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人长期都是把心当作思维的中枢、认知的器官，诸如心领神会、心想事成、心有灵犀、心照不宣等成千上万的词汇、概念和成语都与心紧密相关。只是由于近代科学的发展和传入，才逐渐把认知功能转向大脑，远离心肺。而西方人则至少是从古希腊的阿尔克莽开始就认识到：包括眼、鼻、耳、口、舌在内的“所有感觉器官都以某种方式和大脑联结”；“大脑就是感觉和理智活动的中心”。然而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人把心当作思想的器官就是绝对的错误，西方人把脑当作思维的中枢就是绝对的正确？ 

　　答案不是如此简单。这里不仅存在中国人所谓的心从来都同时具有心灵和精神的含义，就是西方人，也从毕达哥拉斯开始就已经认识到：一切生命体作为一个整体都是血脉相通的。特别是柏拉图，早就从“理、情、意”三统一的高度，指出人生最宝贵、最伟大的三样事物就是“健康、美丽和智慧”。人若没有健康的身体，就不会美丽和充满生命活力，因此也就没有人的一切。身体不仅是人求生存、谋幸福的资本，也是从事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实践活动的前提；尤其要想建成一个理想国家必须开始于人的健康身体。 

　　遗憾的是，数千年来，人们还是普遍地忽视或蔑视身体；没有认识到身体才是真正的大智慧，才是感觉、经验、认知、真理、美德和至善之源泉。身体不只是在思维和存在、心和身、脑和体的统一性上，较大脑和心具有优越的智慧性质，就是就其结构和功能的内在性上，也是人之特殊的身体结构决定了人类特有的能力和智慧。也正是由于智慧所包含的人的思维和雄辩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发明创造能力的培养，都与身体紧密相关，因此至少在柏拉图的教育理念中就已经主张，只有首先施以身体教育，才可能培养出有思维能力和社会行为能力的人，及至天才和伟人。特别是整个儿童时期的智力培养，都是通过游戏活动和某种实践形式得以实现的。智育的目的就是唤醒人的悟性，开启人的智慧，提高人的智商，扩大人的知识，铸造人的主体性和各方面的思想文化素质，培养人的远见卓识。而欲达此目的，没有与身体相关的社会实践是不可能变为现实的。比如如何才能使人变得智慧，除了要求受教育者思想活跃、思维清晰、头脑开放、认识深远、勇于开拓、敢于打破陈规旧套、开辟新领地之外，还要能够学会论证、推理、判断和反思。这些都是人的思维和心理活动的展示及生命力的消耗，从而直接显示人的才华与身体和精力的内在统一。 

　　也正是基于上述思想，杜威才特别反对僵死知识的教育，主张教育要特别注重人的身心健康，并提出三种主要的教育形式：一是游戏运动，不仅有助于人的身体发育，培养人的敏捷的感觉，流利的思想，果敢决断的精神，生动活泼的禀性，也能够使一个被动的、静穆的、无生气的人一变而为活动的、有生气的、有用于社会的人。二是绘画、书法、音乐、雕塑、手工制作等动手活动，它不仅有利于人的肌肉锻炼和脑智锻炼，也有助于培养人的吃苦耐劳的品性、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强劲的生存能力。三是对天然物象的观察和实验，它可以保护人之本能、培养和维持人类天生的好奇心、求知欲、进取心和创造精神。上述三种方法用于蓬蓬勃勃的开发和理智方面的训练，必定大有益处。 

　　正是发现人类对身体的普遍蔑视，尼采才通过对古希腊哲学、艺术和全部人性的考察，精辟地揭示出现代文化的弊端，认为现代教育和科学活动侵蚀和毒害了人的生命，使活生生的肉体受到非人格化的劳动分工等伪经济学的损毁，使人类失去生存的目标，使文化沦为手段，科学也变得日益野蛮。理性的主体在“上百面镜子面前，虚假地映射着自己，使自我成为自己的刽子手”。为此，尼采呼吁：要唤起倍受欺压、凌辱从而麻木的身体逐渐觉醒；要使更多的人认识到信仰身体、找回真人，这比信仰精神更具根本意义。身体才真正是每个人存在的标志。一切从身体出发，以身体为准绳，这是比信仰陈旧的灵魂更令人惊异的思想。回归身体，从身体角度重新审视一切历史、文化和传统，有着颠覆乾坤的价值。以往蔑视身体的人实质上是本末倒置地将心灵看作大理智，把身体看作无知。实际上，强调身体就是强调生命力和医治贫血的灵魂。对于真正的觉醒者来说，“我全是身体，其他什么也不是；灵魂不过是身体的附属物”。蔑视身体者只能加速自我毁灭。人生中，要时刻倾听健康身体的声音，那才是更诚实、更纯粹、更完美、更智慧而又更富有生命力的声音。一个人只有回归身体，打破灵魂的总体性，理性的齐一性，才能够真正拥有突出、鲜明的个性；才能真正让身体当家作主，而不做精神的奴隶；才能真正做到身体壮实，灵魂刚正，激情高昂，智慧超群，拥有创造性和自主性；才能够勇猛刚强，震慑一切，真正成为社会的立法者，实现本真的生命。他说，有史以来理性的最大错误就是扼杀了生命和本能。自命不凡的理性者感情贫乏，思想迟钝，缺乏激情，使传统文化充满虚构和谬误。只有重视身体，才能真正做到胸怀广阔，热爱生命，希求幸福，不随物迁，充分发挥个性，消灭虚假主体，过上真人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