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在野史学”，是与“讲坛史学”相对而言。狭义的“在野史学者”，指的是在大学历史系或正规历史研究机构之外，从事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的一些民间学者。广义的“在野史学者”还包括那些在大学任教或在正规研究所任研究员，却迷信《桓檀古记》、《揆园史话》等伪书，曲解文献和考古资料的那些非主流讲坛学者。
韩国“在野史学”产生于韩国独立初期，其观点五花八门，但共同点是继承了申采浩等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知识分子的观点，认为韩国人的祖先曾统治中国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甚至全部。这比韩国主流史学界所说的“曾统治中国东北地区南部的高句丽和渤海国属于韩国历史”，还更加“大胆”。
“在野史学者”相信，在从上古到19世纪的各个时代，韩国人的先民都曾统治过中国大陆。


在上古史方面，他们把中国古代史书和传说中的一些人物，指认为韩国人祖先。通过对上古史的这种演绎，中华文明成了韩国先民创造的文化的一部分，中国古代政权变为韩民族的政权或韩民族的属国。例如，李重宰认为，韩国人的祖先“盘古桓因”最早建立了国家，三皇五帝都是韩民族的祖先，周朝也是韩民族的国家。高浚焕称，上古韩国人建立了“倍达国”，中国古书中的蚩尤就是该国的第14代国君，他与中国的黄帝在涿鹿展开了73次战争，全部取得胜利，成为东洋霸主。安浩相在1987年出版的《国家历史五千年》一书中，“论证”殷商是东夷建立的，孔子是春秋时期宋人、宋人是殷人后裔，所以孔子是东夷人，东夷与韩民族是同一民族，所以孔子是韩国人。具吉洙等人则“论证”汉字是韩民族发明的。
在中古史方面，“在野史学者”认为，高句丽、新罗、百济，都在中国大陆。例如，韩国民族史研究会常任研究员吴在成著有《百济曾在中国》，林均泽在2007年出版的《韩国史》中也认为三国都在中国大陆。李重载认为最早打通丝绸之路的是新罗。金圣吴著有《进入中国的百济人的海上活动》，认为百济曾在中国大陆殖民，还认为今天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侨都是百济的后裔。
“清朝是韩民族的国家”

如果这种荒诞想象的“史学研究”仅限于少数人的鼓噪，那不足为奇。然而，韩国“在野史学”早已走出书斋，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中日渐产生影响。
近年来，“在野史学者”经常被邀请到大学讲课、演讲，有些大学开设专门传授“在野史学”的培训班。例如，“韩国我们民族史研究会”从2005年起举办“我国历史研究班”，向研究生讲授。“在野史学者”还开设自己的大学。
例如，上古史学会经营的韩民族大学就是其中之一。有些中学教师相信“在野史学”，在中小学讲授韩民族曾经统治中亚、东亚的观点，“在野史学”的著作也被收入中小学图书馆。
在韩国军队中过去韩国陆军本部发布的古代史教材中，就包括韩民族曾统治从堪察加半岛到中东的广阔亚洲大陆的内容。这类观点对士兵和低级军官具有较大影响，甚至成为他们终身信奉的理念，等到他们在军队或政府、商界地位上升之后，他们就成为“在野史学”的积极推动者。

笔者认为这些胡编乱造的历史观点之所以能产生一定影响，有多方面原因。
首先，20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经济起飞时期，知识程度日益提高的公众对本国历史的兴趣日益浓厚，韩国史成为热门学科大学师资严重不足，很多硕士论文尚未完成的韩国史专业研究生就可以去大学当教授。这样，很多拥有学术话语权的教授和研究员，实际上未经严格的学术训练，也没形成尊重客观事实的学术品格。
其次，一部分韩国政府官员被“在野史学”俘虏，或者出于迎合公众的目的，为“在野史学”提供经费和讲坛，提升了“在野史学”的地位。韩国教育科学技术部等政府机构和韩国国家电视台(KBS)都曾支持“上古史学会”的活动，一些国会议员也支持“在野史学”的研讨会在国会图书馆大讲堂进行，并由KBS报道，KBS也常邀请“在野史学”者做活动。
再次，韩国普通公众大多不通汉字，因此很难直接阅读19世纪以前用汉文记载的朝鲜半岛各个政权的史书。
最后，网络媒体对“在野史学”的传播起到很大推动作用，韩国各大门户网站、新闻网站上都有讨论“在野史学”的空间。这些歪曲历史的网络言论也不受任何管制。代表性的“在野史学”网站“我国历史的秘密”，在2009年初点击量己达4 20万人次这在人口不到5000万的韩国是很可观的。众多“在野史学”的信徒，反对一切与其不同的历史观点，并将这些观点归为对中国事大主义史观的产物或日本殖民吏观的残余，这种做法就把正常的学术争论引导到是否“爱国”上去。

韩国人的封闭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了，更别说那廉价的自尊心，畸形的自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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