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莫言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一提起诺贝尔文学奖，就不能不涉及到对中 国文学的评价。差两年便是整整一百年的这 一世界文学大奖，中国作家诗人为什么完全 缺席？这不是一个容易说清的问题。１９６ ７年，瓜地马拉的作家阿斯图里亚斯在获奖 演说中称赞瑞典文学院选择的获奖作家，已 组成一个影响人类精神的家族，“这个家族 就是高擎着光明火炬的诺贝尔家族”。可 是，站立在拥有数千年文化历史土地上的中 国作家，背后又是站立着１２亿同胞兄弟的 中国作家，却没有一个进入这个火炬大家 庭。诺贝尔文学奖自从１９０１年设立以 来，直至１９９８年，在９８年中共颁发９ １次，成为这一家族成员的共９５名(１９
１９４０、
１９３５、
１９１８、
１４、
９４３年因两次世界大战无法评奖；１９０
１９０７、１９６６、１９７４年同时 颁奖给两位作家)。这一火炬家族的作品本 身就构成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史的一种框架或 者说一大线索，可是，中国作家却徘徊在大 家庭的门外和这一文学史的框架之外，未能 参与世纪性的火炬游x与文学狂欢节，这是 为什么？这是瑞典文学院的问题还是二十世 纪中国文学自身的问题？或者是语言翻译问 题？还是批评尺度问题？这一切都涉及到对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评价以及对许多著名作 家诗人的评价，都不是简单回答得了的。

诺贝尔文学奖是按照诺贝尔的遗愿设立的， 其发奖宗旨也是充分尊重诺贝尔的遗愿的。 按照诺贝尔的遗愿，文学奖应赠给“文学 家，他曾在文学园地里，产生富有理想主义 的最杰出的作品。”在遗嘱的末尾，诺贝尔 还表示：“我确切地希望，在决定各奖的得 奖人时，不顾及得奖人的国籍；只有贡献最 大的人，可获得奖金，无论他(或她)是不是 出生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国家里。”
诺贝尔的遗愿是非常美好的，然而，如何掌 握理想主义则不容易。何为理想主义？理想 主义的内涵中包含着多少道德原则，多少美 学艺术原则？在掌握理想原则时是强调它的 古典的、永恒性内容还是强调它的现代性内 容？这不是像学生在考卷上做出几句理论答 案就可以解决的，它需要文学院在评选中选 择一些与人类理想、人类总体期待、总体希 望相合拍的基本视角和标准。然而，即使选 择了最符合理想主义的批评视角，也难以避 免批评的主观性。视角、标准、审美判断毕 竟是人创造出来的，文学作品极为丰富复
能力极为有限，并非
眼光、
杂，人的视野、
三头八臂的瑞典文学院士们尽管辛苦劳作， 功劳很大，但也不能不表现出很大的局限。 我们不妨共同作次世纪性的文学之旅，然后 看看诺贝尔文学奖的得失。
先看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名单。
１９０１年 莱涅·苏利－普鲁东(法国)
狄奥多·蒙森(德国)
１９０２年
１９０３年 比昂斯腾·比昂松(挪威)
１９０４年 弗莱德里克·米斯特拉尔 (法国)，何塞·德·埃切加莱·伊·埃伊萨吉雷 (西班牙)
１９０５年 亨利克·显克维支(波兰)
１９０６年 吉奥修·卡尔杜齐(意大利)
１９０７年 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 (英国)
１９０８年 鲁道夫·克利斯托夫·奥肯 (德国)
１９０９年 塞尔玛·拉格洛芙(瑞典)
１９１０年 保尔·海才(德国)
１９１１年 莫里斯·梅特林克(比利时)
戈哈特·霍普特曼(德国)
１９１２年
１９１３年 拉宾德拉纳斯·泰戈尔(印 度)
１９１４年 (未颁奖)
１９１５年 罗曼·罗兰(法国)
卡尔·古斯塔夫·魏尔纳·冯
１９１６年
·韩德斯坦(瑞典)
１９１７年 卡尔·阿道尔夫·吉勒鲁普 (丹麦)，亨瑞克·彭托皮丹(丹麦)
１９１８年 (未颁奖)
卡尔·斯比特勒(瑞士)
１９１９年
１９２０年 克努特·汉姆生(挪威)
１９２１年 阿那托尔·法郎士(法国)
１９２２年 哈辛托·贝纳文特·伊·马丁 内斯(西班牙)
威廉·勃特勒·叶慈(爱尔
１９２３年
兰)
１９２４年 乌拉迪斯拉瓦·斯坦尼斯 拉斯·莱蒙特(波兰)
１９２５年 乔治·萧伯纳(英国)
１９２６年 格拉齐娅·黛丽达(意大利)
１９２７年 亨利·柏格森(法国)
１９２８年 西格里德·温赛特(挪威)
１９２９年 保尔·托马斯·曼(德国)
亨利·辛克莱·路易士(美
１９３０年
国)
１９３１年 埃里克·阿克赛尔·卡尔费 尔特(瑞典)
１９３２年 约翰·高尔斯华绥(英国)
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蒲
１９３３年
宁(俄国)
１９３４年 路易吉·皮兰德娄(意大利)
１９３５年 (未颁奖)
１９３６年 尤金·奥尼尔(美国)
罗杰·马丁·杜·加尔(法国)
１９３７年
１９３８年 赛珍珠(美国)
１９３９年 弗兰斯·埃米尔·西兰巴(芬 兰)
１９４０年－－１９４３年(未颁奖)
１９４４年 约翰尼斯·维尔内姆·延森 (丹麦)


近一百年来，诺贝尔文学奖所授予的每一个 作家，几乎都有争议。很难找到全世界舆论 一致认同的作家，甚至很难找到瑞典舆论一 致认同的作家。据说，在头２５年里，只有 １９２５年的获奖者萧伯纳被瑞典的舆论共 同接受。萧伯纳之外，即使瑞典本国的作 家，也不可能被瑞典完全认同，例如，１９ ７４年，两名瑞典作家伊凡·奥洛夫·渥诺·强 生和哈瑞·埃德蒙·马丁松共同得奖，就遭到 瑞典舆论的攻击，认定他们没有资格获奖。 马丁松是瑞典的文学大师，他获奖后却遭到 自己的同胞如此苛求，心情非常不好，得奖 四年后便去世了。在我听闻的范围内，常被 非议的是邱吉尔和赛珍珠。有人说，邱吉尔 的得奖是政治需要，但是，就在邱吉尔得奖 ３０年后的１９８３年，另一位英国的获奖 作家威廉·高登(其代表作《蝇王》是英美大 中学校文学课程的必读书目)却在获奖演说 中特别郑重地礼赞邱吉尔。他说：“……我们 不能忘了邱吉尔，尽管评论家们百般挑剔， 他还是获得了诺贝尔奖；他的获奖不是由于 诗歌和散文，而是一部质朴简洁的叙事作 品，它是真正表达人类战胜和藐视一切困难 的充满真情的言论。那些经历过战争的人 们，都知道，是邱吉尔诗一样的行动，改变 了一个时期的历史。”他最后甚至这样衷心 感叹：“我觉得我该走下这个讲坛了。邱吉 尔、朱丽安娜，更不用说本·琼森和莎士比 亚了，这是一群多么杰出的人物呵!”我不隐 讳自己对高登的礼赞产生共鸣，这不仅在于 我曾被邱吉尔的二战演讲录所蕴含的深广诗 意所打动，而且觉得人类创造的文学，不应 当屈从于教科书上的狭窄定义，像邱吉尔这 样富有大诗意的言论，代表人类一代战士征 服魔鬼的精彩言论，绝对是美丽的散文，而 且是闪耀着理想主义光焰的散文。我对赛珍 珠也有好感。她的本名是珀尔·塞登斯特里 克·布克(１８９２�１９７３)，赛珍珠是 她起的中文名字。她从小就随父母来到中 国，直到３５岁时才离开中国，她不仅从小 就读过中国经书，而且很爱中国并努力了解 中国，因此，在她的心灵中，一直把中国当 作她的第二祖国。
中说：“尽管我是以完全非官方的身分，我 也要为中国人在这里说话，因为不这样我就 不忠实于自己，因为这么多年来，中国人的 生活也就是我的生活，而且是我生活的一部 分。在心灵上，我自己的祖国和我的第二祖 国－
的，是我们都有一份对自由的热爱。”赛珍 珠获奖时仅４６岁，属于最年轻的获奖作家 (后来获奖的布罗斯基常被认为是最年轻的 作家，其实获奖时已４７岁)。赛珍珠写作 非常勤奋，一生共著８５部作品，主要是小 说，还有传记、散文、政论、
瑞典文学院在给予她的“获奖辞”中特别指出 她的作品恰恰符合诺贝尔的理想原则。祝辞 这样写道：赛珍珠杰出的作品使人类的同情 心跨越了种族的鸿沟，并在艺术上表现出人 类伟大而高尚的理想。
我虽未阅读赛珍珠的全部作品，但仅仅从她 的代表作《大地》(１９３２)和《母亲》就 不能不被她所展示的中国人民的痛苦命运所 感染，尤其是中国妇女的命运，其双重奴隶 的悲剧可说是被写得令人惊心动魄。在她笔 下中国妇女生活在双重黑暗的夹缝中：一重 是过去的黑暗－
的传统观念多么黑暗；一重是未来的黑暗， 等在妇女面前的年老色衰，被丈夫所厌弃。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中，除了鲁迅之外， 其他作家对中国妇女惨苦命运的描写，似乎 没有超过赛珍珠的。
非议诺贝尔文学奖也未必妥当。
是很难与福克纳、海明威等真正一流的作家 媲美的。
４

到此为止，我讲的都是好话，然而，我也看 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局限，这些局限也常常使 我惋惜。现在，我想从“不该缺席”的角度， 谈谈瑞典文学院的缺陷，即他们遗漏了一些 最重要的伟大作家，把这些作家排除在诺贝 尔火炬家族之外，实在令人困惑。这些作家 的名字可以列出几十个，但就我个人的感 受，仅举几个：
(１)遗漏了托尔斯泰：托尔斯泰１９１１年 １１月９日去世，有１１次被评选的机会。 托尔斯泰是跨越两个世纪的举世公认的最伟 大的作家，他的名字与成就作为人类文学的 最高峰不仅屹立于世纪之交而且永远屹立于 人类精神价值创造的历史。他的辉煌和无与 伦比的成就是无可争议的。托尔斯泰不仅是 个天才，而且他的整个人格和整个作品所体 现(也是他公开主张的)的人类之爱－－完全 拒绝暴力的无条件的人类之爱，正是诺贝尔 遗嘱中所期待的“理想”。很难再找到一个作 家能像托尔斯泰如此充分地体现人类关于 爱、关于和平、关于同情心、关于大悲悯、 关于非暴力的人类最高理性原则的向往与憧 憬。严格地说，不是托尔斯泰需要诺贝尔 奖，而是诺贝尔奖需要托尔斯泰。但是，瑞 典文学院竟把他遗漏了。诺贝尔故国瑞典的 作家从设立文学奖一开始就已感到这是一个 巨大的缺陷。当１９０１年首次文学奖授予 法国作家莱涅·苏利－普吕多姆之后，瑞典 ４２名作家曾联名写了公开信，向他们认为 理所当然应得奖的托尔斯泰道歉。但托尔斯 泰回信说，他幸而未得奖金，不然金钱“只 会带来邪恶”。托尔斯泰这句话是一种境 界，而瑞典文学院却为此生气，在托尔斯泰 去世前的１１年里一直拒绝瑞典作家的呼 吁，并屡次为自己的错误辩护，而辩护理由 又相当可笑。
(２)遗漏了易卜生与斯特林堡：易卜生于１ ９０６年去世，斯特林堡死于１９１２年５ 月１４日。除了生于也死于１９世纪的安徒 生之外，易卜生和斯特林堡便是北欧文学史 上最伟大的作家。易卜生是挪威最伟大的戏 剧家，他一生创作了２６部剧本，其作品不 仅影响西方而且影响了中国整整一代知识分 子和一代人。易卜生的名字成为中国五四运 动妇女解放与人的解放的旗帜，他的缺席不 能不使我感到困惑。斯特林堡则是瑞典文学 史上最伟大的戏剧家与作家。他的作品包括 戏剧、小说、诗歌、散文与政论，仅剧本就 有五六十种。前些年瑞典出版的《斯特林堡 全集》达５５卷之多。国内翻译过他的长篇
自传体小说《女仆的儿
小说《红房子》、
子》和《斯特林堡戏剧选》等。早在１９２ １年４月，雁冰(茅盾)就在《小说月报》第 四期上发表了他翻译的斯特林堡的小说《人 间世历史之一片》。两年之后，茅盾又进一 步介绍斯特林堡并给予很高的评价。
易卜生尊重妇女，为妇女的解放呐喊，而斯 特林堡则敌视妇女，认定妇女永远在对男子 施以欺骗、撒谎和劫夺，非把女子紧紧拴在 地上不可。这两位北欧大作家观念不同，相 互敌对，但都创造了属于全世界的一代文学 丰碑。我始终不明白他们的名字为什么也被 排斥在诺贝尔文学火炬家族之外。近一百年 来，北欧作家获奖者共１４人(瑞典作家７ 人，挪威作家３人，丹麦作家２人，冰岛作 家１人，芬兰作家１人)，获奖作家中的比 昂松、拉格洛芙、汉姆生、海登斯塔姆自然 都是杰出者，但毕竟不如易卜生、斯特林堡 伟大。遗漏这两位文学巨人，而且是瑞典文 学院身边的巨人，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
(３)遗漏了乔伊斯：这又是一个巨大的遗 漏。关于乔伊斯和他的代表作《尤里西斯》 的评介文章已是汗牛充栋，我只想引用英国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编辑，剑桥大学皇家 学院评议会会员约翰·格罗斯在他所著的 《乔伊斯》一书中对乔伊斯的一段评 价：“乔伊斯在以世界历史循环往复的观点 开始撰写《芬尼根们守灵》的时候，他可能 已经感觉到运用诸如‘现代’或‘传统’的范畴 来研究他的作品不再有什么意义了，但是， 在他的早期敬慕者的眼里，他首先是一位现 代主义者，而且是那样令人陶醉的一位现代


比较这两份名单，我们会感到文学批评带有 很大的主观性，其所掌握的批评原则、
尺度有很大的差别。瑞典文学院把握的是诺 贝尔所期待的理想原则，这自然是人类精神 的美学理想与艺术创造的美学理想。而《纽 约时报》掌握的则是艺术开创性原则，它所 选择的以乔伊斯为首位的作家，固然有一小 部分和瑞典文学院的选择重叠，如乔伊斯、 海明威、福克纳、贝娄、斯坦贝克等，但大 部分是诺贝尔家族的缺席者，而大部分作家 又是带有先锋色彩，他们在文学创作上都突 破了传统的写法，开了一代的风气，其创作 个性特别鲜明，其文本策略均是把自己的观 念与写法推向极致。他们特别看重乔伊斯， 特别看重劳伦斯与康拉德，特别看重欧威尔 甚至看重约瑟夫·海勒都与他们把握的开创 性原则有关。像劳伦斯的几部作品，就把性 的心理描写推向极致，性被视为生命的救 星，被视为社会摆脱颓败的出路，被视为人 类重新燃烧起热情的火焰，性就是美，就是 美的极致。这种先锋观念要让当时的瑞典文 学院的院士们视为理想主义的表现，确实困 难。所以我们也很难把遗漏劳伦斯视为诺贝 尔文学奖评审的缺点。乔伊斯的《尤利西
，其中对毛莱的**主义也作了非常细
斯》
致的描绘，这些描绘在当时也引起抗议。但 是，乔伊斯的极致却是艺术形式实验的极 致。他的《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开创了“意 识流”的写法，他的《尤利西斯》则进一步 采用内心独白、倒叙、时空混淆的手法来强 化意识流，而在独创的、全新的形式之下又 包含着最深邃的现代意识，如果瑞典文学院 的眼光更开放一些，也许是可以接受的。
在议论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短时，前头的文字 曾赞赏瑞典文学院近二十年来更注意边缘地 区的文学，把眼光更多地放到欧美之外的作 家作品，但是，在这一长处中我也感到诺贝 尔文学奖出了太多的“冷门”。
说明瑞典文学院士们的眼光不拘一格，不为 批评潮流所左右，这是不错的。但是，如 果“冷门”意识太强，就会忽视一些热门的但 确有重大成就的作家。我常感到疑惑不解的 是捷克的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为什么至今 还站立在诺贝尔文学家族门外。他的《生命 中不能承受之轻》、《笑忘录》、
中国作家和中国知
，无一不是杰作。
他乡》
识分子喜欢这一“热门”，是比较高的文学趣 味，而他在西方的广泛影响，也同样是很高 的趣味，说句实话，最近十年瑞典文学院所 评出的好几个“冷门”，都不如米兰·昆德 拉。我希望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能更注意掌 握一下“热”与“冷”的分寸，别漏掉对人类精 神产生巨大影响的主流作家。

而马悦然， 一个非中国人，却能如此欣赏《灵山》，译 得非常漂亮，我相信，翻译者如果没有一种 感情，没有一种精神，是难以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

。《灵山》的法译本在１９９６年于巴黎出版。出版时法国左、中、右各报均给予很高的评价。
高行健还有其他许多作品也已译成瑞典文、法文、英文、德文、意大利文、匈牙利文、日文和弗拉芒文出版。他的剧作在瑞典、德国、法国、奥地利、英国、美国、南斯拉夫、台湾和香港等地频频上演。西方报刊对他的报导与评论近二百篇。欧洲许多大学中文系也在讲授他的作品。他在当代海内外的中国作家中可说成就十分突出。
除了北岛与高行健之外，马悦然还努力译介、推崇立足于太行山下的小说家李锐。
李锐的短篇小说集《厚土》，马悦然在十年前就注意到，并很快就翻译出版。近几年，他又翻译了李锐的长篇小说《旧址》，大约不久后也可以问世。李锐的两部最新长篇��《无风之树》与《万里无云》马悦然也很喜欢，他告诉我，这两部小说就像诗一样。在和我的几次通讯中，他都对《旧址》称赞不已。马悦然本人具有很浓的诗人气质，一旦遇到自己心爱的作品，则表露无余。从１９９６年开始，他就一直念着，希望９８年秋天能到太行山下去看看李锐，只是因为太忙，至今还未能成行。

８
与内地的作家相比，台湾作家应当会感到寂寞一些。其实，台湾文学是很有成就的。在下半叶前三十年，台湾的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一直处于相当兴盛的状况。上半叶中国的新诗运动在台湾得到继续，其形式、语言、技巧日益成熟，以至出现了一个包括痖弦、余光中、洛夫、郑愁予、杨牧、周梦蝶、罗门、商禽等在内的杰出的诗群。我曾表明过，从整体上说(不是指单个作家)，本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最突出的两大成就，一是五六十年代(延伸到七十年代)的台湾诗歌；一是八十年代(延伸到九十年代)的中国内地小说。台湾的小说，就个体而言，白先勇的《台北人》，王祯和的《玫瑰玫瑰我爱你》，陈映真的《将军族》，李昂的《杀夫》，张大春的《四喜忧国》等都是杰作，但就整体来说，内地的八九十年代小说家因为经历了时代的大动荡、大折腾，展示的大爱大恨也更动人心魄，所以引起更大反响和更多的关注也是不奇怪的。而台湾诗歌总的来说却更有光彩，也就是比起内地诗群来说更有成就是因为他们具有两个明显的长处：一是诗中文化底蕴比内地强；二是汉语表达能力尤其是古汉语的修养与表现能力比内地强。这是我读两岸诗歌的总感觉，倘若要论证，则需要作学术论文。
我到瑞典的那一年，曾留心过台湾文学在瑞典的评介状况，发现几乎是空白。除了有一小本商禽的诗集《冰冻的火炬》之外，看不到别的诗集。很明显，在九十年代之前，台湾文学是被瑞典汉学界和瑞典文学院忽略了。

但是，作为瑞典汉学界的泰斗式人物马悦然，他对台湾并没有偏见，顶多只能说顾此失彼，即顾了一头，台湾的另一头就忙不过来了。值得高兴的是，我到瑞典时情况已在变化，马悦然和他的学生们已开始在阅读台湾的诗歌。我和马悦然交谈了好几次，兴致很浓，谈得很热烈。我从马悦然的书架上借阅了余光中、痖弦、洛夫等诗人的诗集与诗论集，《痖弦自选集》、《痖弦诗集》以及痖弦的诗歌研究集《中国新诗研究》，我都是从马悦然那里借阅的，余光中、洛夫的几本诗集也是因为借阅的方便，才第一次认真地读。
“写得真好!”读后我向马悦然衷心感叹，马悦然回答说：“他们都是非常杰出的诗人。”“你为什么不翻译？”“以后会译一些，不过有的诗很难译，比如余光中先生的诗，就很难译。像你的散文一样，真难译。”马悦然也觉得，台湾诗人的古典文学素养比内地的诗人高。内地的一些年轻诗人，古诗词读得不勤，甚至连三十年代李金发、徐志摩的新诗也读得很少，创作全靠灵气与才气。我回美国后，特别是近两三年，马悦然对台湾诗歌更为关注，几次在电话上赞口不绝。他还告诉我，他已和奚密、向阳组成一个编译小组，开始翻译台湾诗选。并会分别用中文、英文、瑞典文在中国、美国、瑞典出版。这真是令人高兴的好消息。


讨论起中国作家为什么在诺贝尔文学家庭中缺席的问题，总是争论不休。我曾听到几位朋友说，主要是语言障碍问题，也就是没有做好翻译的问题。
我并不认为这是最主要问题，但也确实是重要问题之一。瑞典文学院的１８名院士只有马悦然教授一个人可以直接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其他人都要借助翻译，这自然有个语言转换和转换中的障碍、误差甚至变质的问题。张承志有篇文章说：美文不可译。这在某种范围内是个真理，但不是绝对真理。我们读朱生豪、傅雷的中译本，仍然会觉得莎士比亚、罗曼·罗兰的作品美不胜收。可惜，不管是中国内地还是台湾、香港，把外国小说、诗歌、散文、戏剧译成中文而且译得相当漂亮的很多，而把汉语写作的本国文学作品译成外国文学的则很少，这一逆差非常明显。在我国的翻译史上，出现过英译中的，诸如朱生豪、傅雷等杰出的翻译大家，但缺少把中文翻译成英文的杰出人才。现在能把当代中文作品译成外国文字并保持原著文学水准的，几乎都是外籍翻译家(如马悦然、葛浩文等)，国内办的外文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一些中国小说，但在海外几乎没有影响。
有的学者把语言障碍问题看得特别重要，因此建议瑞典文学院改革评选办法。这个办法的要点就是，每经一段时间后，瑞典文学院把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金，预定赠给一位用某一种“不通常”文字(即非英语及非西方主要国家语言)写作的作家。文学院一旦决定后，即可征求使用这种文字的国家的文学专家的意见和全世界专家的意见，以寻找出适当人选，然后译成“通常”文字，最后由十八位院士投票决定。
１９８４年，黄祖瑜先生(欧洲华人学会会员)正式致公开信向瑞典文学院提出这一建议(《欧华学报》第二期)，意见书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而且得到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宇冷斯藤认真的回信。这一复函写得很诚恳、很有意思。它坦白地诉说了瑞典文学院的困难、苦衷和他们坚定的工作态度，它甚至这样诚恳地承认诺贝尔奖天然的局限：
诺贝尔奖金，每年每项只有一个；在某种项目，最多只有三位，共分奖金，可是世界上的文学作家和科学家——所有科学范围，包括物理，化学，医学，经济学以及促进和平——为数很多，决不只这几位诺贝尔奖金得奖人，其中有些可能有同等资格得到奖金，甚至于有些人的资格，比奖金得奖人的资格还要高。诺贝尔奖金，无论是文学奖金或其他项目的奖金，并不赠发给世界上那种项目里最优秀的作家或学者，因为所谓“最优秀的”，根本就不存在。在极复杂的科目像文学，医学或物理或奖金的其他科目，其中除原有材料外，有新创造的材料，我们如何能以客观态度，来比较同一项目中的作家或学者？
而对于黄祖瑜先生的建议，宇冷斯藤教授也作诚恳的回答。这一回答主要是两点意思：
（１）承认黄祖瑜提出的问题(偏袒使用“通常”文字的作家作品，忽略使用“非通常”文字写作的作家作品)的存在。他说：
瑞典国家文学研究院深深地感觉到这些问题的存在；这种感觉，非自今天开始，从赠发奖金开始时即已有了。诺贝尔氏本人对这些问题也已顾虑到，因为在他的遗嘱中，明明地写着：“我确切地希望，在决定各奖的得奖人时，不顾及得奖人的国籍；只有贡献最大的人，可获得奖金，无论他(或她)是不是出生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国家里。”诺贝尔奖金的国际性，已在这里预先肯定。遗嘱的最后一短语，特别有用意，因为由此可见诺贝尔氏本人，也自然地感觉到斯堪的纳维亚三国的作家和科学家，在开始时，因为语言文字关系，就已占优势；若与欧洲以外的作家和科学家相较，当更占优势了。以后果不出诺贝尔氏所料，这种趋势的确存在，尤其在赠发诺贝尔奖金(各种奖金)的初期。
到了后来，尤其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大家积极地感觉到我们住的世界，并不只包括欧洲和西方的国家。在我们的世界中，国际间的联系，无论是在文化或政治方面，愈加活跃；过去西方国家的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元老派唯我独尊的观念，不能继续存在了。


这种思想，当然影响到诺贝尔奖金的赠发，特别是文学奖金。大家热烈地要求，在物色文学奖金的可能得奖人时，也应注意到大量西方文字以外的语言文字和文化领域。我们常常得到各地的来信，提醒我们注意到这件事；这些批评，不仅来自中国，还有来自印度(其中的语言文字以百计)，非洲以及大洋洲内国家，一齐抗议瑞典国家文学研究院把他们国家的文学忽略了。不惟这些欧洲以外的文字区域认为不公平，就在欧洲之内，还有很多义愤的作家和科学家，为他们(或她们)本国抱不平。
因为正视这一问题，所以他说，“有目的地注意那些所谓‘不通常’文字的文学作品”，正是“研究院工作的路向”。
(２)认为解决问题要靠翻译家，要靠研究院本身的努力，要靠院士、译者、文学研究者的“密切合作”，而不能单靠“文学专家”。他说：
瑞典国家文学研究院不能把赠发诺贝尔文学奖金的工作，交托给文学专家们办；最终决定人选，还是要研究院的同人自己负责，所以我们要依赖翻译家。要读欧洲以外文字著作的翻译——其实欧洲以内少数人用的文字，也有些须要翻译——我们也和一般书友和读者一样，高度地听任偶然性赐给我们的产品，这里所谓“偶然性”，大多是越来越商业化的文学出版事业。所出版的翻译作品，不一定都是自己不受约束和最优秀文艺家的作品。国际出版事业是一个超级市场，为一种专利货品所操纵；这类货品，随着当日的文艺风尚产出，或由高度成功的文学市场推销员所经营，有很多这类的出品，来自美国。这个市场里的作家，不一定都是坏的，可是常常有这种现象发生，就是不在这个市场里的作家，反而比较在这个市场里的作家，更惹人注意。市场里真正优良的作家，所出版的常常是他(或她)的作品中少量且无系统的选集，读者不能由此可窥文学家作品的全豹。
瑞典国家文学研究院，有时自己找人翻译某种文学作品，但自然不能大量地这样办。说也奇怪，翻译诗歌反而比翻译散文简单，因为诗人的作品，可由其少量的作品代表，而散文家的作品，必须读了他(或她)大量的作品，才可加以评判。为促进文学的传布，并且打开文字和文化的障碍——这些障碍把西方国家和中国及亚洲分开，也把西方国家和非洲，大洋洲等国家分开，同时把“不通常”文字区域的文艺，封闭在他们语言文字的壁垒内——最好的办法是发扬翻译的技术，把认为优秀的文学，译成所谓“通常”文字，出版问世。
瑞典国家文学研究院当然不能只坐在那里，瞪着眼，等候优美和丰富的翻译作品，源源而来。我们必须在当时情况之下，尽力工作。有些方法，我已在上面提到了。困难之处，并不完全在作品的文字方面，而在乎如何渗透入作家本国的传统思想，设身处地地懂得作家在写作时所处的文学及文化背景；我们必须要这样做，才能使翻译的作品，不完全失掉原文的风格和意义。这样我们就必须先读很多其他有关的材料，才能稍稍地了解一位住在另一文化世界作家的思想和写作。在这一切工作中，一位局外的文学专家，自然应和最后决定得奖人的文学研究院院士们，密切合作，做对这位作家的最后评价。
瑞典文学院这一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不愿意把大权交给“局外的文学专家”们，他们不能在文学专家们选择之后最后起一个“橡皮图章”的作用。这除了他们本是一群把独立自主性原则视为生命的人之外，还因为他们对文学专家们的主观偏激态度怀有戒心。宇冷斯藤坦率地说：
＊最后一件事，是如何鉴定文学专家，他们能选择适当的文学作家，对作家评价时，能够保持可靠和公正无私等等的态度。这件事并不是那么容易。很多的专家，爱国的热忱太大；也有很多专家，自己的爱憎太强，不能以客观态度，评判作家；也有些专家，在评判其国内作家时，特别注意作家的年龄，使年纪长的有优先权；还有些专家，遮蔽地或明显地特别注意到作家的政治立场；还有其他等等。在这一方面，也常常遇到文化上的差异，例如特别注重作家的年龄或其在外交上的地位，在日本或中国或其他国家，比较在西方国家内，重要得多。
宇冷斯藤先生对文学研究者、推荐者的这些批评，值得中国的文学教授们借鉴。他的这封回函的主要意思很清楚，语言障碍、文字障碍的困难不能交给非西语国家和非北欧国家的文学专家们，还是要由他们自己通过翻译文字进行鉴别与选择。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选择了五位俄国作家获奖，这并非他们懂得俄文，没有语言障碍，而是他们在译文中仍然感受到这五位作家诗人的天才。
翻译的确重要，如果不是《边城》、《沈从文作品集》及时译成瑞典文，沈从文就不可能站到诺贝尔文学家族的门口，但是，这毕竟是沈从文自身的卓越，是他一生的创作成就和杰出的作品所决定的。其实，在沈从文之前，已有不少中国当代的小说、诗歌已译成瑞典文和英文，但是，他们都未能像沈从文那样：作品的瑞典文本一旦问世，便立即在地球的北角大放光芒，让文学院的院士们个个眯着眼睛读得连连点头。
何况，现在分布在世界各大国的翻译家们都在追踪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步伐，一旦有优秀作品出现，他们就抓住不放，瑞典的文学院士们必定很快就可以看到葛浩文所翻译的李锐、莫言的作品，这之后，就看李锐、莫言们是江郎才尽还是马力无穷了。关键还是自身的精彩与强大，但愿他们个个都能面壁十年，面壁一生，写出不仅让当代评论家欣赏而且让今后千百代知音感动的作品。

八十年代中国内地出现的非学院派的文学批评情况要好得多。这些新出现的批评家，不像文学史作者靠“复制”过日子，而是靠自己敏锐的艺术鉴赏力，因此他们发现一些初露锋芒的作家并为他们的生长呐喊。可是这些中、青年批评家多数并非文学教授，并无向瑞典文学院推荐的资格。而具有推荐资格的文学史教授，则缺乏艺术鉴赏力，对当代文学发展的脉搏懵懵懂懂，结果能向世界推荐的批评家变得非常稀少。中国没有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无法有力地推荐本国的作家，在近一百年的历史上，只有异国的赛珍珠推荐过林语堂和大江健三郎推荐过莫言、郑义(后者是口头上说)两例。

中国有代表性的作家协会只有一个(台湾有没有我不清楚)，埃斯普马克先生《诺贝尔文学奖内幕》一书谈到亚洲国家的推荐情况，他说，本世纪上半叶只有１９４０年赛珍珠推荐过林语堂，“不过完全无法使人相信”。他们只能从探险家斯文·赫定那里得到某些帮助，还有就是从高本汉那里得到一些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