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前期的“严肃冷酷”和后期的“自由奔放”[①]，不仅仅是二十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课题，甚至也成了关心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人们的大众话题。[②]但是，这两个时代之间的过渡，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致使明代史的研究出现了中期断裂。[③]明宪宗成化时代是一个几乎被研究者遗忘的时代，但恰恰又是明代历史由严肃冷酷到自由奔放的转型时代。[④]本文所讨论的“传奉官”，也是一个被研究者所忽视的问题，但恰恰是这样一个问题，却反映出成化时代的价值观念并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明代社会的历史走向。[⑤]
一、成化时期的“传奉升授”及其结局
明英宗天顺八年(1464)二月十七日，也就是宪宗成化帝即位的第二十六天，司礼监太监牛玉“传奉圣旨”：升工匠姚旺为文思院副使。[⑥]这是明代第一位既不由吏部选任、也不经大臣举荐、更不是皇帝简选，而是通过宦官“传奉圣旨”的方式任命的官员。[⑦]“传奉官”之名即由此而来，这一方式也被称为“传奉升授”，或简称为“传奉”、“传升”。
文思院是工部下属的一个机构，掌管制造金银犀玉诸工艺品、金彩绘素等装饰物，以及皇室舆辇器服等。这里集中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技艺高超的匠人，所生产的器物构思精巧、做工精致，但机构品级甚低，大使正九品、副使从九品。由于所授为品秩极低的匠官，而工匠授官在永乐、正统时已有先例[⑧]，所以，尽管姚旺的传升实际上开了“传奉升授”的先河，其本人也成了明代第一位传奉官，但在当时并未引起任何关注。
八天之后，再次由宦官“传旨”，为太医院御医施安、医士黄㻞等十一人升官加俸。[⑨]由于太医院专业性强，历来由医家子弟供职，根据资历和功劳升迁，施安等人都在英宗病重期间出了力，所以虽然一次传升多人，当时也无人在意。
但接下来的一次传升开始引起人们的疑惑。成化元年七月，太监傅恭“传奉圣旨”，升文思院副使李景华、陈敩、任杰三人为中书舍人、御用监书办。姚旺传升的是品官中最低级别的匠官，施安等人则是在本系统内升迁，且只升一至二级。李景华三人则通过传升实现了两个突破。一是由从九品的文思院副使到从七品的中书舍人，一次升了四级。二是文思院副使属“杂职”，为技术匠官，中书舍人是“清要”，为文学侍臣，二者之间不啻天壤。如由吏部铨选，这种事情便难以发生，但经过传奉升授，则“以杂流躐升清华之职”[⑩]。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或许人们仍然不会去关心姚旺、施安乃至李景华们的升迁。但事态的发展，令时人瞠目结舌。
姚旺之后，成化二年(1466)十月，传升工匠徐瑞为锦衣卫所镇抚、朱贵为营缮所所丞。[11]从此，文思院、营缮所、锦衣卫成为工匠通过“传奉升授”获取职位的三个主要机构或系统，其中又以文思院为甚。成化六年十月，一次传升御用监工匠杨玘等十六人为文思院副使；八年七月，更一次传升工匠张定住等三十人为文思院副使。[12] 工匠的传升成了京师一大奇观。


因奉献宝石珍玩而传升、因僧道方术而传升、因书办文学而传升、因宦官外戚家人僮仆而传升，毕竟都得通过当权宦官，而一旦为宦官且得宠，则不仅本人富贵，还可能带动家人富贵，于是自宫也成为时髦。弘治《明会典》卷79载“自宫禁例”：“永乐二十二年令，凡自宫者以不孝论。军犯罪及本管头目总小旗，民犯罪及有司里老。”《明太宗实录》卷239记：“永乐十九年七月丁卯，严自宫之禁。”可见，明人的自宫现象从永乐时开始引起重视。但直到英宗天顺年间，自宫仍然只是零星发生。最多的一次记载发生在天顺二年五月，当时重申自宫及收留自宫者之禁，总兵官忠国公石亨自首收留了王升等6名，会昌侯孙继宗自首收留了张通等18名，广宁侯刘安自首收留了蔡友等5名，另有大名等府金吾等卫军民人等于魁等58名各自首，共87人。 而且，此时自宫者多为逃避兵役的军人。 但到成化时期，情况大变。其一是自宫者身份和目的的改变。自宫者不再以军人为主，而多为“县民”即普通百姓。其目的既不是逃避兵役甚至也不是逃避徭役赋税，而是“求进”即希望进宫为宦官。以《明宪宗实录》记载的最初两例为证：“成化元年七月丁巳，直隶魏县民李堂等十一名自宫以求进。”“成化元年八月己丑，山东即墨县民于旺等七十一人俱自宫求进。”都是“民”而非“军”，且都是“求进”。既然是求进，所以用不着像以前那样躲躲藏藏，“自首”求赎，而是成群结队地到礼部衙门“喧诉求进” 。其二是自宫人数急剧增加。成化六年二月，有206位自宫者到礼部“求进”。十年十一月，已经被遣送到边卫充军的314位自宫者集体潜回京师，“复希进用”。十五年二月，自宫以求进者二千人“群赴礼部，乞收用”。二十三年六月，有自宫者三千余人“妄引敕谕事例，在部告扰”。 这也是明代有记载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自宫者聚众滋事。其三、不仅自宫，而且如陆容《菽园杂记》卷2所说，开始阉割幼童：“京畿民家，羡慕内官富足，私自奄割幼龘男，以求收用。亦有无籍子弟，已婚而自奄者。……习以成风如此。”以成化十八年十二月求进的391人为例，有134人不满15岁，更有59人不到10岁。


如果说万安的行为很大程度上与本人的人格及个性有关，康永韶的转变则完全受着时代的影响。永韶初为举人，以副榜身份入国子监读书。成化初选授御史，巡按北直隶，首劾户部尚书马昂勒买民地。宪宗生母周太后欲阻钱太后与英宗合葬，永韶率同官争之；吏部考核不公，永韶率同官攻之。成化四年九月，因慧星屡见，永韶又率同官力言时政之弊，而于番僧事措词尤激。 一段时间内，凡朝政有弊病、大臣有徇私，永韶皆率同官弹劾，声名大震，俨然为言官首领。成化五年二月，因言事得罪，外调福建顺昌县知县，后迁福清、惠安二县，沉寂八年。直到成化十三年，有荐其知天文者，由司礼监太监怀恩“传奉圣旨”，取回京师，先为五官灵台郎，不到半年即为传升为钦天监监正。永韶从此由直臣变为佞臣，“凡有占候，曲为隐蔽，甚者以灾为祥”。成化二十一年正月的星变，传奉官受到制裁，成化帝“方忧天戒”，康永韶竟石破天惊地进言：“今春星变，当有大灾。赖陕西等处民多饥死，足应此变。此诚国家无疆之福，无他虑矣。” 因此传升为太常寺少卿。康永韶行为的变化，正与因传奉官问题而带来的社会风尚及价值观念的变化同步发生。
由于直言遭谴、佞言得福，遂导致言官遇事特别是对宫闱事“噤不敢言”。有人讥讽六科给事中患有“不语症”，其“不语唾”可治人疥疮；民间更有“北京科道绵如羊，九年考满升京堂”之嘲。 “挑土中书”、“洗鸟御史”、“二字尚书”以及“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等等带有时代特色的政治笑话，也在这一期间广为流传。连生活在万历时代的沈德符对此也深有感触：“国朝士风之敝，浸淫于正统，而糜溃于成化。”


但是，社会的发展又充满着矛盾。社会风尚的转变、社会制度的变革，恰恰需要有洪水猛兽般的异端力量、荒诞举动以冲击原有的理念、打破原有的秩序，传奉官及其引发的种种社会现象，客观上已经成为明朝从前期的严肃冷酷到后期的自由奔放转变的加速器。
在传奉升授这种不合理的方式及其引发的有些荒唐可笑的社会现象背后，反映出突破科举取士传统、各类专业人才进入政府的合理要求，同时也凸现更为合理的社会运动：一股强劲的经济和文化潮流正席卷着京师北京，大批来自南方的技艺方术之士北上，与三年一度的科举考试、一年一度的南漕北运形成了持续的南风北渐运动，而北京的繁荣、社会风尚和价值观念的更新也正是在一这运动中得到实现。在这一运动中，传奉官所激发的“杂流”入仕风潮无疑起着重要作用。
前文提及的正统至成化前期因技艺或方术入仕(有人在成化时成为传奉官)的著名人物，大都来自南方特别是来自于当时经济文化发达的南直、浙江和江西。如工匠蒯祥、陆祥，前者为南直吴县人、后者为南直无锡人；书画家任道逊为浙江瑞安县人、汪景昂为浙江萧山人，儒士朱奎为南直上海人，术士万祺为江西南昌人。而争买度牒为僧道、争为义官书办的“富户”，也多出于江南。


成化时期的127名核心传奉官中，已知籍贯者40人，按明朝科举的南、北、中三榜进行地域划分：“南榜”地区28人，其中南直9人、浙江6人、江西5人、湖广5人、广东2人、福建1人；“北榜”地区10人，其中北直5人、山东3人、陕西1人、河南1人； “中榜”地区2人，贵州、四川各1人。从这些数字可见“南人”特别是南直、浙江、江西、湖广人在传奉官中所处的地位。而在北直隶的5人中，有顾玒、顾经、顾纶父子3人，其先人似为永乐时由南直或浙江强行北徙并附籍北直大兴县的富户，原籍也当在江南。如果是这样，则核心传奉官中“南人”所占比例会更大。已知籍贯的核心传奉官，其所处地域与所操职业之间，也有密切的关系。一般来说，从事文学、书画、医生等职业的传奉官多来自文化底蕴深厚、文学艺术发达的南直、浙江，而从事方术、道术活动者，则多来自同样具有深厚文化底蕴但又盛产僧道术士的江西和直接受江西文化影响的湖广：9名文书官中，有3名来自南直，他们是上海朱奎、歙县杜昌、吴县周惠畴；1名来自浙江，萧山汪景昂。5名医生中，4名来自南直，丹徒钱宗甫、钱宗嗣，武进蒋宗武，江宁黄谦。3名书画家中，2名来自浙江，瑞安任道逊、鄞县金溥。12名方士、道士中，4名来自江西，庐陵萧崇玉(一名萧崇一)、周琎，南昌李孜省、丰城邓常恩；2名来自湖广，江夏僧继晓、均州雷普明。从事于器物鉴赏与采买的4名核心传奉官则分别来自于湖广和浙江，麻城黄大经、黄钺父子，浙江龙岩丘伦、仁和孙佐。这些大都是成化时期赫赫有名的人物。核心传奉官中来自福建和广东的虽然不多，但也不乏重要人物，如广东番禹术士赵玉芝、琼山医生刘文泰，福建莆田术士吴猷等。而将这些人物介绍给成化帝的宦官，如梁方、韦兴、陈喜、覃昌、张敏等，则主要来自广东、广西和福建，由于地域的关系，他们或许更熟悉南方所发生的变化。


核心传奉官所表现出来的地域分布以及地域与职业的关系在普通传奉官中也同样表现出来。占传奉官三分之一以上的匠官，大多来自南方，尤其是南直、浙江和江西。明代工匠有民匠、军匠、官匠之分，以民匠(又称人匠)为主。[1]民匠分轮班、住坐两种。由于住坐匠长年在内府工作，与管事宦官稔熟，所以匠官中又多为住坐匠。表三所列1293名匠官，除33名隶工部外，其余均在内府各衙门工作。但是，住坐匠主要并不是来自北京当地而是来自南方各省工匠。[2]军职传奉官中的技艺工匠则多为军匠和官匠。他们的身份多为世袭，其先人也多在永乐、正统间随着锦衣等京卫的北迁由江南迁至至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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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宪宗实录》卷99，成化七年十二月丙戌所载军器局民匠戎瑛所奏也称：“本局原设官、军、民匠五千七百八十七人。”又《明孝宗实录》卷90，弘治七年七月甲寅载：吏部尚书耿裕等言：“去岁奉旨大小官员有不由本部推举传乞升授沮坏选法者，许参送法司问黜为民。近御用监官匠李纶及人匠徐原初等，俱以传旨升授。”按李纶时为检校，与其同日传升的官匠还有千户张玘等三人(丁未)。
[2]万历《明会典·工部八·工匠二》说：“凡住坐人匠。永乐间设有军民住坐匠役。宣德五年，令南京工匠，起至北京者，附籍大兴、宛平二县，仍于工部食粮。成化间额存六千余名。”


大批南方工匠或者被强征北上，或者随军北上，或者在经济利益的驱使和传奉升授的诱惑下进入北京，他们同时也将正在南方复兴或产生的新观念、新式样、新技术带到北京，对明代北京的城市繁荣起了重要的作用。张瀚《松窗梦语·百工纪》说：
今天下财货取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夥，浙、直次之，闽、粤又次之。……闾里之间，百工杂作奔走衣食者众。以元勋、国戚、世胄、貂珰极靡穷奢，非此无以遂其欲也。……余尝数游燕中，睹百货充溢，宝藏丰盈，服御鲜华，器用精巧，宫室壮丽，此皆百工所呈能而献技，巨室所罗致而取盈。盖四方之货，不产于燕而举聚于燕。其物值既贵，故东南之人不远数千里乐于趋赴者，为重糈也。
张瀚记载的是嘉靖、万历时的北京，但几乎就是成化时期的写照。传奉官及宦官们的鼓动与引导，“元勋、国戚、世胄、貂珰”特别是皇帝和贵妃的“极靡穷奢”，竟然成了工匠美化北京、繁荣北京的动力。张瀚特别指出：“九重贵壮丽，则下趋营建；尚方侈服御，则下趋组绘；法宫珍奇异，则下趋雕刻。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传奉官们为皇室提供的服务、皇帝及后妃的需求和喜好所引发的社会风尚和价值观念的变化也可以由此得到解释。同是传奉官，其实有上层与下层之分。一般来说，主要为皇室及其侍从人员提供服务的传奉官，更有可能得到传升机会甚至成为核心传奉官，他们应该属于传奉官中的上层。舆论最为关注的传奉官也是他们。大部分传奉官则属于传奉官的下层，其主体则是工匠出身的匠官。从表面上看，匠官也是传奉升授的受益者，但其实是在服劳役，是政府通过给予一定的政治待遇和微薄薪俸而购买的廉价劳动力，是一次对劳动力特别技术性劳动力的能源的掠夺。当然，从传奉官本人来说，除了获得一种公开的身份之外，也有一定的生活保障。他们用自己的劳动和技术，对北京的繁荣作出了贡献。


如果说工匠、匠官们的贡献在于物质财富的创造，那么，文学、艺术、方术之士的贡献则在精神财富或者说文化财富的创造。成化初期至嘉靖初期，既是传奉官产生、泛滥、延续及消亡的时期，也是明代文学艺术在前期基础上取得突破性发展的重要时期。
在《驻云飞》等时曲由坊间版刻之时，有传奉官参与的官方时曲编撰也在进行之中。虽然成化时期没有留下官方时曲编撰刊刻的记载，但据《明史·刘珝传》，教坊司所上奏本中，却夹着一支时曲，名《刘公子曲》，唱的是大学士刘珝的儿子刘熔出入青楼的轶事。弘治十六年，由传奉官周惠畴、李纶领衔纂修的《诗海珠玑》峻工，为此，他们再次得到了传升。周惠畴由鸿胪寺少卿传升为尚宝司卿，李纶由太仆寺少卿传升为太仆寺卿。参与此项工作并同时得到传升的传奉官还有华英、仝泰等。[1]正德时期，更为著名的《盛世新声》也被刻印。这是迄今所知的明代最早的一批民歌时调及散曲选集。成化末弘治初李梦阳寓居开封，有求学者，梦阳让其去街市学《锁南枝》、《山坡羊》，赞其“可继《国风》之后”。[2]可见时曲不仅北京流行，各地也在流行。因此，明代最为著名的散曲高手如杨循吉、王磐、徐霖、陈铎、康海、王九思、金鸾等也都出现在这一时期也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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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孝宗实录》卷204，弘治十六年十月甲寅。
[2]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5《词曲·时尚小令》。


伴随着传奉官的发生而发生的又一事实是，尽管僧道术士被儒学家斥为“异端”，但在这些“异端”的启发下，儒家学说内部的“异端”也迅猛发展起来。其风也主要来自南方。先是广东新会陈献章，后是浙江余姚王守仁，承前启后地搅动起明代的心学思潮。前者先在家乡、后在京师宣讲自己的观点，布政使彭韶、巡抚朱英皆极力推荐。后者将京师大兴隆寺作为其讲学的场所，上官方献夫等人也折节为徒。王守仁的种种行为，包括新婚之夜在南昌铁柱宫与道士谈养生、科举失利后在南京从道士尹继先修炼养生术、在老家余姚阳明洞对友人的做神弄鬼，以及在贵州龙场驿如禅宗顿悟般的悟道等，与僧道术士并无太大的区别，只是没有以方术为职业、没有出家为僧道而已。[1]至于陈献章因献媚乡宦梁方而得夤缘、得志后的不可一世，则与不少传奉官的行为如出一辙。尹直《琐缀录》记：“陈宪(献)章蚤习举业，领乡荐，上春官，屡不偶，乃卒业成均……益务诡异，高谈阔论。后以举者言，征到京，吏部欲如例试而后授官。乃托病，潜作十绝颂乡宦梁方太监。(梁)方言于上，授检讨。致仕，轩轩然自以为荣。……乘轿出城，辄张盖开道，不胜骄态。”类似的记载也见于《明宪宗实录》。[2]黄宗羲为陈献章进行辩护，认为是尹直和《实录》修撰官丘浚对陈献章的歪曲。[3]但陈献章的行为在成化时期其实十分平常。交接宦官、买通宦官固是当日官场的普遍行为，奇装异服、矫姿作态也为当日之时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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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拙著《旷世大儒----王阳明传》，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据王守仁自述，曾多次动过出家修炼的念头，但均为道士们劝阻。
[2] 《明宪宗实录》卷244，成化十九年九月甲午。
[3]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8《白沙学案·文恭陈白沙先生献章》。


传奉官及其引发或与其有关的一切现象，无论是时人或今人看来是有悖于常规的现象还是代表着社会进步的现象，在当时都得到一种正在形成的社会心态的认同，即全社会从上到下所表现出来的宽容或者说包容态度。王恕、马文升等人一再谴责政府对传奉官、对“异端邪术”过于宽容，但成化时代及后成化时代的弘治、正德年间最难能可贵的社会心态恰恰是“宽容”或“包容”。
这种包容既是对洪武、永乐乃至正统、天顺时期严肃冷酷的矫枉过正，也是国家承平日久人们的普遍心态。一方面，经过百余年的休养生息，社会财富积累了，于是追求物质享受的奢靡之风兴起；社会生活安定了，于是追求身体健康的养生之风兴起；文化生活丰富了，于是追求精神享受的玩物之风兴起；社会环境宽松了，于是追求政治地位的求官之风兴起。人们都打着自己的算盘，追求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另一方面，这种社会心态也影响着最高统治者的心态。
陆容《菽园杂记》卷1记成化帝的包容：
朝廷每端午节赐朝官吃糕粽于午门外，酒数行而出。文职大臣仍从驾幸后苑，观武臣射柳，事毕皆出。上迎母后幸内沼，看划龙船，炮声不绝。盖宣德以来故事也。丙戌岁(按：成化二年)，炮声无闻，人疑之。后闻供奉者云：“是日内官奏放炮，上止之云：酸子闻之，便有许多议论也。”
陈洪谟《治世遗闻》下篇卷3记弘治时期的包容：
时朝政宽大，廷臣多事游宴。京师富家揽头诸色之人亦伺节令，习仪于朝天宫、隆福寺诸处，辄设盛馔，托一二辞书转邀，席间出教坊子弟歌唱。内不检者，私以比顽童为乐，富豪因以内交。予官刑曹，与同年陈文鸣凤梧辄不欲徃，诸同寅皆笑为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