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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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海明威之后美国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被尊为简约派文学典范。人生的前一半充满了苦难与失望。失业，酗酒，破产，妻离子散，友人背弃，坠入人生之谷底。晚年文学声名渐高，却罹患肺癌，五十岁便英年早逝。致力于描绘美国的蓝领生活，是写失败者的失败者，写酒鬼的酒鬼，生活的变质和走投无路后的无望，是其小说中的常态。作品风格和他自身经历密切相关，包括极其精简的遣词和冷硬的语言风格。


影评
谁更像雷蒙德·卡佛？（李敬泽）

现在，在“创作谈”中，新锐卡佛正诚惶诚恐地交待自己所受的影响：
我没有办法谈一谈可能影响过我的书本或者作家，难以多少有把握地确定那种影响，即来自文学的影响。如果我说我读过的一切都对我产生了影响，那就跟我说我认为任何作家都不曾影响我一样并非实情。
好吧，我们都看到卡佛愁眉苦脸的样子，他正在字斟句酌地兜圈子，这可根本不像布考夫斯基，但转了一圈之后，他知道他还是不得不面对那个该死的问题：海明威。
例如，一直以来我很喜欢海明威的长篇及短篇小说，但是又觉得劳伦斯·达雷尔的作品独树一帜，语言上无人能出其右。
好吧，我承认，可是，还有达雷尔！
当然，我写的不像达雷尔，他当然根本不能算是“影响”。有时，人们说我写的东西“像是”海明威写的，可是我不能说他写的东西影响了我的。我二十几岁时最早读到和佩服过许多作家的作品，例如达雷尔，海明威也是其中之一。
——可怜的小卡啊，他真是小心翼翼，为了把海明威请走，他特意垫上一个达雷尔。我根本不知道达雷尔是谁，我知道卡佛的意思是，我其实更喜欢达雷尔，他比海明威更“右”，但达雷尔不曾影响我，所以，真的，很抱歉：海明威也没影响我。
在这篇题为《火》的长文中，卡佛接着对个人生活与写作做了漫长的回顾，总结一下就是：文学上真正对我有影响的，是我的两个儿子，是的那两个可怕的小鬼，他们使我的生活变成了拥挤嘈杂的噩梦，我只是在这噩梦中拼命设法伸出头来，抓紧时间写一点东西，我根本没工夫不“简”。
他没有再提到海明威，但是，我认为他的忆苦思甜其实是在强调与海明威的区别，比所谓“电报体”更具本质性的区别。是的，海明威不会理解卡佛的压力和承受，那不是什么英雄壮举，不是山姆大叔的冒险，那只是过日子，无意义的、战战兢兢看不到尽头的日子，按卡佛的说法是，随时担心有人从屁股底下把椅子抽走，所以，别跟我说什么勇气，那不是勇气问题，那是忍耐、挺住，慢慢疯掉。
这种区别如此明显，人们竟然视而不见，卡佛显然对此感到郁闷。海明威在一个尺度大得多的世界里活动和想象，而卡佛，他在缝隙里，他的空间几乎从未超出最小的、最起码的生活尺度，他的几乎所有小说，都是关于丈夫、老婆、父母、孩子、酒友，没有别人了。是的，这就是有些人的整个世界，他们一生都走不出去。
卡佛是一个美国农民工的儿子，“农民工”在此不是比喻，这是事实。据卡佛在《我父亲的一生》中回忆，一九三四年，他父亲从阿肯色州的农村出来谋生，“走过路，搭过便车，也搭过铁路上的空货车”，“有段时间，他摘过苹果，然后在大河谷水坝当建筑工人。”然后，“回到阿肯色州去帮助他的家里人（也就是我的祖父母）收拾东西搬到西部。我爸爸后来说他们在那里快饿死了，这样说并不是比喻。”他娶了个女农民，把亲戚朋友一大帮人陆续带到西部一个叫雅基马的小城，凭着磨砺伐木锯的锯齿养活一家子人，酗酒，渐渐地老下去、垮下去，死掉。
最令人心痛的是，他爸爸身体垮掉之后的沉默和茫然：“回雅基马的整个路上，他都不说话，甚至直接问他什么事（‘你感觉怎么样，雷蒙德？’‘你没事吧，爸爸？’），他也不说话。他不表达什么，真的表达时，是动一动手或者把手掌掌心朝上，似乎说他不知道或无所谓。”“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干不了活，只是在家里这儿坐坐，那儿坐坐，想弄清楚下一步该怎么办，也想弄清楚他这辈子哪儿做错了，让他到了这步田地。”当然，弄不清楚。
他爸爸叫雷蒙德，卡佛也叫雷蒙德，所以，有一天，妈妈打电话给儿媳，张口就说：“雷蒙德死了！”儿媳妇吓了一跳，还以为她说的是我们的作家。


此事值得深思，这不仅涉及到一个作家如何产生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阴差阳错这样有趣的问题；还涉及到，这种影响中一定反映着作家们如何借助某种启迪，照亮自身的境遇。
谈论这个问题需要另一篇文章，但当我在上面如此这般地谈论卡佛时，其实是力图表明他的影响所在：一种上帝、知识分子、道德家和阐释狂都不在场、都无能为力的叙事，一种对沉默的意识。只是，在地球的那一边，卡佛似乎是在殚精竭虑地说着自己的事，没想跟谁过不去，而在这一边，他变成了一种文化立场，一种“断裂”的企图。
卡佛的眼光和调子仍在，但故事的主角换了。你要是以为中国的作家们会用卡佛那样的眼光去写农民工或写底层，你可就完全错了。卡佛以及他的老婆、孩子、爸爸、酒友，这些人在十余年来的中国文学中曾经大规模出现，但是，中国的作家似乎对这些人更有把握，比卡佛有把握得多，我们可不会听任他们沉默，我们根本就没注意到、没想到这些人沉默着，相反地，话很多。我们一定要替他们说出来，谁不听是不对的，谁质疑更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在替他们说话。
我不知道卡佛对此做何感想，他是个没觉悟的，从未认为自己倒霉的生活有任何道德优越性，也许他会受到中国同行的启发而豁然开朗，但另一种可能是，他会把这些当作扯淡，回去继续抱着他的酒瓶子，继续担心屁股底下的椅子被谁抽走，他知道，那些为他说话的人没想到他的椅子。
与此同时，在受着卡佛的眼光和语调影响的作家们那里，故事的人物换成了另一批人，这批人在生活中其实不像卡佛，而是像布考夫斯基。
现在，我们又谈到了布考夫斯基，卡佛和这老流氓混了一晚上，然后回忆他的醉话，苦苦思考自己和他是怎么回事，思考的结果，卡佛没告诉我们，但是，你就是用后脑勺也能想得出来：我和他，不是一路人。虽然我七年前就认识布考夫斯基和喜欢布考夫斯基，但是我做梦也没打算和他做哥们儿，他迟早一定会把我扔到窗子外面去。
尽管卡佛和布考夫斯基身上有相同的味道：酒味、馊味，但布考夫斯基属于另一个物种：所谓“恶汉作家”的传统、反现代性的传统、桀骜不驯的传统。卡佛的小说在美国也冒犯了不少人、那些相信美国梦的先生们，“在《新规范》上有人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骂我，说我描绘的美国不是个快乐的美国，说我写的人物不是真实的美国人，说真正的美国人更高兴些，并能在生命中得到更多的满足，说我只是集中展现事物的阴暗面。他们说我对于劳动人民一无所知，说可能我这辈子根本就没干过任何蓝领工作”（3）但是，他们应该注意到，卡佛写这些小说绝不是为了冒犯他们，绝不是为了让他们不高兴，他们高兴不高兴也不关卡佛什么事，卡佛只是老实地、卑微地写出他的所知，所以卡佛是冤枉的，而类似的话用来指责布考夫斯基那可一点不冤枉，老布就是要让你们不爽，就是给你们添恶心的，他或许一生失败，那是因为他根本不在乎你们的狗屁“成功”，他也不是什么劳动人民，他是诗人——
今天晚上这个房间里只有一位诗人
今天晚上这个城市里只有一位诗人
也许今天晚上这个国家只有一位真正的诗人
那就是我
好吧好吧，就是你。那天晚上，小卡仰望着老布，一定觉得高山仰止止都止不住，但是他也一定觉得这位老哥无限遥远，比中国还远。
总之，别开玩笑了，卡佛当然不像海明威，也不像布考夫斯基。那么，他总得像个谁吧？现在，端详着他的照片，我忽然想到——他可能像某个时期的契诃夫。是的，写《樱桃园》时的契诃夫。
关于契诃夫，我想起一件事。一九四五年，伯林在列宁格勒见到了阿赫玛托娃，两人聊了一夜，此事伯林四处跟人说，几乎成了世纪八卦。在那个著名的晚上，据伯林说，他们一直在热烈地讨论欧洲和俄罗斯的伟大文化传统，阿赫玛托娃提到了契诃夫：


阿赫玛托娃不喜欢契诃夫，因为他笔下的一切东西都是低调的、灰色的，一片污浊，“没有刀光剑影”。（4）
后来，柏林在莫斯科见到了帕斯捷尔纳克，他告诉后者：
阿赫玛托娃曾经对我说她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推崇契诃夫。他的世界完全是灰暗的，从未闪耀过阳光，没有刀光剑影，一切都被可怕的灰雾所笼罩，契诃夫的世界就是一潭泥沼，悲惨的人物深陷其中，无依无靠。（5）
尽管很尊重阿赫玛托娃，我也不得不提醒大家，她在这里对契诃夫的评论与《新规范》先生对卡佛的评论是完全一致的，难怪帕斯捷尔纳克一听就急了：
阿赫玛托娃大错特错，“你见到她的时候告诉她——我们无法像你一样能随意到列宁格勒去——是我们这里的所有人对她说的，所有的俄国作家都在对读者进行说教：连屠格涅夫都告诉我们说时间是一剂良药，是一种可以治愈伤痛的药物；契诃夫却没有这么做。他是一位纯粹的艺术家，完全融入艺术——他就是我们的福楼拜。”（6）
——现在，当我翻出书，找出折页的地方，抄下这句话时，我才注意到，帕斯捷尔纳克把契诃夫和福楼拜相比，这给了我把卡佛与契诃夫相比的信心，因为，如你所知，我在刚才提到了卡佛与福楼拜的某种共同之处。
而且，作为对帕斯捷尔纳克的补充，卡佛说道：
我小的时候，阅读曾让我知道我自己过的生活不合我的身。我以为我能改变——我得先把书放下，才能改变我的生活。但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就这样，在打一个响指之间，变成一个新的人，换一种活法。我想，文学能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匮乏，还有生活中那些已经削弱我们并正在让我们气喘吁吁的东西。文学能够让我们明白，像一个人一样活着并非易事。至于文学是否能真的改变我们的生活，这样想想当然好，但我真的不知道。（7）
比起契诃夫、福楼拜，卡佛是个小作家，很小，他只是单调而有力地写出了他非常有限的洞见。他的力量就在这种有限和对这种有限的忠诚。但是，在他奋力抵达这种洞见时，我看到了契诃夫和福楼拜的影子。
（1）《大教堂》，译林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第230页。
（2）《卡佛自话》，《大教堂》，第236页。
（3）同上，《大教堂》，第235-236页。
（4）《伯林谈话录》，译林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177页。
（5）《苏联的心灵》，译林出版社2010年7月第一版，第68页。
（6）同上，第68页。
（7）《卡佛自话》，《大教堂》，第238页。
本文其他引文均出自译林出版社《火》，译者孙仲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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