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浩楠

[关键词]金代 花帽军 皇权 抗蒙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金代末年诸多抗蒙义军中之一的“花帽军”的始末进行初步的研究，来探讨金末义军和皇权的关系，以及在抗蒙战争的表现，以及几位将领的研究。并在最后就如何看待历史上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战争以及史学研究的双重标准问题，提出自己浅薄的看法。


正文：
本人在以前的诸多文章中，提及了关于金史研究的轻重问题，指出金史研究中一种遗憾的现象是相对重视金朝前期和中期的研究，相对忽略金朝末期的研究。其实关于这一点，老一辈金史的研究者张博泉先生早已经指出，先生早就提出不光金史，中国的断代研究史都存在重视兴盛时期，对王朝末年重视不够。而且说“既要研究金朝的开国史 兴盛史，也要研究金朝的亡国史”。但是做到谈何容易，金史的史料本来相对其他断代就相对偏少，而金末的史料相对金朝前 中期亦感觉不足。且有时为了突出朝代更替的合法性，故意突出渲染前朝的恶的现象也是存在的。本人属于辽金史的业余爱好者，对金末的历史兴趣颇浓。因此不胜浅陋写出这个文章，以求正于方家。


由于本人的研究属于业余性质，这就意味着参考资料难以作到全面搜集。为此，本人特地以邮件和电话的方式请教了两位辽金史研究领域中的前辈，他们给我的回复是“花帽军材料太少，没有人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对于这个课题本人成为首先吃螃蟹的人，颇感欣慰。但是本人认为现代的历史研究，任何课题也不可能是凭空而起，辽金史研究近二十余年成就巨大，但是存在的问题之一是重复研究略显过多，且重复研究中，一些文章并不提到前人的研究，这多多少少是对前人劳动成果的不尊重。因此在正文开头之前，本人决定总结我涉猎的书籍和论文中涉及到花帽军的地方。关于花帽军，前人虽没有系统研究，但是涉及的地方还是不少的。在建国后的一大段时间内，历史研究长期重视阶级斗争，因此花帽军镇压红袄军起义论述比较多。（1）。张博泉先生的《金史简编》（2）论述了花帽军首领郭仲元的凤翔之战。陈智超先生的《金末宋末抗蒙（元）义军的比较》（3），将金朝末年的义军分为几种类型进行研究，且简单与宋末的义军进行了比较，花帽军被陈先生划为“山东型”，重点叙述仍然是镇压红袄军的战绩。宋史学者王曾瑜先生的《金朝军制》（4），虽然和忠孝军一样，没有单独立章节，但是对金朝末年军政的一些总结值得重视，如指出金朝末年军队主力是附金地主武装，行元帅府 元帅的滥设及编制缩水，“十羊九牧”，以及对“九公封建”提出与南宋初年的镇抚使类似，颇有新意。以上诸位学者的先期研究，给本人的浅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启发。在这里特此提出。


从金大安三年开始，由铁木真统一的蒙古汗国连续向金朝发动三次大规模的进攻，在一些关键战役中，金军大多败绩，到贞佑二年“是岁，河北郡县尽拔，唯中都、通、顺、真定、清、沃、大名、东平、德、邳、海州十一城不下。”（16）而金朝的军事情况又如何呢？金朝前期的精锐主力女真猛安谋克军，自从入中原后战斗力下降许多，海陵末年已经露出了这种苗头，当时南宋川陕“边将常曰：敌兵易与，十不敌部落一二”故金朝“招西蕃部落为军”以对付宋军。（17）世宗 章宗时，这种衰落的迹象日甚一日，章宗初年，元老徒单克宁就提醒章宗“承平日久，今之猛安谋克其材武已不及前辈，万一有警，使谁御之？”（18）甚至那些未迁入中原的猛安谋克亦习此风，比如原来骁勇的胡里改人到章宗时，竟也“视旧则稍知礼貌，而勇劲不及矣。”（19）女真猛安谋克军战斗力下降，故金朝中期精锐由乣军取代，在金章宗时期对付蒙古诸部和南宋的战争中立下许多战功。宣宗时杨云翼谏宣宗伐宋，理由之一就是“今日之事与泰和不同故耳”“泰和举天下全力，至于乣军，亦躯之为前锋，今能之乎？”（20），宣宗时移剌福僧上抵御蒙古之策，言“为今之计，惟先招徕乣人。选择乣人旧有宿望雄辨者，谕以恩信，彼若内附，然后中都可复，辽东可通。”（21）从大臣们的这些意见中，可以看出乣军的重要性。战例也能说明问题，蒙古第二次围攻中都时，金将纥石烈执中诱蒙古军至涿 易，乘车督战“鞑兵大败”次日以术虎高琪以乣军五千与蒙古军战斗“自夕至晓”只是由于忽然北风大作，蒙古军乘机纵火而溃败。（22）证明大臣所言不虚。但是乣军以契丹人为主，而金对契丹人一向充满猜忌，如金世宗就说契丹人“彼之野心，亦足见也。”且断言“异时或有边衅，契丹岂肯与我一心也哉。”（23），金朝不光是这么说，也确实这么做了，而且这个政策一直得到坚持，卫绍王时期北边有警，他竟下令“辽民一户，以二女真户夹居防之”（24），就能说明一定问题，在这种猜忌状态下，契丹人自然会对金政权离心离德，后多叛降蒙古。女真军丧失战斗力，乣军虽然战斗力强但叛亡相继，这就是金蒙战争初期金朝军事的真实写照。那么这个战斗力的空白也只能也惟一可以由金朝的汉族构成的正规军和义军来填补。花帽军就是在这个大敌当前而金朝无兵可用的背景下出现的。


金朝的汉人并非向一些人想象的那么懦弱，一些地区有尚武的风俗，比如花帽军诞生的燕云地区，这里的人民“次则习骑射，耐劳苦。未割弃已前，其中人与夷狄斗，胜负相当。”（25），以后这里割让辽朝，这里的人民“表现在文化上，就是强烈的尚武精神。”（26）其他地区亦有如此现象，金朝老将夹谷清臣回答章宗汉人与西夏人孰勇的问题时，说“汉人勇”（27），金将移剌塔不也也说“河东地险人勇，步兵为天下冠”（28）。夹谷清臣是胡里改人，移剌塔不也是契丹人，相信他们不会因为偏私族类而说汉人的好话。可见，金朝的汉人是具有成为填补金军战斗力空白的资格的。


从金蒙战争初期开始，由汉人构成的义军逐渐展现在历史舞台面前。一开始义军分两种类型（29），一种是金军战败后，由地方土豪组成的义军，比如金居庸关失守后“迩者撤居庸兵，我势遂去。今土豪守之，朝廷当遣官节制，失此不图，忠义之士，将转为他矣。”（30）就属于这种类型，另一种类型是金政府官员组织的，比如中都被围时，任尚书省令史的田琢招集义勇“募兵旬日，得二万人。”（31），侯挚“贞佑初，大兵围燕都，时挚为中都曲使，请出募军，已而婴城有功。”（32）花帽军与他们略有不同，是政府官员属下的“壮士”招募的，“（贞佑）二年正月，乘夜与壮士李雄、郭仲元、郭兴祖等四百九十人出城，缘西山进至佛岩寺。令李雄等下山招募军民，旬日得万余人。择众所推服者领之，诡称土豪，时时出战。”（33）郭仲元就是其中的“壮士”之一，他确实很尽力“李雄募兵，仲元与完颜阿邻俱应募，


数有功。”（34）从现有史料分析，他招募的地域范围很大，比如后来成为郭仲元部将之一的李霆，是宝坻人“贞佑初，县人共推霆为四乡部头。霆招集离散，纠合义兵，众赖以安。招抚司奏其事，迁两官。霆与弟云率众数千巡逻固安、永清间，遥授宝坻县丞，充义军都统。”（35）关于花帽军初期的战绩，由于金史的缺载只能从一些间接的史料来推测，但有一点不容否认，当时他招募的花帽军确实是在金朝各个义军中相对强的一支，南宋人已经知道他的名气“有户部令史郭忠者（按，应为郭仲元之误），率山后军民击鞑靼，逐之。金人后名其军为‘花帽军’。”（36）元代的史料有一条，记载宋珍“时先父独与先叔祖留燕，会圣朝（蒙古）亲王领兵下，叔祖归之，王善，赐之银符，置千夫长。击花帽贼于燕之水谷，以战死。”（37），这里的“花帽贼”即“花帽军”，击败了附属蒙古的一支地主武装。应该说蒙古军最终没有破中都，而接受与金议和，花帽军的奋力作战是不容忽视的。除了以上两条外，还有一些史料能说明问题，金朝遗民刘祁说“南渡之初，将帅中最著名者曰郭仲元，俗号郭大相公，其军号‘花帽子’。”又云“仲元为将，重厚沈毅，有谋。”（38）这里说郭仲元是南渡之初最著名的将帅。此外按金制“近制，赐本朝姓者，凡以千人败敌三千者赐及缌麻以上，败二千人以上者赐及大功以上，败千人以上赐止其家。”（39），完颜阿邻后来要求特赐其兄守楫及从父兄弟，宣宗许之，引起郭仲元的不满，曰“臣顷在军旅，才立微功，遽蒙天恩，赐之国姓，非臣杀身所能仰报。族兄徐州讥察副使僧喜、前汾州酒同监三喜、前解州盐管勾添章、守兴平县监酒添福犹姓郭氏。念臣与僧喜等昔同一家，今为两族，完颜阿邻与臣同功，皇恩所加并及本族，僧喜等四人乞依此例。”（40）从以上史料证明，郭仲元和郭阿邻同时立下了金朝规定的“止赐其家”的战功，保守的估计是战功达到以千人击败敌千人。但是这么估计也有一定的问题，因为金朝后期有滥予赐姓的现象，故所谓的赐姓标准好多依君主和宰执一时好恶来制定的，有一定的随意成分。（41），本人认为，这么做与金朝统治集团对郭仲元和郭阿邻的猜忌有关（这个下文论及），故采取一升一压的措施挑拨二人矛盾罢了。在贞佑三年以后，郭仲元先后担任“永定军节度使”并兼任本路宣抚使 “遥授知河间府事”“知济南府事，权山东东路宣抚副使。”等官职。（42）


花帽军在宣宗前期立下的另一比较大战功是镇压山东的红袄军起义，红袄军起义，根本原因是因为金朝的括地政策致使汉族农民失去土地。（43），直接原因是蒙古南下，金朝对这里失去了控制，首先发难的是杨安儿，早在泰和年间的金宋战争时，就活跃在山东一带。（44），后接受金朝招安，大安三年金蒙战争起，金朝另他招募“铁瓦军敢战军”（45）迎敌。但他却乘机回到山东，于是红袄军起义开始兴起，金朝为了对付起义军，以驸马仆散安贞为主将，携带郭仲元和郭阿邻两军南下，宋人记载主要的起义军皆为花帽军所击败“又有郝八者，名仪，以贞佑二年春据山东叛，僭号大齐，改元顺天。金人遣花帽军生擒之，磔于开封。又有刘二祖者，亦名盗也，其女刘小姐亦聚众数万，皆为花帽军所破。”（46）。按金朝的记载有些不同，刘二祖部，金方记载破其部的是夹谷石里哥和提控没烈。（47），生擒郝定的是郭阿邻的“黄鹤袖军”“顷之，破红袄贼郝定于泗水县柘沟村，生擒郝定，送京师斩之。”（48），那么郭仲元的花帽军参战了没有？看来应该是参战了，郭仲元到南京朝见金宣宗时，献收复河朔之策，但宣宗说“朕以参政侯挚与卿素厚，命于彼中行省，应悉朕心。卿求入见，其意固嘉，东平方危，正赖卿等相为声援，俟兵势稍缓，即徙军附河屯驻，此时卿来，盖未晚也。尚思戮力，朕不汝忘。”（49），这里的东平行省，实际上就是为了对付红袄军而专门设置的。（50）宣宗要求郭仲元和郭阿邻“相为声援”正是他们参战的明证，况且《朝野杂记》的作者李心传著史严谨，其《女真南徙》《鞑靼款塞》许多地方与《金史》相合。想必不会凭空杜撰。还有郭仲元也有一些对付红袄军的战绩，比如贞佑四年“红袄贼千余人据涟水县，仲元遣提控娄室率兵击破之，斩首数百，败祝春，擒郭伟，余众奔溃，遂复涟水县。”（51）。郭仲元和锅阿邻部的参战，为金迅速减弱红袄军的上升势头确实很大，比如对郝定，金军竟然“（仆散安贞）遣兵讨郝定，连战皆克，杀九万人，降者三万余，郝定仅以身免。”（52）就显示了他们一定的战斗力水平。从此红袄军渐渐衰落，山东形成金朝 南宋 蒙古互相经略的复杂局面。


（1）如何俊哲等《金朝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第471页；李锡厚 白·滨《辽金·西夏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版）第279页除提及花帽军镇压起·义外，亦指出“花帽军曾与蒙·古军发·生战斗并取得胜利”。

（2）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9页
（3）陈智超《陈智超自选集》（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2-428页
（4）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5）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14页《道宗皇帝哀册》当时将平叛当作重大胜利，如“蠢·尔鞑·靼，自取·凶灭。扰我·边陲，萃其巢·穴。上将即行，奇兵用设。即戮渠魁，群·党归悦。”可见此战对于辽廷之意义以及蒙·古诸部之盛。
（6）此“萌古斯”并非后来的铁木真的蒙古部。[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华书局2000年版，以下简称《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明确指出二者并非一部，且言“然二国居东西两方，相望凡数千里，不知何以合为一也。”[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华书局2001年版）卷二九《元史》引《蒙鞑备录》言“先有蒙古斯国，雄于北边，后绝衰灭。成吉思起事，慕蒙为雄国，乃改称大蒙古国。”今人苏日巴达拉哈先生的《蒙古族族源新考》（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亦认为二者并非一部，见该书页55--57


（7）[金]王彦潜《金源郡王完颜希尹神道碑》言“萌古斯扰边，王偕太师宗磐奉诏往征之。”且“入朝奏捷”。
（8）《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卷八二《移剌温传》；卷八一《耶律怀义传》；卷一二零《乌林答晖传》又卷七三《完颜守贞传》在君臣提及用兵北方之策时，守贞言“惟有皇统以前故事，舍此无法耳。”似此战金朝获胜。
（9）《金史》卷九四《完颜襄传》言“父阿鲁带，皇统初北伐有功。”
（10）《金史》卷五《海陵纪》及卷七二《彀英传》提及贞元元年的一次“北巡”但“无功”；卷八九《移剌子敬传》提及正隆元年的一次“巡边”。
（11）《金史》卷八九《移剌子敬传》；卷九一《移剌按答传》；卷七一《宗叙传》；卷八七《纥石烈志宁传》。
（12）[金]王寂《鸭江行部志》（贾敬颜疏证本）言“一从王师去开边，临敌奋勇能当千。”
（13）分别是明昌六年的夹谷清臣北伐，承安元年的完颜襄北伐，承安二年的完颜宗浩北伐。分见《金史》卷九四《夹谷清臣传》；《完颜襄传》；卷九三《完颜宗浩传》。其中第二次北伐的刻石在蒙古肯特省发现，见穆鸿利、孙伯君《蒙古国女真文、汉文<九峰石壁纪功碑>初释》，《世界民族》2004年第4期。
（14）承安二年，章宗集尚书省诸尘讨论北方边事“议者凡八十四人，言攻者五，守者四十六，且攻且守者三十三”《金史》卷十《章宗纪二》
（15）元朝忌讳其出自鞑靼，如清忌讳建州然。今汉文辽金石刻材料叙述蒙古诸部多称鞑靼，除前引《道宗皇帝哀册》外，尚见辽代《耶律仁先墓志》《耶律庆嗣墓志》（分见《辽代石刻文编》页354 457）以及1980年出土金《乌古论元忠墓志》，而这些在元修辽金史，多以“阻卜”“北部”“边部”叙述之。关于阻卜与鞑靼的关系，可参考刘浦江先生《再论阻卜与鞑靼》，《历史研究》2005年第二期。
（16）《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卷一《太祖纪》
（17）[宋]员兴宗《九华集》卷二四《西陲笔略 敌溃将招西蕃部落为军》（四库全书珍本）
（18）《金史》卷九二《徒单克宁传》
（19）《金史》卷九四《夹谷清臣传》
（20）[金]元好问《遗山集》（四部丛刊本）卷一八《内相文献杨公神道碑铭》
（21）《金史》卷一零四《移剌福僧传》
（22）《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女真南徙》
（23）《金史》卷八八《唐括安礼传》
（24）《元史》卷一四九《耶律留哥传》
（25）[宋]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贾敬颜疏证本）
（26）刘浦江《辽金史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109---127《说“汉人”----辽金时代民族融合的一个侧面》
（27）《金史》卷九四《夹谷清臣传》
（28）《金史》卷一零六《移剌塔不也传》
（29）这种类型的划分，参照了陈智超先生的分法，见前揭陈文。
（30）《金史》卷一零一《李英传》
（31）《金史》卷一零二《田琢传》
（32）《金史》卷一零八《侯挚传》
（33）《金史》卷一零一《李英传》
（34）《金史》卷一零三《完颜仲元传》
（35）《金史》卷一零三《完颜霆传》
（36）《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女真南徙》
（37）[元]刘敏中《中庵先生刘文简公文集》卷五《宋氏先茔之记》；见《全元文》（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卷三九九
（38）[金]刘祁《归潜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卷六
（39）《金史》卷一零三《完颜阿邻传》
（40）《金史》卷一零三《完颜阿邻传》
（41）周峰《金朝赐姓考述》，见《金史研究论丛》，哈尔滨出版社2000年版
（42）《金史》卷一零三《完颜仲元传》
（43）关于括地，可参考刘浦江先生《金代土地问题的一个侧面-----女真人与汉人的土地争端》，《辽金史论》页215--241，拙作《金朝弊政----括地》亦有论及，但远远不如刘先生的水平
（44）《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鞑靼款塞》记载杨安儿“为盗于太行”似误。宋金在泰和年间的战争时期，河东太行山地区未有起义，而山东地区的起义记载很多，见《金史》卷九五《张万公传》；卷一零一《完颜承晖传》；卷一零四《王扩传》
（45）《金史》卷一零二《仆散安贞传》；《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鞑靼款塞》载其招募军号为“必胜军”，不知孰是。
（46）《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鞑靼款塞》
（47）《金史》卷一四《宣宗纪上》；卷一零二《仆散安贞传》
（48）《金史》卷一零三《完颜阿邻传》
（49）《金史》卷一零三《完颜仲元传》
（50）《金史》卷一零八《侯挚传》
（51）《金史》卷一零三《完颜仲元传》
（52）《金史》卷一零二《仆散安贞传》

二花帽军之拆分及相关问题考证
正当花帽军的战绩处于上升状态时，却突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金史》的《完颜仲元传》是这么记载的：
“仲元屡有功，以本职为从宜招抚使，计约从坦等军图恢复。诏以仲元军猥多，差为三等，上等备征伐，中下给戍守，懦弱者皆罢去。”（53）
在另一支著名的义军“黄鹤袖军”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完颜阿邻的传记记载：
“是时，仲元亦积功劳，知济南府，赐姓完颜，与阿邻俱加从宜招抚使，诏书奖谕，且令计约涿州刺史从坦等军恢复中都。于是，仲元、阿邻部兵猥多，诏以三等差第之，上等备征伐，中下戍守，懦弱者罢去，量给地以赡其家。”（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