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这些重要城市的蓬勃发展，世界各地也充斥着罗马化的大型公共建筑。从北非到高卢，从西班牙再到叙利亚，大型公共建筑如会堂、庙宇、剧场、马戏院、竞技场、高架水渠等随处可见，看起来几乎如出一辙。罗马人拥有完善的建筑技术，他们那规模宏大的作品无论在观赏性还是实用性上都让人叹为观止，比如可以容纳至少5万观众的圆形大竞技场、宏伟的罗马水道、元首的凯旋拱门、图拉真的著名石柱和哈德良的陵墓，都是让人赞赏不已的伟大遗迹。罗马的桥和大道都修得异常坚固，以至于其中的某些道路至今都还在为意大利人、法国人和西班牙人使用。为了使自己显得更壮观、更体面，各城市争先恐后地兴建规模宏大的象征城市地位的公共建筑，而主持这些工程的地方行政官们也常常会捐出大量的金钱，这是因为工程完工后，建筑物上将立起醒目的碑文以铭记他们的贡献。然而，这些工程往往因地方官的好大喜功而落得烂尾的下场，小普林尼在比提尼亚和本都主政时就曾发现：尼科米底亚耗费了超过300万塞斯退斯银币来修建一条高架水渠，却一直没有完工；邻近的尼西亚也曾投入1000万塞斯退斯银币修建一座剧院，而该剧院还没等完工便已摇摇欲坠。这些银币堪称巨额投资，因为当时罗马军队一名士兵一年的饷银也只有1200塞斯退斯，由此可见花在市政工程上的银币是何等多了。
相比气势恢宏的建筑工程，罗马人在技术上却并没有多大革新。罗马的经济不是很发达，大多数人生活拮据，技术发展迟缓，农业劳动占据统治地位，这也造成市场容量相对较小。同时，由于激烈战争中产生了数量众多的——比如，图拉真对达西亚的战争和哈德良对犹太人的就分别产生了数万和10万名——进一步限制了采取新技术进行生产的可能。但是，虽然整体上技术发展缓慢，罗马人在某些特定领域内仍然鼓励进行励新技术的改进，这也使帝国能够在AD 2世纪时达到那个时代所能到达的技术最高点。罗马人注重水力的开发，尤其是在建筑业和采矿业上：建筑行业用水力锯来切割建筑用的大理石和其他各种石料；矿业利用水的压力来完成多道工序，如把泥土搬走使矿脉露出，然后筛选矿脉以分离出含有矿石的成分，接着用水力锤将矿石砸碎。水车和水磨也在AD 1世纪开始就得到广泛应用。罗马的玻璃制造业比较发达，从BC 1世纪起，西顿的工匠就发明了吹造玻璃的方法来取代旧的铸型制造玻璃的方法，用新法制造的玻璃质量比以前有很大提高。类似的技术也在冶铁、制陶、造船、纺织等行业上应用开来，现代考古发掘过大量罗马时期的用于制陶的熔炉和烧炉残余，据推论在这些制陶作坊中，数十名手工业者以一定程度的分工各自完成造型、烧冶和绘花的过程，这足以证明在AD 1-2世纪罗马手工作坊规模的庞大。即使在发展异常缓慢的农业技术上，罗马人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进步：普林尼曾特别提到在高卢的大庄园内使用的“收割器”和莱提亚的带轮的犁。当然，罗马人使用的多数技术用具仍是之前各地土著所沿用的，罗马人只是把这种技术应用于更大范围内。例如，桶这种容器出自北欧；水力机械方面的绝大多数发明出现于BC 3世纪的埃及，只是在罗马帝国吞并了埃及之后，这些新技术才得以广泛普及；在欧洲许多地方，罗马人到来之前的铁器时代就已经有了长途贸易，而采矿业以及道路等设施也已相当普遍。罗马的征服进一步推动了这种发展，加强了所有这些地区与更广大的外部世界和市场的联系。
罗马水车模型：

罗马人的引水建筑工程遗址：


不过，在所有这些项目中，还是哲学最能吸引这位未来皇帝的兴趣。早在他的童年时期，马库斯·奥勒留斯就表现出对哲学以及苦修生活的兴趣。当他12岁大时，他那很少来看自己的母亲多米提娅·露西拉偶尔发现小马库斯·奥勒留斯身披希腊哲人的粗糙斗篷躺在地上睡觉，她最终说服儿子放弃这种“毫无意义的”行为而改睡床上。他尤其对斯多葛学派感兴趣，17岁时他曾遇见并师从斯多葛派大师阿波罗尼乌斯，后者是来自查尔西顿的大儒。阿波罗尼乌斯教导马库斯·奥勒留斯，除了斯多葛教义的纯洁，没有什么是值得在乎的。从这位大师那里，马库斯·奥勒留斯学到了一个真正雅量的人应该拥有怎样的气度。此外，比马库斯·奥勒留斯大20岁的执政官克劳狄·马克西穆斯也将他所参悟的斯多葛教义教导前者：通过自己的选择，而非屈从外在的压力，过一种循规蹈矩的高尚的生活。当然，他的其他一些哲学老师，诸如执政官克劳狄·塞维鲁·阿拉比亚努斯、昆图斯·尤尼乌斯·卢斯提库斯等也给了他很好的教导和影响。
当马库斯·奥勒留斯年满15岁时，他被授予白色托伽，这标志着他正式步入成年阶段，依法遂能参与处理政事。出于对他的喜爱，哈德良皇帝令其与西恩尼乌斯·科莫德斯的女儿订婚，后者一度是皇帝钦定的继承者，也是后来马库斯的共治皇帝卢西乌斯·韦鲁斯的父亲。从这个计划推测，哈德良看来试图把罗马最强大的家族通过联姻结合到一块，不过该婚约在庇乌斯继位后被取消。17岁时马库斯·奥勒留斯又被皇帝坚持任命为AD 139年的财政官，要知道，这一职位按法律规定不得授予给任何未满24岁的人，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哈德良是把马库斯·奥勒留斯当作他真正的接班人来培养的。庇乌斯继位前，也按照哈德良的命令将马库斯·奥勒留斯正式收为养子，并于继位后的第二年就将后者提拔为联合执政官，赐予马库斯·奥勒留斯凯撒头衔，随后又于AD 145年将小女儿福斯提娜嫁给他的养子。这一系列举措代表着后者正式成为帝国的第二号统治者，毫无疑问，自此之后马库斯就可以靠辅佐皇帝来逐步积累政治经验，从而实现自己的理念。最终，当马库斯·奥勒留斯年届40岁时，他继承了庇乌斯的帝位，成为后人口中的最后一位五贤帝、帝国的第16位奥古斯都。
综观整个罗马帝国史，有些皇帝在年幼时德行尚佳，但一俟继位，其安逸享乐的本性就自然流露出来，即使是某些贤明的圣君，比如哈德良，其性格中仍存在阴狠毒辣的一面。相比这些君主，马库斯·奥勒留斯的言行自始至终都可称得上坚持如一。狄奥曾称赞他“拥有一切美德，他的统治是任何掌握权力者所无法比及的”，的确，马库斯·奥勒留斯将一生的时间用于处理政事，即使在后来紧张的马科曼尼战争期间也是如此。他性格温和谦逊，和人们交流时从不摆架子；他会询问和打听每一个细节以掌握更精确的信息；有时候，他会为某个案例思考11、12天之久，甚至在夜里通宵钻研；他从不炫耀自己的成就，不管是口头上的还是写在纸上，仿佛那些就是些无足挂齿的小事。皇帝还相信即使遗落任何一点最小的瑕疵，也会对他的声誉造成坏影响，因此，他会用心做好每一件公务，不管它们是他喜欢的还是讨厌的，他把这些公务看作是义不容辞的职责所在。不过，马库斯·奥勒留斯真正的兴趣和快乐还是在他所钟情的哲学事业上，或许他一生唯一的愉悦就在于冥想沉思、哲学辩论以及翻阅先人著作上。
马库斯·奥勒留斯妻子小福斯提娜的少女时期石膏像：

小福斯提娜版画像：


如前文所述，在品德层面上，从未有任何皇帝达到马库斯·奥勒留斯那种道德完人的境地。像其他斯多葛信徒一样，他时常思考人性问题以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他的那些在冥想过程中的想法——通过在日常繁忙生活中的闲暇时间的点滴积累，大部分都于马科曼尼战争期间写于伊斯特河边的军营中——是一部探求自然和人性的全集，这就是后世极为推崇的《沉思录》。在《沉思录》中，马库斯·奥勒留斯详细自述其对人性、自然和神灵的思考，他在每个想法上都带有其独特的见解。按照这些理念，每个人的日常行为被认定不仅仅直接满足其个人利益，还包括为团体和大众谋福利的义务，明确表明了沉思和冥想的实质是以泛神论为基础的斯多葛主义在日常生活和伦理上的应用，这就是马库斯·奥勒留斯喜欢将服务大众捧为其重要的职责以及我们今日将之归纳为人性之一的原因。他把自私看作是人性本能，而社会道义则是约束人性的主要规程，他在《沉思录》中明确强调人们应当加强对自我本性的克制，“自私是人的本能……但不管如何，你都应该抗拒你的本能”，为了这种自身修行，他逐渐喜欢一人独处，以便刻意地压制欲望。
奥古斯都的个人生活堪称艰苦甚至令人怜悯。尽管对于上层精英而言，他们很容易得到更好的膳食和医疗服务，但为了个人的苦修生活，马库斯·奥勒留斯却主动与这些特殊待遇保持距离。皇帝对自己的衣着打扮显得漠不关心，对饮食也非常严苛。他过多地参与哲学辩论和政务处理，以致眼角皱起、额头布满皱纹。由于长期的沉重负担，再加上自幼体质较弱，他的身体变得脆弱不堪：他时常感到胃疼、胸痛、喀血、眩晕，经常失眠；他非常怕冷，且随着年纪增大日益加重，后来发展到不能参加战前例行演讲的地步；他饭量极小，而且几乎只在夜里吃，因为他已不习惯在白天进食。这些疾病严重影响着皇帝的健康，因此，他不得不采取一些有争议的治疗措施以缓解疼痛。马库斯·奥勒留斯曾聘请当时著名的医生伽伦为自己的私人医生，还向后者学习医学知识。伽伦建议皇帝服用一些加入不同剂量罂粟汁的糖浆，以为调理饮食进行适应性锻炼，据说这些适应性锻炼可以让他忍受胃疼及其它一些疾病。不过，即使是这些药物性糖浆，他也不会喝很多，因为他的胸壁和胃已处于极差的健康状态下，药物仅仅只能起到缓解的作用而不能治本，更何况这些药物本身也具有毒性。虽然受到如此严重的疾病影响，马库斯·奥勒留斯仍然能保持良好而充实的心态，这或许应归功于他的老师克劳狄·马克西穆斯的教导，前者曾劝导自己的学生在各种条件下包括生病时保持一种乐观开朗的心情。马库斯·奥勒留斯无疑接受了老师的教导，他一生恪守并遵循的信条就是待任何人都如亲兄弟一样，忘却他人的伤害和自身的痛苦，诚心履行自己的职责，只有极少数人能在这种言行上保持一致。
罗马时代著名的医生伽伦：

油画——晚年的哈德良与年轻的马库斯·奥勒留斯：



作为两位皇帝中的拍板者，马库斯·奥勒留斯自然承担起管理帝国的重任。他的对内管理方针和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四点：1.加强元首的权力，对元老院则采取名义上尊崇实际上却逐步架空的方法以削弱后者的权势；2.继续图拉真和哈德良的改良，加强中央集权；3.在安东尼·庇乌斯的基础上扩大公民权的范围；4.在财政方面则采取放任自流的总方针。
哲学家皇帝在名义上是对元老院极为尊重的：当库里亚大会召开时，只要还在罗马，他从不缺席，如果他有事外出而无法到场时，也会以最快的速度送出自己的建议和忠告；当出席重大会议时，他会一直等到执政官宣读闭幕词后才会离开会场；他定期向元老院商议涉外事务，直到后者批准后才会签署自己的名字。在此马库斯·奥勒留斯似乎延续了涅尔瓦的政策，但是，这只是个假象：奥古斯都并不打算将手中的权力拱手让给元老院，恰恰相反，他利用一切机会采取各种措施加强自己的特权。早在庇乌斯统治时期，马库斯·奥勒留斯的权力就已经得到加强：当他获得凯撒头衔的同时，也同样得到了在元老院提名五位亲友的权力，他们将比其他人有更多的机会提升。甚至连庇乌斯自己也只能提名四位皇亲，但马库斯·奥勒留斯却可以得到比他养父还多一位的提名权，我们不清楚他是如何获得这一权力的，但毫无疑问，相比庇乌斯，马库斯·奥勒留斯的元首权威是加强而非削弱了。
哈德良曾遵循涅尔瓦的先例，在元老院发誓绝不随意处决元老。然而马库斯·奥勒留斯从未在正式场合中有过如此言行，他拒绝元老们应免受刑事惩罚或被同僚弹劾的传统，还应特别注意的是，他大量使用本应由元老院批准的决策权，同时将一大批“友人”提升为骑士和元老以削弱前朝元老的影响，此举很类似古代中国君王上台时撤换大臣的做法，即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
“Vir clarissimus”（意为最著名的绅士）这个头衔普遍被看作是AD 2世纪时元老们的荣誉称号，我们不清楚马库斯·奥勒留斯是否是第一位批准此称号为荣誉头衔的皇帝，即使如此，那也只是一种名义上的尊崇之举。皇帝似乎想用明升暗降的方法逐步剥夺元老的权力，他把属于骑士阶层的行政官员划分成三个等级：1.viri eminentissimi（最有名者/高级骑士），一般为禁卫军长官所拥有；2.viri perfectissimi（最优秀者/中级骑士），包括在罗马的各个行政部门的负责人；3.viri egregii（最杰出者/低级骑士），包括检察官和地位较低的下级官员。此外，那些在意大利的拥有骑士头衔却并未出任公职的人也被其称为“splendidus eques Romanus”。通过对骑士等级的划分，皇帝明确了骑士们各自的职责，无形中提高了骑士的地位，从而达到其制衡元老院的目的，不过，他自己也未曾料到，未来骑士地位的提升最终完全超越了元老，反而对国家造成了不良影响。
哈德良皇帝和以他名字命名的著名长城：

罗马元老院：


对奥古斯都的上述几项政策历来有褒有贬，不过即使有负面影响，在当时也并未显现出来。然而，相比上述摹临两可的政绩，他在财政面临亏空时采取的应对策略却完全可以用“彻底失败”来形容。在庇乌斯统治时期，尽管国家承担了很多公共建设，庇乌斯仍给国库留下了一大笔节余，有些资料称达到了27亿塞斯退斯。可是到了马库斯·奥勒留斯时代，因为不合理的支出及挥霍浪费，财政却反而吃紧。面对亏空的国库，皇帝显然难辞其咎：在就职典礼上他就花费了一笔额外的开支用于笼络人心，他一下子就赠予每位禁卫军士兵20000塞斯退斯的赏赐，其他士兵也另外得到价值不斐的封赏。虽然自己追求清淡寡欲的苦修生活，但马库斯·奥勒留斯对其他人则完全相反，他反复对国民进行慈善捐助，还增加了有资格领取公共粮食配额的民众的数目。另外，很多金钱被用于毫无意义的浪费上，尤其是挥霍于韦鲁斯那奢侈铺张的生活中。我们不清楚两位皇帝是否有计划地准备控制财政支出，不过即使有也收效甚微。总之，在财政问题上，马库斯·奥勒留斯不仅毫无作为，反而采取放任自流的应对方法、任其不断恶化，这倒与他所信仰的哲学理论相一致。所以，当他治下的国家面临外族军事威胁、需要更大的财政支出时，他不得不采取扩大征税人群、提高税收数额的办法来应付危机，他自己也被迫典当皇冠上的珠宝以筹措资金。到AD 178年其统治末期，他已经使国库陷入了巨大的亏空之中，金币发行完全停止，含银量高的良币也被回收重熔，并铸造成含银量较低的劣币以增加发行数额。如此，我们也就不用吃惊为何马库斯·奥勒留斯会在公共设施的建设上毫无作为了。
这些都是马库斯·奥勒留斯执政时期的政事真相。作为帝国的统治者，他注重律法和统治的公正性，他一生都在为保护弱者努力，他曾修改了允许债主修改债权人财产的法律，他希望缓解奴隶的痛苦，并为促进释奴而努力。但是，马库斯·奥勒留斯的施政成绩并非像他的人格那般伟大，他扶持骑士对抗元老的政策力度过大、最终让前者得以坐大到完全取代后者的地步；他对禁卫军职权的强化造成了军人的飞扬跋扈、以至反而不受控制地威胁到皇帝的统治；他在财政方面的失策加剧了帝国危机的严重程度；而人们也逐渐对其由斯多葛主义指导的行政管理变得不感兴趣，除非他们确实真正理解斯多葛哲学主义并对其它事务再也不感兴趣……总而言之，马库斯·奥勒留斯的对内政绩并非像狄奥、吉本等古代作家吹嘘的那样完美，如果按照某些悲观论者的看法，甚至可称之为失败。不过，我们也不应过于挑剔，毕竟，马库斯·奥勒留斯从继位的一开始就处于战争阴影的笼罩之下，几乎没有和平的时间，而且他的帝国还遭受到瘟疫的破坏——如同AD 14世纪的黑死病一样——对国家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在如此众多的打击面前，恐怕即便奥古斯都再生，亦无法比他做得更好。更何况，对马库斯·奥勒留斯来说至关重要的并非处理这些内务，而是如何以智慧和耐心在即将到来的暴风雨打击下牢牢把住帝国走势的主舵——因为这关系到罗马帝国的未来命运。
罗马帝冠：

罗马帝国禁卫军士兵：

（未完待续）

韦鲁斯于AD 162年夏天踏上自己的东征之路。他从布林迪西起航，中途经过科林斯、雅典和以弗所。每到一地，都有乐师和演员为皇帝表演助兴，整个征途堪称一次“皇家旅游”。在旅途中，他似乎比哲学家皇帝更受希腊民众的欢迎，他曾在雅典向诸神献祭，并被吸纳进入伊洛纳斯神秘教派之中；在以弗所又召见当地贵族维狄乌斯·安东尼努斯，受到希腊贵族极尽赞美之词的颂扬；他在海上走走停停，拖延了几乎半年的时间，最后才经亚洲海岸、潘菲里亚和西里西亚到达叙利亚，他最终抵达安条克的时间大概已是AD 162年年底。
与此同时，罗马的东方军队正在重新改组。在高层的命令下，三个完整的军团被从北方边疆驻守地调出：第一“米涅维娅女神”军团从下日耳曼、第二“拯救者”军团从下潘诺尼亚、第五“马其顿”军团则从下麦西亚穿过赫勒斯庞海峡与小亚细亚到达卡帕多西亚。第一、第五军团分别由克劳狄·弗隆托、马提乌斯·韦鲁斯率领，他们被归入斯塔提乌斯·普里斯库斯进攻亚美尼亚的大军麾下。而第二军团则划入叙利亚军队，随后又被分派给格米尼乌斯·马尔西安努斯指挥的第十“海峡”军团服务。这三个军团久在战况复杂的北方服役，战斗力较强。而东方军团中，驻防叙利亚的第三“高利卡”军团和驻防朱狄亚的第六“铁甲”军团经过卡西乌斯的训练后也参加了进攻帕提亚腹地的战斗，但在当时，他们还未受到重用。除了上述军团，罗马人还发动众多的辅助部队和联盟骑兵，并配备了完善的远程投射武器，仅从史料明文记载的参与帕提亚战争的军团名单推算，在东方直接参加战争的罗马军队数量就能达到8万余众，这还不包括那些未被记载但很可能参加战争的部队。反观罗马人的对手，帕提亚人则完全没有此等实力。除了精锐的重装骑兵，帕提亚国家的军队大半都是临时征召，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无法与罗马相提并论，在当时已经衰弱的情况下，我们推测沃洛吉西斯四世最多能征召6万人用于和罗马人的战争，体现出当时双方国力的巨大差距。
一般来说，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作战时间大致在3月到6月，但在这场战争中，双方都改变了这一惯例，沃洛吉西斯就曾选择在冬天进攻亚美尼亚和叙利亚，而罗马人更是大幅度修改了作战计划。韦鲁斯到达安条克后，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备战，他在叙利亚修建道路，开挖运河，为战略物资的输送和积累大大节省了时间。他又任命庞提乌斯·拉伊利亚努斯与日后以勇猛著称的阿维狄乌斯·卡西乌斯负责整顿生活腐化的东方驻军，使叙利亚军队振作起来，在此基础上，他才同意普里斯库斯进军亚美尼亚的作战计划，此时大概已是AD 163年的秋天。从韦鲁斯在战争初期的作为来看，他似乎不像是古代史书中有意刻画的那种“花花公子”形象，尽管不能排除他的许多措施都是其幕僚建议或执行，但韦鲁斯的表现的确可以让人想起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典故。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这种精神没有继续维持下去。
韦鲁斯石膏像：

训练中的罗马军团士兵：

（未完待续）


Sect 2. 两河大捷
自帕提亚战争爆发以来，沃洛吉西斯率领的帕提亚军队一路旗开得胜，不仅控制了他梦寐以求的亚美尼亚王位，还击败罗马的东方驻军侵入了叙利亚。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不清楚帕提亚人攻占了多少叙利亚城市和地盘，亦不知道他们的入侵究竟给罗马人造成了多大程度的损失，但毫无疑问，在战争的最初阶段，沃洛吉西斯肯定是占优势的一方，即便是韦鲁斯已经抵达安条克后，罗马人仍然未能完全将前者的士兵清除出自己的领土，所以帕提亚国王完全有理由为自己取得的成就自豪。当然，倘若他懂得见好就收的道理，主动撤出叙利亚与罗马人议和，他在亚美尼亚取得的优势或许能够通过谈判维持住。遗憾的是，出于某种未知的原因，沃洛吉西斯不肯放弃他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于是他也错过了巩固战果的最好时机，因为，随着韦鲁斯及其幕僚的各项备战措施得以充分施行，罗马军队已经准备开始扭转不利的战局、发动反攻了。毫不奇怪，由于国力的差距，帕提亚人无法在一场消耗战中长期坚持下去，接下来，沃洛吉西斯将不得不为自己的错失时机付出代价。
罗马大军很快就为进行一次成功的军事行动做好了准备：在韦鲁斯皇帝的首肯下，AD 163年秋，罗马人首先向帕提亚人控制下的亚美尼亚发动进攻，揭开了反攻的序幕。担任这次进攻主力的部队是克劳狄·弗隆托率领的第一“米涅维娅女神”军团和马提乌斯·韦鲁斯率领的第五“马其顿”军团，主帅则由马库斯·斯塔提乌斯·普里斯库斯担任。罗马军队要在非作战季节进行一场耗时20天、行程超过300公里的长征，途中还要穿越很多山岭，无疑，这对士兵士气和后勤补给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不过，普里斯库斯显然已经为此部署了缜密的计划，他计算好行军速度和物资储备，准备在恰当的时间段将大军带出山区地带，正好将亚美尼亚首都阿尔塔克撒塔附近肥沃的农业地区作为军队的供应地。凭借着主帅精确的计算和罗马士兵执行命令的非凡成就，普里斯库斯的计划得以完美实现。接下来顺理成章的，罗马人对亚美尼亚首都发动猛攻，并成功地在新年到来之前将其占领，沃洛吉西斯拥立的亚美尼亚国王帕克如斯只得落荒而逃。普里斯库斯一方面重新将之前帕提亚人被赶走的梭哈伊姆斯扶持上台，一方面继续对不肯顺从罗马控制的亚美尼亚各地发动攻势，到AD 164年，罗马人胜利地实现了自己的计划，重新控制了亚美尼亚全部地区，为下一步的军事行动打好基础。主帅普里斯库斯也因亚美尼亚的成功攻略而备受赞誉，声名远扬。
帕提亚军队战士：

3世纪伽里埃努斯皇帝为称颂第五“马其顿”军团发行的钱币：

古代亚美尼亚首都阿尔塔克撒塔遗迹：


与此同时，阿维狄乌斯·卡西乌斯麾下的罗马军队以用船作桥的方法轻松地从丘格玛渡口渡过幼发拉底河，随后顺流而下，在杜拉-欧罗波斯与严阵以待的帕提亚大军相遇，敌对双方遂在当地进行了一场这次战争中规模最大、堪称决定性的战役。有关这次战役的记载依然很少，只有卢西安曾事先预测帕提亚人伤亡将达7万之众，事后又以预测准确而沾沾自喜。但是，如果考虑到之前的伤亡和动员能力，帕提亚军队全军都未必能超过5万，卢西安的数字毋宁说是罗马人的自吹自擂。不过，他的记载也说明帕提亚军队的确人数众多。与之相反，罗马一方明文记载参与卡西乌斯进攻的部队只有第三“高利卡”军团，虽然史学家推测第六“铁甲”军团和第二“拯救者”军团很可能也参加了进攻帕提亚腹地的攻势，但即便加上这两个军团和辅助部队，罗马人的兵力也不会超过3.6万，显然，这是一场以寡击众的战役。
凭借上述这些记载和推测，我们可以重现杜拉-欧罗波斯之战的大体过程：以骑兵为主的帕提亚军队延续之前的战法，他们首先会派出数量众多的骑射手向敌人射出足可遮住太阳的箭雨，目的是尽量造成敌人的伤亡，从而削弱对手的士气，一旦遭到敌方骑兵的追击，则将其诱至主力附近围歼之；人数较少但装备较好的重装骑兵则在侧翼保护轻骑兵，并最后冲锋彻底解决筋疲力尽的对手。罗马人则与之完全相反，他们主要是靠重装步兵组成防御军团从正面快速冲入敌阵、通过肉搏方式击溃对手，骑兵和辅助部队一般负责保护阵型侧翼，并且在战前侦查地形。由于杜拉-欧罗波斯附近地势崎岖，正符合罗马军队的要求，因此卡西乌斯很可能在丘陵地带扎营列阵，并以自然地形作为保护侧翼的手段。战斗开始后，卡西乌斯必然下令重装步兵冲锋。罗马人知道，只要冲入帕提亚阵中，擅长肉搏的罗马士兵将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当然，帕提亚主将也不会眼看这一切发生，骑射手们肯定会按照既定战法向罗马人射箭骚扰，希冀造成敌人的混乱。这一招在共和国末期曾给罗马人造成惨重的伤亡，克拉苏和安东尼的教训历历在目。不过，进入帝国时代后，罗马指挥官已经找到克制这种战术的方法：只要拥有数量众多的远程投射武器，就能将骑射手的威力降至最低。帝国广袤的领土之上从不缺乏这样的兵种和武器，卡西乌斯军队中就征集了大量优秀的来自叙利亚的徒步弓箭手和罗德岛的投石兵，弩炮和弩箭等先进投射武器也随处可见。在罗马弓箭手和投石兵的招待下，帕提亚骑射手的骚扰战术完全无法奏效，自身倒因缺乏防护盔甲而伤亡不少。眼见战局不利，帕提亚主将必然令重装骑兵从侧翼冲锋，试图迂回包围对方。罗马两翼步兵则面向帕提亚骑兵结成圆形阵型以自保，同时卡西乌斯也派出轻骑兵干扰敌方重骑兵的冲锋，他甚至有可能在地势较高处设下伏兵，一俟对方进入伏击圈就切断帕提亚人的退路。罗马人的骑兵由于装备较差，无法直接应付帕提亚重骑兵的冲击，但凭借机动性的优势，能够有效干扰重骑兵对侧翼的迂回包抄，再加上弓箭和石块的打击，可以肯定，帕提亚重骑兵的冲锋无法实现指挥官的预期目标。与此同时，罗马步兵在付出一定伤亡后，最终成功冲入帕提亚阵营。战局发展到这一步，也就可以判断出胜负之数了：帕提亚阵线最后在罗马士兵的冲杀下完全崩溃，大部分士兵被罗马人杀死，只有少数侥幸逃脱。
3世纪初尼西比斯会战中罗马人与帕提亚人的交战场面：


这一切当然只是我们的想象，无法得到证实。不过可以肯定地是，杜拉-欧罗波斯之战帕提亚一方损失惨重、精锐俱失，几乎可称全军覆没，已不堪再战。此战之后，帕提亚所属两河流域的门户彻底洞开，卡西乌斯大军顺理成章地沿河一路南下，帕提亚各地方长官或逃或降，到AD 165年年底，罗马人已经兵临塞琉西亚和泰西封——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最重要的两座城市——城下。塞琉西亚为古代塞琉古王朝的开国君主塞琉古一世所建，拥有40万人口，是帕提亚国家最大的城市。该城以希腊化为主要特征，而希腊人一向在罗马-帕提亚战争中倾向前者，当卡西乌斯进军到该城时，他们便主动打开城门投降。希腊人的支持使卡西乌斯很轻松地完成了罗马式的复仇——渡河占领泰西封并将帕提亚王室宫殿付之一炬，这本该是双方更好合作的开始，但是，受到希腊人恩惠的罗马大军不久却将矛头对准他们的支持者。塞琉西亚被横冲直撞的罗马士兵抢劫一空、严重破坏，据称有3万人被杀、4万人被卖为奴隶，连阿波罗神像也被抢走。发生此事的原因至今仍含混不清，罗马指挥官用“塞琉西亚居民没有遵守协议”的言论来为部下的劫掠行为辩解，不过，更具合理性的解释或许仅仅是因为罗马人被塞琉西亚的繁华和富裕冲昏了头脑，并将心中的贪念付诸于行动。卡西乌斯也许希望能以一个完美的辉煌收官作为自己结束战争的标志，但却不能阻止部下的不义行为，因此他只能为此事找个合理的借口。无论真相如何，这起事件沉重打击了塞琉西亚在西亚的地位，导致希腊势力在东方的衰弱和彻底消亡。
罗马人过于深入帕提亚腹地导致了自己的灾难——他们遭受了不知从何而来的瘟疫袭击，大量士兵因此病死，有些迷信者认为这是众神在对自己抢劫塞琉西亚进行惩罚，罗马人一度军心惶惶。不过，卡西乌斯用铁腕手段仍然控制住了局势，并最终以良好的秩序把军队撤回国，战利品自然也在其列。毫无疑问，因为这场伟大的胜利，韦鲁斯不客气地接受“伟大的帕提亚征服者”（Parthicus Maximus）头衔，而且和马库斯·奥勒留斯再次获得“大将军”的称号，他似乎并不因为获得并非由自己建立的功劳和荣誉而惭愧（马库斯·奥勒留斯再分享“伟大的帕提亚征服者”头衔时曾再三犹豫，并且在韦鲁斯死后将其取消）。
帕提亚贵族复原图：

帕提亚军队各兵种图：

罗马时代不列颠在发生瘟疫后的可怕景象：



尽管帕提亚人受到如此沉重的打击，卡西乌斯似乎仍不满足，他于AD 166年又跨过底格里斯河远征米底。由于资料的稀缺，我们不清楚罗马人米底攻略的具体目标和过程，不过凭借卡西乌斯的谋略和胆识推测，罗马人很可能又一次满载而归，从而令韦鲁斯又获得“米底征服者”（Medicus）的头衔。虽然如此，古典作家对卡西乌斯其人的评价仍然不佳，《奥古斯塔史》根据弗隆托留存的信件伪造了他的一大段秩事，还称他在165年的成功撤军是虚构的，而狄奥对此也不予置评。但不可否认，卡西乌斯的确是一位出色的指挥官，也许他在战场上唯一的瑕疵就是没有阻止部下在塞琉西亚的堕落行为。战后，他与马提乌斯·韦鲁斯同时获得当选AD 166年执政官的奖励，随后又分别被任命为叙利亚和卡帕多西亚新总督，此时两人才刚过30岁（第一“米涅维娅女神”军团指挥官克劳狄·弗隆托则已于前一年担任执政官）。
AD 166年夏，帕提亚战争以沃洛吉西斯四世无力再战、被迫求和落下帷幕。在随后签订的和约中，罗马人兼并了原属帕提亚的具有重大商贸战略价值的杜拉-欧罗波斯及其附近地域，埃德萨、尼西比斯和卡莱成为自治城市，奥斯洛尼名义上附属于罗马（实际上该国已完全被罗马人控制），亚美尼亚则恢复战前由罗马控制的态势，帕提亚国王很可能还付出了相当数量的赔款。显然，这份条约对一个战败国来说并不苛刻，很可能韦鲁斯秉承马库斯·奥勒留斯的旨意，并没有刻意要求帕提亚彻底屈服，这也让帕提亚人为之庆幸，此后他们安稳了30多年。和约签订后，韦鲁斯和他的幕僚于夏秋之际启程回罗马——尽管他本人多少有些不情愿，军队也陆续从东方开拔回到原驻地，据说这些士兵的胃口因战争而大开，一位在以弗所的哲学家弗拉维·达米亚努斯曾为此抱怨整座城市被迫提供给士兵整整三个月的伙食。同年10月2日，战胜帕提亚的盛大凯旋式在罗马举行，在典礼上，应韦鲁斯的请求，马库斯·奥勒留斯将他的两个儿子——科莫德斯与安尼乌斯·韦鲁斯提升为恺撒，他们，以及那些出征的将军们都在凯旋式上获得了荣誉勋章。
回顾这场在历史上着墨不多的战争，我们会发现，尽管受到帕提亚人的突然进攻、尽管有共治皇帝荒唐行为的影响，罗马人仍然证明自己有能力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战事，而且还能在这种大型征战中获得胜利，从而有效地威慑如帕提亚这样的次等强国。在整个2世纪，这场战争与之前图拉真、之后塞维鲁的征战一样，达到了毁灭性打击帕提亚、并使后者陷入万劫不复深渊的境地。但是，考虑到帕提亚之后的继承者，是远比前者强大的萨珊波斯人，而且波斯人使罗马帝国被迫动用更多的人力物力来对东方进行防御，那么韦鲁斯的“辉煌胜利”则成功地诠释了那句俗语——“世事无常”——的真谛。
展现罗马人劫掠塞琉西亚的浮雕：

AD 161-166年罗马-帕提亚战争及战后形势图：

（未完待续）


韦鲁斯的胡作非为及其对马库斯·奥勒留斯的不敬充其量只能算小麻烦，但紧接着发生的事却直接威胁到罗马社会的发展甚至存亡。前文提到，卡西乌斯的大军在班师回朝时遭受了瘟疫侵袭，许多士兵死亡，不过，由于当时他们在国外作战，瘟疫侵袭的范围局限于军队之中，所引起的后果并不严重。然而，当士兵们得胜归国后，致命的病原微生物得以从军队四处传播，并很快扩散到帝国各地。居民们为了避免感染疾病，纷纷外出逃难，其中就有马库斯·奥勒留斯的私人医生、神医伽伦（他于AD 166年离开家乡帕加马来到罗马），殊不知此举更加加剧了瘟疫的蔓延。在瘟疫的肆虐下，不管平民百姓，或是达官贵人，无论高低贵**人随时受到死神的威胁，以致罗马各地人心惶惶，朝不保夕。《奥古斯塔史》对此有一段简洁却生动形象的描述：“死人被用马车或四轮马车一车车拉走……成千上万的人，包括许多优秀的伟人，都死于肆虐的瘟疫。安东尼特别为其中的最杰出者树立了雕像，而且出于他那仁慈的性格，甚至启用公共开支来为死于疾病的普通民众举行葬礼。”我们通过对马库斯·奥勒留斯和韦鲁斯颁布敕令的研究，也发现此期死亡率的攀升和丧葬费用的激增，再加上韦鲁斯的浪费，很快就使国库告罄，毫无疑问，这对罗马人应付随后突然爆发的马科曼尼战争产生了消极影响。
马库斯·奥勒留斯原计划于AD 167年以私人身份访问北方行省，因为帝国的北疆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但由于瘟疫的传播和扩散，他不得不推迟自己的行程安排，而着手整治瘟疫造成的萧肃现状。宗教仪式被皇帝用来缓和公众的歇斯底里情绪——《奥古斯塔史》称，因为“相比马科曼尼战争，瘟疫更让人感到恐惧，祭司们从各地召来彻夜进行祭祀，外来的、奇特的宗教仪式大行其道，使整个城市仿佛被净化一般，祷告安息仪式一共持续了7天”。在那些令人恐怖的日子里，公众的恐慌情绪和特殊的排斥感导致各地发生了一些针对基督教的极端行为，有些人甚至把基督徒们捆绑起来拿去喂狮子，当时著名的基督教神父、早期“殉道者”查士丁和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曾在皇帝的老师、城市长官昆图斯·尤尼乌斯·卢斯提库斯面前谴责这种行为。
受瘟疫的影响，公众之间的恐慌情绪四处蔓延，甚至波及到了军队。有谣言称帝国因财政亏空，高层将削减士兵的年薪和奖励，这引起了士兵们的的困惑与不满，禁卫军将士们因此军心浮动。在这种情况下，马库斯·奥勒留斯被迫于AD 168年1月6日造访了禁卫军驻地，他保证：所有资深的禁卫军士兵在以前所享受到的特权和奖励都将得以保留——他们的皇帝还将权限扩大至士兵们的亲属。可以想象，此举虽然能够平息士兵的怨气，但从长远看却不利于帝国的稳定。无疑，造成所有这一切的都是从东方传来、被后世称为“安东尼瘟疫”的致命流行病，它也是罗马历史上有名的五次瘟疫大流行之一。我们至今仍不清楚疾病的病原体究竟是哪种，根据史料的记载，似乎天花、斑疹伤寒和腺鼠疫都有可能。虽然它持续的时间和规模都没有明确的界定，但其造成的后果显然是非常严重的。
安东尼瘟疫爆发时居民被感染后的惨象：

马库斯·奥勒留斯为饥荒中的公众分发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