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超生”的奥运冠军 （转：何亚夫）

其三，奥运会女子平衡木冠军邓琳琳是第二胎。邓琳琳，1992年4月出生，汉族，安徽阜阳人，父亲邓杰古，母亲周侠。邓琳琳的哥哥邓枭枭也是体操运动员，比她大一岁。按照“一孩半”政策，第一胎是男孩不准生二胎。
其四，奥运会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冠军陈若琳是第二胎。陈若琳1992年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市，汉族。8月1日《新京报》报道：“陈若琳3岁时，父母离异，妈妈带着哥哥去了国外。”


其五，奥运会男子双人3米跳板冠军罗玉通是第二胎。罗玉通1985年出生于广东省惠州市，汉族。8月3日《南方都市报》报道：“哥哥罗玉波比他大两岁，小时候，两人天天厮混在一起。‘感情好得没法说。’罗玉波说，家门口的鱼塘，就好比他们的‘天堂’。”按当时计生政策，第一胎是男孩不准生二胎。
其六，伦敦奥运会男子蹦床季军、北京奥运会男子蹦床冠军陆春龙是第三胎。8月4日《现代快报》报道：“陆春龙排行老三，大姐比他大10岁，二姐比他大6岁，用陆建平（陆春龙父亲）的话来讲，当初村里分了田，想着生了闺女总是要嫁出去的，还是得要儿子。为此，陆家为了这个超生的儿子，还被罚了钱。”


计生宣传说“越生越穷”，然而，虽然陆春龙在陆家三个孩子中最小，但他挣工资却最早。陆春龙12岁已经进入江苏省队，陆建平回忆说，当时儿子的月工资近1000元，比他赚得还多。“当时大女儿正在读大学，二女儿上中学，龙龙的工资负担起了姐姐的学费。”
这些“超生”孩子的出生，证明当地的计生工作仍然存在“缺点”。然而，我要感谢当地的计生工作抓得不够好，才使这些“超生”孩子成了计划生育的“漏网之鱼”。不久前，在中菲黄岩岛对峙事件中，《新民周刊》发表评论说：“我中华的土地固然广袤辽阔，但没有一寸土地是多余的！”我想说：“我中华的人口固然众多，但没有一个孩子是多余的！”


事实上，我并不认为拿到奥运金牌就很了不起，我也不认为那些拿到奥运金牌的“超生”孩子就是最优秀的。我之所以列举这些“超生”的奥运冠军，目的是讽刺计划生育。这是因为，当年这些“超生”孩子出生时，被计生委认为是“社会负担”，要征收“超生罚款”或“社会抚养费”；现在这些“超生”孩子拿了奥运金牌，又被官方媒体认为他（她）们是“为国争光”。
另外，还有一些奥运金牌获得者虽然不一定是“超生”，但他（她）们并不是独生子女。例如：


奥运会女子举重48公斤级冠军王明娟是第二胎。王明娟于1985年出生于湖南省永州市，虽然她的父母是瑶族，可生二胎。但王明娟除了有一个哥哥以外，还有一个弟弟。因此，按照计生政策，王明娟的父母生了三胎，可能属于“超生”。

难道超生的都比较聪明？

全红婵是不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