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为山与百年学府名人雕塑
吴为山教授采访录
光明日报 2002年5月18日
方延明
初夏时节,万木葱绿,在生意盎然的古城南京,南京大学等几所高校都在庆祝建校100周年。在南京大学校园,错落有致地安放了陶行知、徐悲鸿、李四光、竺可桢、茅以升、吴健雄、匡亚明、戴文赛、吴有训、顾毓琇_、杨振宁,在东南大学安放了李瑞清、钱钟韩,在南京师范大学安放了江谦、吴贻芳、陈鹤琴等二十几尊南京大学历史上的名人雕塑,吸引着过往师生以及回校的校友驻足凝视,成为百年南大百岁庆典的一道最亮丽的风景。二十几尊塑像大多是南京大学雕塑艺术研究所吴为山教授的作品。周末的一天,我为此专门采访了吴为山。
采访是在一种融洽探讨、交流的气氛中进行的。
对“你是从什么时候对人物雕塑感兴趣”的问题,吴教授回顾说,从80年代后期到现在,在十多年时间内,我完成了大约200多尊中外杰出人物雕塑,主要是中国文化名人,从孔夫子到杨振宁,跨越2500年。当然,更多的是近现代的文化名人。我认为,一个民族要振兴、发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科技、经济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民族之魂。这是支撑一个国家、民族强盛、持久与否的脊梁。
改革开放以来,部分年轻人把自己的价值观和偶像转向了一些歌星、球星、大款……,这种倾向很自然地忽视了中国传统精华的东西,我以为这对民族进步是一种潜在的危机。作为一个雕塑家,应当承担起社会责任,用民族精英、人类精英去唤起年轻一代的精神回归。今年5月20日,刚好是南京大学百年校庆,作为一所著名高校,南大有很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一个世纪里,这里曾汇集了一大批科学家、艺术家、哲学家。他们不仅属于南京大学,更属于我们这个祖国,属于世界。我试图用我的雕塑作品去留住哲学家的思考,留住科学家的思维,教育家的思想,用民族之魂去成就民族复兴,以表达我对南京大学这所百年学府的敬意。沧桑历往而又生生不息,南大有一种精神,有一种内在的力量,而这,是通过一大批杰出的人去体现的。南大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群雕,可以形象生动地体现这种精神。
当被问及是如何通过雕塑去体现反映一个人的风格及其内心世界时,吴教授说,可以先从宏观上讲一下。一般讲,塑的文化名人是两类,一类是人文学者,一类是科学家,每一个人的生长都与时代紧密相连,比如战国时期的先秦诸子,上个世纪初的康、梁,五四时期的文化名人等,他们都有着各自典型的时代特征。
塑人是不能不讲长相的,决定一个人长相的有三个因素:一是父母遗传,二是生长环境(自然环境),三是人文环境(个人修养、文化环境,一个人的学养与内涵)。对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大国来讲,北方人与南方人不同,有一个名人曾讲过这样一句话,40岁之前不好看怪爹妈,可40岁以后不好看,就是你自己修炼不够。你若仔细去观察一些大家,特别是那些文化人,在达到人生的高境界后,大师与大师之间会出现一种奇怪的趋同现象。因此,在我塑人的过程中,先去找“同”的东西,然后再去找他们的个性。
人文与科学不同。人文深受文化的滋润,人越老就越清癯,风骨凛然,风情万种。那是一种诗的境界,从想象中的老子、苏东坡,到齐白石、冯友兰,都有这样一种感觉,给人诗一般的骨韵,我塑的那件青铜的《诗的沉醉——行吟中的林散之》就比较好地体现了这一点——文化波澜与天地正气的交合……人文学者的思维是跳跃式的、形象的,如李白、李贺等,杜甫有一句“篇终接混茫”就是这个意思。而科学工作者、科学家,他们追求事物发展的真理。在他们那里,方程的解往往只有一个,且大多是定量的。科技是线性的,绝对的,而人文是发散的、相对的。科学家与文化人不一样,数理逻辑与潇洒出尘,可谓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两类不同的风范。
世界著名雕塑家熊秉明先生是冯友兰的学生,他看了冯友兰的塑像后对吴为山说,“看了你的冯友兰雕塑,我相信没有哪个人再去做了,因为那里面有历史,有哲学,是一座化石。冯友兰是我的老师,印在我的脑子里,但我做不出来。”正是由于这一点,冯友兰的女儿宗璞才题就了那句“感谢你(吴为山)用艺术留住了哲学家的灵魂。”这不仅使我想起了李白到黄鹤楼看到崔灏在墙上的诗说的“眼前有景道不得,崔灏题词在上头”那句话。
吴为山教授采访录
光明日报 2002年5月18日
方延明
初夏时节,万木葱绿,在生意盎然的古城南京,南京大学等几所高校都在庆祝建校100周年。在南京大学校园,错落有致地安放了陶行知、徐悲鸿、李四光、竺可桢、茅以升、吴健雄、匡亚明、戴文赛、吴有训、顾毓琇_、杨振宁,在东南大学安放了李瑞清、钱钟韩,在南京师范大学安放了江谦、吴贻芳、陈鹤琴等二十几尊南京大学历史上的名人雕塑,吸引着过往师生以及回校的校友驻足凝视,成为百年南大百岁庆典的一道最亮丽的风景。二十几尊塑像大多是南京大学雕塑艺术研究所吴为山教授的作品。周末的一天,我为此专门采访了吴为山。
采访是在一种融洽探讨、交流的气氛中进行的。
对“你是从什么时候对人物雕塑感兴趣”的问题,吴教授回顾说,从80年代后期到现在,在十多年时间内,我完成了大约200多尊中外杰出人物雕塑,主要是中国文化名人,从孔夫子到杨振宁,跨越2500年。当然,更多的是近现代的文化名人。我认为,一个民族要振兴、发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科技、经济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民族之魂。这是支撑一个国家、民族强盛、持久与否的脊梁。
改革开放以来,部分年轻人把自己的价值观和偶像转向了一些歌星、球星、大款……,这种倾向很自然地忽视了中国传统精华的东西,我以为这对民族进步是一种潜在的危机。作为一个雕塑家,应当承担起社会责任,用民族精英、人类精英去唤起年轻一代的精神回归。今年5月20日,刚好是南京大学百年校庆,作为一所著名高校,南大有很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一个世纪里,这里曾汇集了一大批科学家、艺术家、哲学家。他们不仅属于南京大学,更属于我们这个祖国,属于世界。我试图用我的雕塑作品去留住哲学家的思考,留住科学家的思维,教育家的思想,用民族之魂去成就民族复兴,以表达我对南京大学这所百年学府的敬意。沧桑历往而又生生不息,南大有一种精神,有一种内在的力量,而这,是通过一大批杰出的人去体现的。南大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群雕,可以形象生动地体现这种精神。
当被问及是如何通过雕塑去体现反映一个人的风格及其内心世界时,吴教授说,可以先从宏观上讲一下。一般讲,塑的文化名人是两类,一类是人文学者,一类是科学家,每一个人的生长都与时代紧密相连,比如战国时期的先秦诸子,上个世纪初的康、梁,五四时期的文化名人等,他们都有着各自典型的时代特征。
塑人是不能不讲长相的,决定一个人长相的有三个因素:一是父母遗传,二是生长环境(自然环境),三是人文环境(个人修养、文化环境,一个人的学养与内涵)。对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大国来讲,北方人与南方人不同,有一个名人曾讲过这样一句话,40岁之前不好看怪爹妈,可40岁以后不好看,就是你自己修炼不够。你若仔细去观察一些大家,特别是那些文化人,在达到人生的高境界后,大师与大师之间会出现一种奇怪的趋同现象。因此,在我塑人的过程中,先去找“同”的东西,然后再去找他们的个性。
人文与科学不同。人文深受文化的滋润,人越老就越清癯,风骨凛然,风情万种。那是一种诗的境界,从想象中的老子、苏东坡,到齐白石、冯友兰,都有这样一种感觉,给人诗一般的骨韵,我塑的那件青铜的《诗的沉醉——行吟中的林散之》就比较好地体现了这一点——文化波澜与天地正气的交合……人文学者的思维是跳跃式的、形象的,如李白、李贺等,杜甫有一句“篇终接混茫”就是这个意思。而科学工作者、科学家,他们追求事物发展的真理。在他们那里,方程的解往往只有一个,且大多是定量的。科技是线性的,绝对的,而人文是发散的、相对的。科学家与文化人不一样,数理逻辑与潇洒出尘,可谓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两类不同的风范。
世界著名雕塑家熊秉明先生是冯友兰的学生,他看了冯友兰的塑像后对吴为山说,“看了你的冯友兰雕塑,我相信没有哪个人再去做了,因为那里面有历史,有哲学,是一座化石。冯友兰是我的老师,印在我的脑子里,但我做不出来。”正是由于这一点,冯友兰的女儿宗璞才题就了那句“感谢你(吴为山)用艺术留住了哲学家的灵魂。”这不仅使我想起了李白到黄鹤楼看到崔灏在墙上的诗说的“眼前有景道不得,崔灏题词在上头”那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