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阳、永宁、广济、武穴行政建置史

《新唐书·志三十一·地理五》载“广济有铁”，失实；因为今武穴境包括邻近都无铁矿，且未见过有开发铁矿的场址。本境虽不产铁，但本境确有一处名叫“铁石墩”地名，有数处占地以平方公里计的冶铁工场遗址。早些年，发掘出了成吨重的废铁块，还出土了用于运送矿石的已经碳化的木桅杆和船身，可以想见其时冶铁炼钢所具的规模。《唐书》记“广济有铁（矿）”虽属失实，但说明地点“铁石墩”有冶铁史，且在唐代时就属于远古遗迹，不然就不会传出“广济有铁”的讹言。古书《禹贡》里首先出现了銕（古铁字）和镂（可以镂刻的铁？）为东夷贡物的记载，也与有渊源。以上资料足资证明：武穴古先民有过大规模甚至是产业化烘炉冶炼的经历，对中华文明进步作出过巨大贡献。此亦不可瘗没无闻于世，笔者有《先行世界千年的中华銕楚炼钢术》述其事。
从行政区划说，历史上虽曾有无数次变更，从最新纪录，到了民国元年（1912年），江西省德化县更名“九江”县。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划九江县城关命名为“浔阳镇”，为特种甲级镇后，其“寻阳”一名，才最终公认是江南所专有。但从地名原由来说，据顾祖禹（1631－1692）《读史方舆纪要·卷76》曾提到：武穴市田家镇顺长江下游北岸，曾有“浔阳镇”、“浔水镇”等古地名记载，可知这“寻阳”两字，古在长江之北。后来因为发生海水南浸，加上彭蠡泽水域沧桑巨变，浔阳九派变徙不定，汉立的寻阳县由长江北移到长江以南后，寻阳之名如顾祖禹所说的，才逐渐“江北晦、江南著”的。这期间寻阳几千年的历史空白，还有同样长的一段历史，要由后人补写。补写的主脚，则非武穴莫属。

二
公元前646至公元前621年，楚成王灭英（今英山县境），楚庄王灭舒、蓼、六；至此时仍属古“六国”地域的武穴先民，始与盛楚时期的吴楚先民融为一体，同享《史记　货殖列传》所说的“饭稻羮鱼，不待商贾而足，地埶饶食，少有饥馑之患，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富”的南民生活。所以1667年《广济康熙丁未志》也说：此时的武穴先民“稻饭羮鱼，唯楚之利然”。
公元前221年，秦分天下36郡，武穴地区大部份属《禹贡》扬州星野治所在今安徽寿春境内的九江郡。
公元前206年，楚灭强秦，古“英”（今英山）人英布（因受过黥面之刑，亦称黥布），得秦番（古鄱字）阳令吴芮之助，起事反秦于番阳，时武穴在番阳水域，故为英布起义发祥之地。
在项藉旗下攻下咸阳后，受西霸王项羽封九江王，都于六。《太平寰宇记》云：“蕲之广济，为秦汉之六”。武穴是六国的一部份，所以英布是秦汉时武穴先民的行政长官。又英布揭旗起义于六，故将九江郡国始治安徽寿春移于六，即今武穴市境内。
公元前203年，汉四年，汉王刘邦灭楚霸王项羽垓下之役前，受汉高祖刘邦封为淮南王，都于六。但据《史记·高祖本纪》，汉四年（前203年）记“乃使使者召大司马周殷举九江兵而迎武王……大会垓下”。汉王“立武王黥布为淮南王”，另外《史纪·荆燕世家第二十一》也提到“周殷反楚，佐刘贾举九江，迎武王黥布兵，皆会垓下，其击项藉”。从两篇正史一“本纪”一“世家”里，即三次提到英布是“武王”，可知英布从反秦起，以“番（鄱阳）君”封“九江王”，为反秦封十八王之一。但在与项羽分道扬鏣后，则不认其所封，而以“武王”身份自隐于“王府”。而其“武王”的王府，就在今武穴市区附近武山湖里的武山寨。英布称九江王为“武王”，载于《史记》。阅书者因少知英布起事反秦于鄱阳湖的具体地点就在武穴，更不知武穴市今天的辖境大部份曾是鄱阳湖的一部分。封英布“九江王于六”，更不知武穴即故六国所治，就是六王国的一部分，所以一目而过，或阅而存疑，不知根落何处。原广济人、今武穴市人也淡化了这一段谁也抢不去的光荣历史，惜乎哀哉！九江王府建在武穴，今有故址，书面记载出于1500年前的官书《晋书·志·第四》，少为人知，故咸以为来自“民间传说”传之民间，以“民间传说”流传着英布的历史故事。核实英布王府位在今武穴，确有“信史”可据，亦为幸甚。


《汉书·地理志第八上》：“庐江郡，故淮南。（汉）文帝十六年别为国……县十二。……寻阳，《禹贡》九江在南，皆东合为大江”。说明西汉时期，寻阳作为行政县，无大变动。
公元37年，汉高帝建武十三年三月十七日（4月21日）省京西十三国属庐江郡，人口户11392、424683口。寻阳仍之未动。《后汉书·郡国四》：“庐江郡，文帝分淮南置。省六安国，以其县属。……十四城。……寻阳，南有九江，东合为大江”。故知东汉时寻阳仍之未动。
公元145年，东汉冲帝永憙（嘉）元年，庐江乱。义军攻寻阳，为九江都尉滕抚镇压。
公元199年，汉献帝建安四年，吴将周瑜攻寻阳，破庐江太守刘勋军，六改名六安。此年寻阳归东吴属地。时庐江小吏焦仲卿与妻刘氏殉情而死，时人伤之，作《孔雀东南飞》，传颂至今。
公元214年，汉献帝建安十九年闰五月，吴将吕蒙拔皖城，任庐江太守，垦田寻阳。东吴年代周瑜治兵鄱阳湖时，吴将吕蒙率诸葛瑾在长江北岸的寻阳县境内外屯垦养兵。
公元226年，吴黄武五年魏将曹休破诸葛瑾别部于寻阳，七年，曹休失利寻阳，寻阳复入吴。公元253年吴兴建二年，吴将诸葛恪在寻阳屯田。
公元280年，西晋武帝太康元年。晋将王浑克寻阳。曾短时撤蕲春郡制，同时将寻阳归辖武昌郡。次年还隶庐江郡。
公元291年，西晋惠帝元康元年。设江州，统十郡，另加侨置的南新蔡郡（治包信，在寻阳境内），辖区包括今江西绝大部分、湖北东部及浙江、福建北部，州治豫章（今南昌）。
公元304年，西晋永兴元年，裂庐江郡的寻阳县和武昌郡的柴桑县合立寻阳郡，两县人口2720户、16008口，属江州。郡域相当于今九江市以西、湖北武穴以东的长江南北两岸地区。此后的近300年时间，武穴先民心目中行政治理中心从长江之北岸移到了长江之南的今江西省域。
公元313年，西晋愍帝建兴元年。永嘉之乱中，蜀郡人杜弢（？－315）领导流亡于荆、湘地区的流民起义反晋。《资治通鉴》载：“琅琊王睿使周颛镇江州，屯浔水城，为贼杜弢所困，武昌太守陶侃遣兵救之，周颛出浔水投王敦于豫章”。此“浔水镇”，即郡治县治所在地被水淹后的名谓，或即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76》曾提到的：武穴市田家镇下游，曾有“浔阳镇”古地名的后称。
公元318年，东晋元帝大兴元年。周访（260－320）为寻阳（县）守。周祖籍汝南，客籍寻阳已四世。时后赵南侵，庚翼领豫州刺史，新蔡郡荒民数千人南移寻阳，“就陂田于寻阳”。元帝命在九江王旧城侨置新蔡郡（治）。周访有功，封“寻阳县侯”于寻阳县。
公元327年，东晋成帝咸和二年。晋历阳内史苏峻伙同豫州刺史祖约，以讨伐庚亮为名反叛，并攻破京都建康虏掠了7岁的成帝。时江州刺史温峤（288－329）守寻阳，拟东下保卫建康（今南京），庚亮《报温峤书》云：“足下无过雷池一步也”。雷池地名，在江北寻阳县境（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后属黄梅县境）。
公元326－334年，东晋成帝咸和年间。《广济同治壬申志（1872）》引《读史方舆记要》：“寻阳郡，县咸和中迁寻阳于柴桑。”就是说治所在长江北岸的寻阳郡治和寻阳县治，都同时迁到长江南岸的柴桑。咸康年间（335－342年），又将江州州治由豫章移驻寻阳。至此，迁长江南岸的“寻阳”遂成为州治、郡治和县治所在地，成为长江九江段南北两岸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杜佑（735－812）《通典·州郡典》：江州今理浔阳县。《禹贡》荆扬二州之境。释惠远《庐山记》：“寻阳县在大江北，寻水之阳也。晋永嘉末，琅琊王睿使周颛镇江州，屯浔水城，为贼杜弢所困。武昌太守陶侃遣兵救之，周颛出浔水，投王敦于豫章，是时浔阳犹在江北。咸和以后，始移于南”。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83》：“成帝咸和中，移江州治寻阳，而江南之寻阳著，江北之寻阳益晦。寻遂废汉寻阳县入柴桑县。自是以后，皆以寻阳郡治之柴桑城为寻阳。”晋张僧鉴《浔阳记》云：“九江（即大江也，指江名）在（迁江南后的）浔阳郡北。五里名曰乌江，远则百余里，是大禹所疏。于桑落洲上下三百余里合流。（寻阳）春秋属楚。秦属九江郡。二汉属庐江、章（豫）二郡地。晋初属庐江、武昌二郡。后割荆扬二州而置江州。……后又置寻阳郡。宋齐亦为寻阳郡，皆置江州。领郡九，理于此。（今寻阳为长江）中流襟带，常为重镇。隋置九江郡。大唐改为江州，或为浔阳郡。领县三。浔阳，浔，水名也。汉旧县在江北，今蕲春郡界，晋温峤移于此。隋改为彭蠡县，又改为湓城县。”将寻阳的来龙去脉作了概略性的交待。以上文献均明示：寻阳县“衙门”是温峤任江州刺史时由长江北岸迁到江南柴桑的。查温峤327年时忙于讨叛救晋成帝，而死于英年41岁时的公元329年。由此可推寻阳郡、县治所南迁的时间在公元327至329年间。


这里再提史记上的两个问题。其一：笔者阅九江、武穴、黄梅、蕲春、黄冈诸《志》，“改蕲春县为蕲阳县。因新蔡人（侨处）于汉九江王府黥布旧城置南新蔡郡，属南豫州”史事，均署为“公元378年”，则为东晋孝武帝太元三年，与《晋书·志·第四》东晋孝武帝宁康元年相差5年。笔者没有查到史籍出处。可能是皆辗转抄录致误？其二：“于汉九江王府黥布旧城置南新蔡郡”语，出官书《晋书·志·第四》。今书往往以为不可靠，常冠以“民间传说”四字，是毫无理由的。若说是“口传”，那也是公元373年以前就发生了的！九江王府故址位于今武穴武山湖武山寨，离武穴市中心4千米许，与“民间传说”的“哙王”樊哙墓、樊哙女儿城和他们两户失和械斗之处“万仗湖”相距不远。
公元406年，东晋安帝义熙二年。时中原离乱，黎民南徙，江洲督荆洲于竟陵（今天门）。江州刺史何无忌（？－410）上表奏：“竟陵离江州辽远，以（时‘洛阳沦没’，侨处淮南的）司州弘农，扬州之松滋寄隶寻阳郡，入户淮居。”安帝从之，将两县并属寻阳。《宋书·志第二十六·州郡二》补述说：“江左流民寓寻阳，侨立安丰、松滋二郡，遥隶扬州。（东晋）安帝省为松滋县。
读今修《黄冈市志》（2004年版）以“公元304年，晋永兴元年，裂庐江郡的寻阳县和武昌郡的柴桑县合立寻阳郡”，将之理解为寻阳县衙门搬了家，其管辖地也就“嫁了人”一样，出现了“公元304年，永兴元年，江北寻阳县废，其地入蕲春”的“判断语”，发生了理解和观念上的大错！出错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明《一统志》说的“广济本汉蕲春地”一语。自那以后，皆以为广济立县是从老大哥“蕲春裂土而立”的。兹申述三点理由辨其谬。
第一：寻阳县治南迁柴桑后，县名改了多次，后来还分并过若干次，但作为汉初建立的唯一跨长江而治的局面却一直延续未断。比如黄梅县下乡滨长江北一带分路、小池，以及故寻阳县治所在地新开、蔡山附近，由于地形变了，地名变成了四面环水的“封廓洲”和“团牌洲”等，但从公元327年左右县治迁江南鹤问寨之寻阳县，隶江州寻阳郡，直到1912年民国元年由德化改名九江县，跨江而治、江南领治江北的局面并未改变。《黄梅县志》也明确记载：“民国25年（1936年）1月28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以长江为界’，划定鄂赣省界。7月1日，两省办完边界交接手续。”从此，黄梅（才）南北合为一县。此其说明江北的“寻阳县”并未废省。查今黄梅分路、小池、新开、蔡山面积约380平方千米，占黄梅县今面积1701平方千米的22％弱。


第二：武穴《广济同治壬申（1872）志》早就引《明一统志》“广济本汉蕲春地”作了申辨。谓：“（寻阳与西阳分界处）积布山在今广济县西南马口镇，上至蕲州城五里铺才三十里，下至龙坪黄梅界七十里，其属蕲春者亦鲜（少）矣。”又说：“青林湖即今武山湖，源出县治北横岗诸溪涧，……自紫石头入注黄泥湖；自凤嘴港西注之大金河；自黄花山东注之。此县境之东陵乡，皆寻阳地也。《明一统志》以为汉蕲地，当以（湖北嘉庆1804年）《通志》为正。”按：“广济本汉蕲春地”语初出《旧唐书·地理三》，《广济同治壬申（1872）志》早就引《明一统志》“广济本汉蕲春地”亦当转抄自《旧唐书·地理三》。
第三：《广济同治壬申（1872）志》提到的寻阳郡与西阳郡分界处在武穴市田镇西的马口镇“积布山”，语出于北魏时人郦道元（467－527）《水经注》。原语：“（长）江水又东，迳积布山南。此即西阳（郡）寻阳（郡）二郡界也。”前文已叙：寻阳立郡于公元304年（西晋永兴元年），西阳立郡于公元329年（东晋成帝咸和四年），果如（2004年版）《黄冈市志》所断：“公元304年，永兴元年，江北寻阳县废，其地入蕲春”，那么，寻阳立郡那年（304年）长江以北的寻阳旧地就经政府之手划拨给西阳郡（蕲春县）了，何来以“积布山”立郡界之举？岂不是多余一鲤（礼）！同时请注意《水经注》作者郦道元的生卒年月，是公元467至公元527年，他写《水经注》于公元500顷，距寻阳立郡已历时近200年后了。至公元500年时，如果郦道元所述“积布山界石”不是引自史籍的话，说明此时寻阳郡还跨江管辖着江北的行政区域。举1953年广济县治由老治梅川移武穴镇作比较：1、广济县政府由梅川镇移到武穴，只是移了县政府机关，原县城梅川并没有“废”，只不再是县政府机关所在地；2、县政府搬了家，广济县的辖区仍然不变动，也并没有发生别的隶属关系；3、原县城梅川，因有“梅川河”得名。这条河后来因多种原因、主要是上游修了“梅川水库”将来水作了节制，原来作为景观的梅川河，慢慢变成了一条小溪，及致成了一条只给附近农田灌水的水渠。照道理，梅川无川，也可以改别的什么名字作地名。它只是暂时没有改名。不同的是，原来作为寻阳的“寻”字，原来是“鄩”国。夏朝初失去了国土和城廓，改为“寻”人。过了两千年，新居地于汉文帝时立了县治，名为“寻阳”。又过了五百年，县治地由于地形沧桑巨变，由陆地变成水中孤洲，于晋季将县治南迁后，又再不是县城，如是出现了加个三点“氵”旁，成为“浔阳镇”、“浔水镇”的地名，也就自然而然了。还有，国宝鱏鱼主要回游生息于浔阳江段，就造了个俗字“鲟”字代替“鱏”字，流传开来，也是此因。


公元452年，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宋书·列传第五十七·夷蛮》：“南来寻阳县的移民‘新蔡蛮’拥众两千余人，破大雷戍（时寻阳境内，今属黄梅县）夺公私船尽入湖掠公私船舫，有亡命司马黑石在蛮中，共为寇盗。太祖遣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率江、荆、雍、豫诸州军讨之。世祖（宋武帝）大明四年（460年），又遣庆之讨西阳蛮，大克获而反”。
笔者按：“蛮”，本指少数民族土家族人。方言口语均称语音相异者为“蛮子”，如同山东方言“侉子”，不一定就真是境内居住的少数民族“作乱”。所以《传》末附“史臣”跋语有“自元嘉将半，寇慝弥广，遂盘结数州，摇乱邦邑。于是命将出师，恣行诛讨，自江汉以北，庐江以南，搜山荡谷，穷兵罄武，系颈囚俘，盖以数百万计。至于孩年耋齿，执讯所遗，将卒申好杀之愤，干戈穷酸惨之用，虽云积怨，为报亦甚。张奂所云：‘流血于野，伤和致灾。’斯固仁者之言矣。”
公元453年，宋文帝元嘉三十年。《宋史·本纪第五》：“正月戊子（十四日，2月8日），江州刺史武陵王讳统众军伐西阳蛮”。
公元552年，梁元帝承圣元年。齐昌郡（今蕲春县境域）大旱，侨置寻阳九江王英布旧城的南新蔡郡郡守鲁悉达于“侯景之乱，悉达纠合乡人，保新蔡，力田蓄谷。时兵荒饥馑，京都及上川饿死者十八九，有得存者，皆携老幼以归焉。悉达分给粮廪，其所济活者甚众，仍于新蔡置顿以居之”。侯景（503－552）之乱 ，“江南千里绝烟，白骨成堆，”（侯景《传》有述详）鲁悉达因平乱有功，“梁元帝授持节、仁威将军、散骑常侍、北江州刺史”。（《陈史·列传第七·鲁悉达传》）


公元557年，南陈武帝永定元年。北齐将王琳（526－573）引兵东下，相持岁余，占了英布旧城，“悉达勒麾下数千人，济江而归（南陈）高祖”。北齐兵于齐昌筑“罗城”，而南陈则设“南齐昌郡”，遥领治于江南。
公元573年，南陈宣帝太建五年。陈西阳太守、江北道大都督周炅（512－576）败北齐尚书左丞陆骞援兵及叛将田升龙兵，尽复陈江北寻阳之地。
公元577年，北周建帝建德六年，正月癸巳（十九日，2月22日）北周灭北齐，统一中国大北方，成为有两千万人口的大势力。北周武帝宇文邕穷兵黩武，立志在一、二年统一长江以北地方。
公元578年北周宣帝宣政元年。北周武帝宇文邕六月丁酉（初一，6月21日）崩于征途，年36岁。长子宇文赟即帝位，践武帝遗志南伐陈。
公元579年，北周静帝大象元年。二月十九辛巳（4月1日）诏传位皇太子宇文阐，改元“大象”，陆续收回南陈所占江北之地，在旧寻阳县江北约800多平方千米（六成）平原面积基础上，裂出蕲春县梅川上乡约600平方千米（四成）丘陵山区面积，成立“永宁”县治，设治梅川镇。县域面积约1400平方千米，隶属蕲州齐昌郡。隋初，永宁县属蕲州总府管（后改称蕲州、蕲春郡）。隋末，短时废永宁县制，并入蕲春县。接着，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复从蕲春分出，复永宁县，属淮南道蕲州辖。从此虽行政建置变动繁复，境域再无大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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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志》云“因与河南永宁县和江南东道永宁县同名”，才改名。查语出《旧唐书·玄宗本纪》天宝元年九月“丙寅（742年10月27日），改于下县名不稳及重名一百一十处”。又《旧唐书·地理三》指明“广济，汉蕲春县地，武德四年（621年，复）置永宁县。天宝元年，改为广济县”。无详细内容。《新唐书·志三十一·地理五》省“汉蕲春县地”等字，增“有铁”二字。那么，若说重名，也无大误。但同名“永宁”县者既有3家，为何只改广济一家？这也是留给阅者的一大疑问。其实中国地方大，县级行政建置多达两千以上，也并不忌讳同名，因为县名即或相同，相距却是辽远。广济的曾用名“永宁”，若发觉因与另两县同名而更名，则以后不会出现新的永宁县名了罢？不是如此。过不了几百年，到了公元1414年，明成祖永东十二年，因修十三陵，于延庆地区又立了个县名为“永宁”县名者，在今宁夏自治区银川市。时因为统治最高当局觉得有名“永宁”的必要性时，就顾不及有无同名县的存在了。又拿江南的寻阳县为例：到了五代十国时，因“是南唐道德教化之地”，更名德化，与福建德化就同了名。寻阳更名“德化”县后，与福建德化同名了几百年，到了1914年，民国三年，似乎才“发现”，也以“与福建的德化同名”故，“改名为九江县”。其实江西省德化县更名为“九江市”，并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划九江县城关命名为“浔阳镇，为特种甲级镇”的历史底蕴决不止是因为与“德化同名”的缘故。这些，执史者假口“述而不作”，避而不谈。说穿了，是敷衍塞责之词。因为“一入言传，便失精义”（六祖惠能语），下笔简略些，看不懂请你自己慢慢“领悟”，免得挨人指点，还落个学问造诣深的好名声呢，岂不妙哉。其结果便是用了文字，却遗留下一连串疑惑，教后人为难！变相地说，治史的人，就是故意留下些历史迷惑，作为后人感受兴趣的题目才过瘾似的。当然，述建置史时，有同名处要作交待，但不能作更名的必要条件述之。


五
1953年，因求伴近长江黄金水道，便利交通、加上县境内的武穴镇，从十八世纪五十年代起，已快速发展成为湖北七大商埠之一，列入列强“约开口岸”之一；且在县内居滨江三大市镇（武穴、龙坪、田镇）之首，占有经济上的强势。应当时经济发展需要，将县治由梅川镇移至滨长江的武穴镇。
1978年以后，应改革开放需要，加快了全国切块设市的速度，改革了建市模式。1983后，撤县设市越来越多。在加快了县域经济建设速度的基础上，原广济县达到中央撤县建市《标准》，于1987年10月23日，经批准撤销广济县，设立武穴市。
建市后，有很多人惋惜县名的废弃，觉得“广济”二字，富有文化品味，底蕴比“武穴”二字足。笔者以为，关键是对“武穴”二字没有对其文化底蕴作深入足够的发掘。
“老武穴”陈绵章氏，1937年抗战前即在武穴商会交际员十年以上。笔者1988年调任商会专职副主委后，遗笔者一本他于1983年用铅笔复写的《我所知道的武穴》一文，该文曰：武穴“原名邬家阅，又称刊江。明时定名武穴。”其《文》曾是广济县首轮修志时的主参文件。他这“明时定名武穴”，没有探出改名“武穴”二字的来由，是其遗憾。笔者觉得探索“武穴”二字用名的缘由，是长期居住武穴的一份历史责任。今姑简言如下：武穴位于长江汉时“九派浔阳”之首，居长江多处险段“穴位”之一，因滨武山湖，是秦汉九江王英布自称武王的发祥之地，故名武穴。
查武穴的武山湖，古名青林湖，据晋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五·江水下》，得名于青林山和青林水。明成祖永乐（1403－1424）年间，黄（梅）广（济）大堤筑成后，青林水湮灭，今武穴市域现代地貌形成。青林湖是古彭蠡泽番阳湖一部份。英布授王时，立治于六；都以为在今六安。但据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蕲之广济，为秦汉之六”；又据《晋书·志·第四》，秦汉时九江王英布（因受黥形又名黥布）在古寻阳县境建有王城和王府，曾为晋时侨置南新蔡时的治所；且今武穴市区存英布九江王府故址，故可以证明今武穴属于古“六”国的一部分，是英布封王立治于六，与立治于今武穴的同义语。因此，武穴是英布投吴芮封番君，揭竿起义灭强秦，和相继封九江王、淮南王辖境和治所之地。但九江王英布自称“武王”，出自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和《荆燕世家》有三处提到“举九江兵而迎武王”，“立武王黥布为淮南王”之语，其缘故则不深掘历史罕为人知。其实是：古番阳湖境青林湖中有“武山寨”，正是九江王英布起义发祥地，也寻到了英布自称“武王”的出处。前《志》记“邬家阅”取谐音名“武（家）穴”，隐晦了用“武”字冠名的深意，因为有很多史料搜不全，有未便当时明言的良苦初衷。古人讲究“必也正名乎”。邑人先贤思想敏锐，于定名时遴选出同一“武”字，冠名于同境的古青林湖和已成市镇的邬家阅更为新名，立意深邃，实在是为了志纪英布在武穴有一段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可歌可泣。


__________________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