GDP是印度两三倍的中国没有实行，如何说不过去？
可是我们的李剑阁先生说，“前不久，卫生部组织官员去印度考察，发现印度根本不能提供像样的医保。”是的，我相信这个考察结果是真实的，可问题是，在中国，是谁需要“像样的医保”？又是谁连“不像样的医保”也没有获得？是谁说人民要求一下子就“像样”起来？自己连尝试一下的功夫都没有去做，又怎么好说人家做得不好（就象一个饥饿的人说吃肉有害健康）？又如何肯定自己也会做得不好？单单以此推脱，是为了什么呢？在明年要推行新医改的节骨眼上，说这样一番话，又是为了什么呢？
目前，中国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就是利益分配不公，这种不公致使社会呈两极分化态势，一方面是富人的天堂，一方面是穷人的地狱，已经引发了很多矛盾不和谐的因素。那么，政府在进行社会利益的二次分配时，就要努力缩短差距，控制在社会普遍能够接受范围之内。可是农村与城市的医保不能做到向弱势倾斜，不能做到一视同仁，还要割瘦补肥，只过是建立在农民的强大忍耐力（甚至感恩？）基础之上的。但本质上是加剧社会的不公，与构建和谐社会背道而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