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山土主庙“南诏彝王大殿”匾额悬于何时？
首先，我们要了解这个匾额被悬挂的时间和时代背景。其次，要弄清楚在巍山彝族或是其外支系在历史上有无“彝王”这个概念。如果有，那它在各地彝语中的叫法是什么？如果没有，那巍山彝族凭空捏造这个概念的本意是什么？是想以此来强化民族意思，还是想造成既定现实，促成“南诏彝族论”的“合乎化”？
时间：经核实，巍山“南诏彝王大殿”于2007年农历2月初开光，匾额亦悬于此时。
最后，在证实历上并未有“彝王”概念后，我们需客观地分析此概念所带来的危害。
上述所列各问题，我们需一一寻找相关历史文献，并联系民俗来加以阐述说明，旨在让更多的人在认识上能作参考。
据资料表明，彝族历史上并无“彝王”这个概念，只有“兹莫”（土司，主要分布于四川凉山、贵州水西、威宁等地）和“乌底”（巍山彝族对土主的称呼。该词疑借自白语ngvd deip[皇帝]，而且其意同白语）。另据罗勇对巍山地区土主庙的研究表明：
当地彝族村民根本不知道土主的彝语称谓......地方政府和研究学者所关心的是如何将不同的彝语称谓统合起来，构建彝族文化特质......他们把古代汉文献里记载的土主与彝族村落中不见于汉文献的神灵统合起来，合称土主。通过印发小册子作为乡土教材，组织干部、教师、学生学习，试图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同。（详见罗勇《我的土主崇拜研究之旅》六节）。
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土主，抑或本主信仰在云南很普遍而且分布较广（详见《明清时期云南土主庙的分布》）。不论是本主或土主，都只是地方保护神，地域性神灵，而且没有哪个地方的土主信众将土主奉为祖先，除了巍山彝族。而且是近建国后“南诏彝族论”产生以后，彝族土主信众才在地方学者精英的主导下，纷纷将土主奉为祖先。罗勇先生在田野调查中还发现，巍山地区关于南诏蒙氏所谓的民间神话传说，都是其民族精英创作的，很多传说根本不是采自于民间。
巍山彝族为何要捏造此概念？
1、通过此概念来提升巍山旅游品牌形象，吸引游客眼球，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2、以此重构彝族彝族祖先崇拜和历史文化，强化族群意识。如巍山县政府出版的《巍山彝族简史》，就明显将巍山彝族文化扩大化，将巍山历史上的古寺、古塔及一切古建筑纳入到自己的文化体系之中，以及将整个南诏史和同时期的白族历史，都当作彝族历史的一部分。一个非传统信仰佛教的族群，居然把巍山历史上的古佛寺、古佛塔列入自己的文化体系中，其目的无非就是想以此来增加民族自豪感，加强民族疑聚力。并要极力彰显出巍山彝族土著民族的地位，以此“名正言顺”地来继承巍所有古文化。
3、为“南诏蒙氏彝族论”制造“既定事实”，以此来弥补史料中的不足。
众所周知，南诏王室族属是一个争论颇大的学术问题，迄今无定论。关注南诏历史的人都会发现，虽然“南诏彝族论”被巍山县政府结合祭祖的名义，似乎弄得风生水起、合乎顺理。但有一点非常致命，即无论是中原历史文献，还是云南地方、民族历史文献，以及周边国家民族的历史文献中，均无南诏蒙氏为彝族的记载，包括彝族史书经典——《西南彝志》。所以不排除有欺世盗名之嫌。
在此，我表明我的立场，我对巍山彝精英努力推进“南诏彝族论”并通过各种行政和人为手段，极力使其“合乎化”的做法是持批判观点的。现就其所带来的危害阐述我的观点：
1、歪曲历史。前文已述，就现目前所掌握研究南诏历史的资料，找不到一条记载南诏蒙氏而 为彝族的记录。引杨政业先生在其《白子国国王张乐进求及其家世评述》一文中的原话：“‘南诏王室彝族说’是由今至古的推论方法，古文献对于蒙氏为白人的的记载应该予以重视。”果不其然，“南诏王室彝族说”便是先设立好蒙氏为彝族这个大框架，再以此为基准去寻找证据，并不惜捏造一些所谓的“民间传说”来试图辅证这个观点。而且，此前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仅局限于王室，主体民族都公认是白族先民。但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南诏王室彝族说”在彝族族群中广泛传播，并不断变质。有的彝族学者却 继而得出“南诏是彝族先民建立的政权”，等极富主观民族主义的观点。
著名史学家方国瑜先生曾在其《关于“乌蛮”和“白蛮”的解释》中严厉批评过这种说法，他针对彝族学者‘公元八世纪中业，云南彝族先民联合他民族共同建立了以彝族为主体的南诏国’说：“无论从记录上或是历史上都得不出这样的结论来，大概是以南诏为‘乌蛮别种’的一个‘乌’字作出这样的判断。一个字事小，社会历史事大，为何死啃一个字不放而判断了整个历史呢？”
因为此学说的不断泛滥，误导了相当一部分人，也包括以前的我。现在考古研究表明，洱海周围迄今为止并没发现和出土任何与彝族文化特征相匹配的文物，也没有任何文献记载洱海周围有彝族先民活动的有力证据。
首先，我们要了解这个匾额被悬挂的时间和时代背景。其次，要弄清楚在巍山彝族或是其外支系在历史上有无“彝王”这个概念。如果有，那它在各地彝语中的叫法是什么？如果没有，那巍山彝族凭空捏造这个概念的本意是什么？是想以此来强化民族意思，还是想造成既定现实，促成“南诏彝族论”的“合乎化”？
时间：经核实，巍山“南诏彝王大殿”于2007年农历2月初开光，匾额亦悬于此时。
最后，在证实历上并未有“彝王”概念后，我们需客观地分析此概念所带来的危害。
上述所列各问题，我们需一一寻找相关历史文献，并联系民俗来加以阐述说明，旨在让更多的人在认识上能作参考。
据资料表明，彝族历史上并无“彝王”这个概念，只有“兹莫”（土司，主要分布于四川凉山、贵州水西、威宁等地）和“乌底”（巍山彝族对土主的称呼。该词疑借自白语ngvd deip[皇帝]，而且其意同白语）。另据罗勇对巍山地区土主庙的研究表明：
当地彝族村民根本不知道土主的彝语称谓......地方政府和研究学者所关心的是如何将不同的彝语称谓统合起来，构建彝族文化特质......他们把古代汉文献里记载的土主与彝族村落中不见于汉文献的神灵统合起来，合称土主。通过印发小册子作为乡土教材，组织干部、教师、学生学习，试图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同。（详见罗勇《我的土主崇拜研究之旅》六节）。
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土主，抑或本主信仰在云南很普遍而且分布较广（详见《明清时期云南土主庙的分布》）。不论是本主或土主，都只是地方保护神，地域性神灵，而且没有哪个地方的土主信众将土主奉为祖先，除了巍山彝族。而且是近建国后“南诏彝族论”产生以后，彝族土主信众才在地方学者精英的主导下，纷纷将土主奉为祖先。罗勇先生在田野调查中还发现，巍山地区关于南诏蒙氏所谓的民间神话传说，都是其民族精英创作的，很多传说根本不是采自于民间。
巍山彝族为何要捏造此概念？
1、通过此概念来提升巍山旅游品牌形象，吸引游客眼球，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2、以此重构彝族彝族祖先崇拜和历史文化，强化族群意识。如巍山县政府出版的《巍山彝族简史》，就明显将巍山彝族文化扩大化，将巍山历史上的古寺、古塔及一切古建筑纳入到自己的文化体系之中，以及将整个南诏史和同时期的白族历史，都当作彝族历史的一部分。一个非传统信仰佛教的族群，居然把巍山历史上的古佛寺、古佛塔列入自己的文化体系中，其目的无非就是想以此来增加民族自豪感，加强民族疑聚力。并要极力彰显出巍山彝族土著民族的地位，以此“名正言顺”地来继承巍所有古文化。
3、为“南诏蒙氏彝族论”制造“既定事实”，以此来弥补史料中的不足。
众所周知，南诏王室族属是一个争论颇大的学术问题，迄今无定论。关注南诏历史的人都会发现，虽然“南诏彝族论”被巍山县政府结合祭祖的名义，似乎弄得风生水起、合乎顺理。但有一点非常致命，即无论是中原历史文献，还是云南地方、民族历史文献，以及周边国家民族的历史文献中，均无南诏蒙氏为彝族的记载，包括彝族史书经典——《西南彝志》。所以不排除有欺世盗名之嫌。
在此，我表明我的立场，我对巍山彝精英努力推进“南诏彝族论”并通过各种行政和人为手段，极力使其“合乎化”的做法是持批判观点的。现就其所带来的危害阐述我的观点：
1、歪曲历史。前文已述，就现目前所掌握研究南诏历史的资料，找不到一条记载南诏蒙氏而 为彝族的记录。引杨政业先生在其《白子国国王张乐进求及其家世评述》一文中的原话：“‘南诏王室彝族说’是由今至古的推论方法，古文献对于蒙氏为白人的的记载应该予以重视。”果不其然，“南诏王室彝族说”便是先设立好蒙氏为彝族这个大框架，再以此为基准去寻找证据，并不惜捏造一些所谓的“民间传说”来试图辅证这个观点。而且，此前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仅局限于王室，主体民族都公认是白族先民。但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南诏王室彝族说”在彝族族群中广泛传播，并不断变质。有的彝族学者却 继而得出“南诏是彝族先民建立的政权”，等极富主观民族主义的观点。
著名史学家方国瑜先生曾在其《关于“乌蛮”和“白蛮”的解释》中严厉批评过这种说法，他针对彝族学者‘公元八世纪中业，云南彝族先民联合他民族共同建立了以彝族为主体的南诏国’说：“无论从记录上或是历史上都得不出这样的结论来，大概是以南诏为‘乌蛮别种’的一个‘乌’字作出这样的判断。一个字事小，社会历史事大，为何死啃一个字不放而判断了整个历史呢？”
因为此学说的不断泛滥，误导了相当一部分人，也包括以前的我。现在考古研究表明，洱海周围迄今为止并没发现和出土任何与彝族文化特征相匹配的文物，也没有任何文献记载洱海周围有彝族先民活动的有力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