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空白”说的局限性——对伊斯兰装饰艺术功能的探讨

　　伊斯兰教历史上第一座清真寺库巴清真寺(Masjid Quba)，是公元622年先知穆罕默德从麦加迁徙到麦地那之后，依靠迁士和辅士们的帮助亲手建造的。当时，它只不过是用石头围起来的四方形空地，用枣椰树干做立柱，用叶柄涂上泥做墙，除了礼拜的正向对着耶路撒冷外，没有其他的规定和装饰。“这是个极简朴的建筑，简朴得就象伊斯兰教那样朴实无华。”〔6〕以至严格地说，它算不上是座建筑。之后不久，穆罕默德又主持兴建了伊斯兰教历史上第二座清真寺先知寺(al-Masjid al-Nabawi)。〔7〕这座清真寺最初同样非常简朴，围着一个空旷场地垒砌土坯围墙，以枣椰树干作梁柱，枣椰树叶和上泥巴作屋顶搭成礼拜堂，“寺内无装饰……在伊斯兰初期，各地修建清真寺，大多以此为范例”。〔8〕


　　按照时间顺序，伊斯兰教历史上的第三座清真寺应该是麦加圣寺(al-Masjid al-Haram)，即全世界穆斯林每天五次礼拜的朝向——克尔白天房的所在地。现在的克尔白天房是一座高15米、东西宽10.1米、南北长12米的石质立方体建筑，前伊斯兰教时期，它曾经是阿拉伯半岛各部落供奉偶像、崇拜多神的中心。623年，穆罕默德遵照神启，将穆斯林的礼拜朝向由原来的耶路撒冷改向了克尔白天房，随后于629年确定穆斯林朝觐天房乃伊斯兰教天命，紧接着在630年征服麦加之后，捣毁了克尔白里的所有偶像，然后围绕这座天房建立起清真寺。我们今天看到的麦加圣寺，占地18万平方米，可同时容纳五十多万人作礼拜，巍峨壮观，辉煌无比，是经历代修葺扩建的结果。而在穆罕默德时代，这座清真寺却极为简陋，仅仅是穆斯林环绕克尔白天房做礼拜的场所。“当初亚伯拉罕和其子以实玛利修复天房的时候，用的是粗糙的石头，没加任何粉饰”；“使者穆罕默德下令将所有的画像抹去，并用清水清洗了天房”，遂宣布为非穆斯林不得进入的“禁地”。〔9〕


　　考虑到篇幅所限，仅举上述几例以说明早期的清真寺建筑上还没有出现装饰图案，而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诸如麦加的海夫清真寺(建于632年)、叙利亚的大马士革清真寺(建于635年)、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建于705—715年)和萨赫莱清真寺(建于691—694年)、西班牙的科尔多瓦清真大寺(建于785—786年)，以及埃及的阿慕尔清真大寺(建于642年)、突尼斯的宰桐清真大寺(建于732年)等等这些早期宗教建筑上。〔10〕


　　关于早期的清真寺建筑为什么没有装饰图案这个问题，有学者将之解释为“功利性和滞后性”。〔11〕原因是，考察这些早期的清真寺人们会发现，当时完全是从实用目的出发而兴建的，即为履行宗教义务服务，并没有考虑到它的审美功能。这正如普列汉诺夫(Plekhanov，Georgyva-Lentinovich 1856—1918)在谈及艺术起源问题所指出的：“以功利观点对待事物是先于以审美观点对待事物的。”〔12〕早期伊斯兰社会致力于开疆拓土，征服宣教以及政权建设和巩固，以功利态度对待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对包括造型艺术在内的精神产品的生产还无暇过问，也没有注意到艺术对于宗教、对于上层建筑所承担的特殊使命，因此，这种滞后性是其造型艺术起步较晚、发展迟缓的不容忽视的原因，所以，还处在没有提升出精神产品的物质生产阶段中。这种情况与早期罗马帝国对待艺术的态度极其相似：“罗马人，和他们的敌人迦太基人一样，忙于统治其他民族和发财致富，没有时间去玩弄那些‘既无用处，又无利可图’的精神活动。他们征服世界，修筑桥梁和道路，将希腊的艺术全盘端过来。为了适应他们那一时代的需要，他们也创造了几种实用的建筑。但他们的塑像、历史、镶嵌工艺、诗歌仅仅是源自希腊的仿制品。如果没有那种模糊不清而又难以下定义的、世人称之为‘个性’的东西，便不可能有艺术。但是，罗马人不相信这种特殊的‘个性’。帝国需要的是士兵和商人，让外国人去干写诗做画的勾当去吧！”〔13〕


　　作为伊斯兰教的造型艺术，只是到了伍麦叶王朝(661—750年)才开始意识到它的使命。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伊斯兰社会的和文化的基础，阿拉伯那些半城市化的游牧民统治者们发现自己面对的是比自己的水平高得多的文化，被他们征服地区的臣民住在十分奢侈的房屋里，到处是制作精巧美观的物品，与他们所住的帐篷和所用的日用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自己的文化黯然无光。在叙利亚，他们发现基督教大教堂是高度发展的建筑，而他们自己的清真寺却根本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建筑。因此，伊斯兰艺术及其建筑的第一次尝试是出于一种竞争的心理。”〔14〕阿菲夫·巴赫奈斯的研究表明，伍麦叶王朝的第五任哈里发阿卜杜勒·麦利克(685—705年在位)正是在亲眼目睹了基督教国家的教堂建筑及其装饰，阅读了许多相关著述之后，才决定建造一座供穆斯林祈祷用的清真寺，并要让它成为世间的奇迹之一，于是他敕令建造了耶路撒冷的萨赫莱清真寺。“建造这样一座优美壮观的清真寺，无疑是为了显示伊斯兰帝国的强大国力及宗教对国家的控制力”。〔15〕而之后的第六任哈里发瓦利德一世(705—715年在位)所以要在基督教圣约翰教堂原址上重新修建伍麦叶清真寺，也是考虑到“大马士革对于作为幅员辽阔的帝国首府的重要性，要拥有一座能与之相配、永垂后世的伊斯兰建筑。

”〔16〕


　　伍麦叶王朝统治时期，哈里发们虽然有了对艺术的要求，但也仅仅是处在继承其他民族文化艺术传统的阶段，并没有形成伊斯兰自己的审美标准和审美体系。同时我们也明显地感觉到，那一时期的壁画、镶嵌画更多地用以炫耀征服者的战绩，满足统治者的虚荣心和享受奢侈的生活，并没有更高层次的艺术追求。伊斯兰造型艺术真正成长起来并开始形成其特有的风格是在阿巴斯王朝(750—1258年)的后期，而装饰艺术风格则定型于10世纪。〔17〕


　　由此可见，既然早期清真寺建筑上还未出现伊斯兰装饰图案，那么“恐惧空白”说的解释就失去了意义。


　　2、伊斯兰装饰母题的最早来源


　　前面谈到，伊斯兰装饰艺术，其典型的母题实际上就是“阿拉伯式图案”。西方的伊斯兰艺术史专家们普遍认为，这一母题早在希腊化时代的艺术中就已经出现了，而穆斯林艺人们只是在10世纪时才开始使用它作为装饰，并将其发展、定型为风格化艺术，以至到了16世纪，当欧洲人对伊斯兰装饰艺术产生强烈兴趣时，才称之为“arabesque”。


　　那么，早期伊斯兰社会是如何获取和采用装饰艺术母题的？《牛津艺术指南》里对此做了这样的论述：


　　“伍麦叶时期的艺匠是叙利亚人、埃及人、波斯人，他们分别按照自己的传统工作。他们当中也有少数的穆斯林，因为被征服的民族接受新宗教的速度是缓慢的。鉴于上述原因，伊斯兰早期建筑和装饰的范例都是随意取材的结果，给人以一种古怪的感觉。例如木萨塔(Mshatta)宫殿的正面对于考古学家们来说就是个迷。他们于上世纪末开始正式认真地对它进行研究。这一建筑的正面看上去属于伊斯兰建立至少一个世纪后的古希腊风格的建筑。它座落在死海东面25英里处的沙漠中，也许是在伍麦叶统治后期修建的。这座宫殿是由一个长方形教堂式的大厅和三条带有拱形圆屋顶的通道结合而成的。中间的通道通向一个半圆形房间，房间的三面都是拱形的，在埃及拜占庭建筑中也可以找到同样的布局。宫殿正面是由雕刻装饰的巨大三角形建构的，其中大部分是古希腊风格，主题包括葡萄蔓、各种花卉，甚至还有半人半马的怪兽和狮身人面兽的图案。另外其它主题还有：长着孔雀尾的龙，很明显是受了波斯文化的启发。伍麦叶时期的建筑沿袭了这些国家的传统，因此很难说它们是在创造一种独特的伊斯兰风格。耶路撒冷的岩顶寺(the Dome of Rock)，大马士革的清真大寺，木萨塔被遗弃的宫殿，约旦东部的欧麦尔宫(Qusar-Amra)，大马士革附近的希拉(Qusaairal-Hair)，都是以古希腊传统为准则的，同时也有美索不达米亚的传统。总之伍麦叶的艺术远没有一个完整的风格，它包括三个互相独立的要素，这三个要素常常出现在同一个作品中：受希腊传统巨大影响的叙利亚自然主义风格；更专心于装饰的科普特的埃及风格；希腊风格和传统的萨珊波斯风格。”


　　“在阿巴斯王朝统治下，……建筑构造方法是从萨珊王朝引进的。同样，装饰艺术看上去也是从伊朗传统中发展起来的。……”〔18〕


　　从上面引文中至少可以得到两点提示：第一点，伍麦叶王朝时期，伊斯兰风格的艺术还没有形成(这是自622年伊斯兰教纪元年始至750年伍麦叶王朝结束将近130年的早期伊斯兰阶段)；第二点，这一阶段呈现出的造型艺术风格是多样化的，装饰母题的来源也是多方面的，它融合荟萃了伊斯兰教征服地区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与艺术遗产，体现了哈里发们宽容的宗教态度和敏于学习他民族的长处以弥补自身文化之不足的可贵精神。


　　众所周知，在伊斯兰时代的早期，伊斯兰教的传播是倚仗军事征服或政治控制手段进行的，在涵化概念中，这种行为属于强制文化变化类型，其特点是涵化过程中发生文化同化、文化融合以及对统治文化各方面的反作用等等。所谓反作用，说明文化传播是互动的、双向的，即在文化系统中的群体间是互动的、互换的，彼此都在“传入文化”与“借入文化”之间互调角色，亦都有“文化接受”的任务，而“文化接受”又有助于消解两种文化之间的对抗，以求在文化场景中共存。伍麦叶时期对造型艺术的追求和尝试，对周边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借鉴和继承，正好说明走出半岛、征服宣教的阿拉伯人，在传播自身文化的同时，也在扮演“文化接受”角色。也正是有了这种文化系统中的互动和互换，文化场景中的共存与共容，方才铸造出融各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于一炉，为推动中古时期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杰出贡献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