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八百万种死法(1)
　　1 我看到她进来。想看不到也难。她一头金发近乎银色，要是长在小孩头上，就叫亚麻色。头发编成粗辫子盘在顶上，用发针别住。她前额高而平滑，颧骨突出，嘴巴略大。加上西部风格的靴子，她得有六尺高了。主要是双腿长。她穿着紫色名牌牛仔裤，香槟色皮毛短上衣。雨时断时续下了一整天，但她没带伞，头上也没有任何遮挡。水珠在她的发辫上闪烁着，像钻石。 她在门口站了会儿，四下张望。 这是周三下午，三点半左右。在阿姆斯特朗酒吧，这个时间生意向来清淡。午餐时间的人潮已退去，对下班的顾客来说又太早。再过十五分钟，一对教师将会来这儿喝一杯，之后，罗斯福医院一些四点下班的护士也会来。但此刻，吧台那儿只有三、四个人，还有两个人坐在前头的桌边，刚喝完一瓶葡萄酒。仅此而已。当然，还有我，坐在后面我常坐的桌子边。 她马上认出了我，我也越过整个房间捕捉到她眼睛的蓝色。她在吧台前停了一下，确认后，便一路绕过桌子向我走来。 她说：“斯卡德先生吗？我是金?达基嫩，伊莱恩?马德尔的朋友。”
　　“她给我打过电话，请坐。”
　　“谢谢。”
　　她在我对面落座，将手提包放在桌子上，取出一盒香烟和一次性打火机。没点烟之前她停了一下，夹着烟卷问我介不介意。我让她放心，尽管吸。 她的声音与我想的不一样，十分柔和，标准的中西部口音。刚才看到她的靴子、皮草、棱角分明的脸形，再加上那个异国情调的名字，我猜会听到受虐狂幻想中才有的那种声音：粗糙刺耳，严厉冷酷，带着欧洲口音。她也比我第一眼看到时显得年轻。不会超过二十五岁。 她点燃香烟，将打火机放在烟盒上面。女招待伊芙琳在过去的两周中一直上白班，因为她在外好莱坞的某个表演场所得到了一个小角色。她看上去总像是要打哈欠。她来到桌旁时，金?达基嫩正在摆弄打火机。金点了一杯白酒。伊芙琳问我是否再要点咖啡，听到我说好的，金说道：“哦，你在喝咖啡？我不要白酒了，也喝咖啡。行吗？”

“然后，他就把我安排在室内，那样好一些。但他不喜欢，因为那样的话，他就不太好控制我了。在哥伦布圆环附近，有一个大公寓，我在那儿工作，就像你去办公室上班一样。我在室内——我不肯定——大概又干了六个月。就那样。然后，我跟着钱斯干了。”
　　“怎么会这样？”
　　“那时我和达菲在一起。我们在一个酒吧。不是皮条客酒吧，是一个爵士俱乐部，钱斯进来跟我们坐一桌。我们三人一起聊天，然后，他们把我扔在那儿出去了。谈了一会儿，达菲一个人回来，说我以后跟着钱斯。我以为他是要我干他。你知道，就像卖淫。我很生气，因为我本以为是三个人一起出来玩的，为什么让我工作。瞧，我没把钱斯当成嫖客。然后，他解释说，从此以后，我将成为钱斯的女孩。我觉得自己像是被他刚刚卖掉的汽车。”
　　“他是那么干的吗？把你卖给钱斯？”
　　“我不知道他干了什么。但我跟钱斯走了。还不错，比跟着达菲强。他把我带出那个房子，把我安置在一部电话机边上，到现在，呃，有三年了。”
　　“你想让我帮你脱身？”
　　“你能帮我吗？”
　　“我不知道。也许你可以自己干。你跟他什么都没说过？暗示过，或谈论过，诸如此类？”
　　“我害怕。”
　　“怕什么？”
　　“怕他杀了我，或给我毁容，或其他什么的。或者，他会说服我放弃这个念头。”
　　她身子前倾，把染着波特酒色指甲油的手指放在我手腕上。这个姿势显然是蓄意而为，但很有效。我吸入她的香水气息，感受她的性感魅力。我没欲火焚身，也没想上她，但我无法对她的性力量无动于衷。她说：“你能帮我吗，马修？”
　　然后，马上补充道，“你不介意我叫你马修吧？”
　　我只好笑笑。“不，”我说，“我不介意。”
　　“我赚钱，但留不住。实际上，我挣的并不比在街上多。但我有点钱。”
　　“哦？”
　　“我有一千美元。”
　　我没说什么。她打开钱包，拿出一个普通的白信封，把一根手指头伸到口盖下，扯开信封，从里面取出一叠钞票，放在桌子上。 “你替我去见他，”她说。 我拿起钱，握在手里。我得到一个机会去当金发娼妓和黑人皮条客之间的调解人。那可不是我曾渴望过的角色。 我想把钱塞回去。但我从罗斯福医院出来刚九或十天，我欠那儿的钱，月初我的房租该到期了，有多久没给安尼塔和孩子们寄东西了我都懒得去记。我钱包里有钱，银行里更多，但加起来却没多少，而金?达基嫩的钱同别人的一样好，也更容易赚，至于她的挣钱方式跟我又有什么关系？ 我点着钞票。它们都是用过的百元大钞，一共十张。我留下五张放回桌上，把其余五张还给她。她瞪大了眼睛，我认为，她肯定戴了隐形眼镜。没人会长那种颜色的眼睛。 我说：“先收五百，那五百事后再收。如果我能让你脱身的话。”
　　“成交，”她说，突然咧嘴一笑，“你本来可以把这一千元全收下的。”
　　“也许有动力我会干得更好。你再来点咖啡吗？”
　　“如果你要，我就要。我想，我更喜欢甜的东西。这儿有甜点吗？”
　　“这儿的核桃派不错。奶酪饼也挺好。”
　　“我喜欢核桃派，”她说，“我非常喜欢甜食，但从不会增加一盎司体重。很幸运吧？”
　　2 有个问题。要想跟钱斯谈，我得先找到他才行，但她没告诉我怎么才能找到他。 “我不知道他的住处，”她说，“没人知道。”
　　“没人？”
　　“他的女孩都不知道。当我们中间有两个碰巧在一起，而他又不在屋里时，那就是一个很不错的猜谜游戏。努力猜猜钱斯住在哪里。记得有一个晚上，我和那个叫桑妮的女孩在一起，我们打发时间，就想出一个又一个怪异的答案。如他和他的残废妈妈住在哈勒姆区①的一个廉价公寓里，或他在‘糖山’②有座大宅子，或他在郊区有所平房，每天往来于城郊之间。或者，他在他的车里放几个箱子，靠它们生活，每晚到我们中某个人的公寓里睡上几个小时。”
第4节：八百万种死法(4)
　　她想了一会儿，“只是他和我在一起时从不睡觉。如果我们真的上了床，事后他只躺一小会儿就起来，穿上衣服出去。他曾说过，如果房里有别人，他就睡不着。”
　　“要是你必须跟他联系呢？”
　　“有一个电话号码。但那是代接电话服务站。你可以随时打那个电话，一天二十四小时，老有一个电话员在那儿接电话。他总是去查他的电话记录。如果我们外出，或是干什么别的，他就每隔半小时或一小时查一次。”
　　她给了我电话号码，我记在笔记本上。然后，我问她他把车停放在哪里。她不知道。记得那辆车的车牌号吗？ 她摇摇头：“我从不注意这类事情。他的车是一辆卡迪拉克。”
　　“这倒出乎意料。他常在哪儿出没？”
　　“我不知道。如果想找他，我就留个口讯。我不出去找他。你是指他是否常去某个酒吧？他有时会去很多地方，但没固定的。”
　　“他常做些什么？”
　　“你指什么？”
　　“他看球赛吗？去赌博吗？他一个人时干些什么？”
　　她考虑着这个问题。“他做不同的事，”她说。 “你指什么？”
　　“看他跟谁在一起。我喜欢爵士俱乐部，所以，跟我在一起时，我们就去那里。如果他想要度过这样的一个夜晚，就会打电话给我。还有一个女孩，我甚至都不认识她，但他们去听音乐会。你知道，古典音乐。卡内基音乐厅①什么的。还有一个女孩，桑妮，她喜欢运动，他会带她去看球赛。”
　　“他有多少女孩？”
　　“我不知道。有桑妮，楠，还有喜欢古典音乐的那个女孩。也许还有一两个。也许更多。钱斯不大谈私事，你知道？他总把事情闷在肚里。”
　　“据你所知，他的名字就只是钱斯吗？”
　　“没错。”

“你和他在一起，嗯，三年了？而你所知道就只有半个名字，没有住址，还有一个代接电话服务站的号码。”
　　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 “他怎么收钱？”
　　“你是指从我这儿？有时他来我这儿拿钱。”
　　“他先打电话吗？”
　　“不一定。有时打。或者，他打电话让我把钱带给他。在某个咖啡店，或酒吧，或其他地方，或在某个街角，然后他把我接走。”
　　“你把赚的钱都给他？”
　　她点头。“他给我找公寓，他付房租，电话费，所有的费用。我们去买衣服，他付钱。他喜欢帮我挑选衣服。我把赚到的钱给他，他还给我一些，你知道，当作零用钱。”
　　“你不留些私房钱？”
　　“我当然留了。你以为我怎么得到这一千美元的？不过也挺滑稽的，我留的并不多。”
　　她走时，这个地方已经挤满了上班族。走前，她已喝够了咖啡，开始喝起白酒了。她要了一杯酒，剩下了半杯。我一直在喝黑咖啡。我的笔记本上记着她的住址，电话号码，还有钱斯的代接电话服务站号码。仅此而已，实在不多。 她走后，我把咖啡喝完，从那叠百元大钞中抽出一张付帐。阿姆斯特朗酒吧位于五十七和五十八大街之间的第九大道上，而我住的旅馆就在五十七大街拐角附近。我走进旅馆，到前台查看是否有我的信件和留言，然后用门厅的付费电话给代接电话服务站打了电话。一个女人在响到第三下时接起电话，她重复了号码的后四位数，然后问我有什么需要。 “我想跟钱斯先生通话，”我说。 “我会尽快同他联系，”她说。她听上去人到中年，一副烟酒嗓。“需要给他捎话吗？”
　　我留了我的名字和旅馆电话。她问我为何打电话。我告诉她是私事。 挂断电话时，我浑身发抖，或许是因为那些咖啡，我已喝了一整天。我想喝杯酒。我考虑是到街对面的波莉酒吧来一杯，还是到波莉酒吧隔两个门脸的酒铺买一品脱波本①威士忌。我的脑海中浮现出那些酒：占边波本威士忌或丹特酒，平底酒瓶里那货真价实的棕色威士忌。 算了，我想，外面正在下雨，你不想冒雨出门吧。我离开电话间，转向了电梯（而不是大门），然后回房间。我把门锁上，把椅子拉到窗边，望着外面的雨。几分钟后，喝酒的冲动消失了。然后又袭来，然后又退去。这冲动来来去去又一个小时，就像霓虹灯般忽现忽灭。我待在那里没动，望着外面的雨。 七点左右，我拿起房间里的电话，给伊莱恩?马德尔打过去。她的答录机做了应答。指示音响后，我说：“我是马修。我见了你的朋友，谢谢你的推荐。也许这几天我就能报答你。”
第5节：八百万种死法(5)
　　我挂断电话，又等了半小时。钱斯没回我的电话。 我不怎么饿，但还是勉强下楼去吃点东西。雨已经停了。我到蓝松鸦餐馆，要了汉堡和炸薯条。隔两个桌子远，有一个家伙正在就着啤酒吃三明治，我决定等服务员送来汉堡包时也要一杯啤酒，但后来改了主意。我吃了大半个汉堡包，半份薯条，喝了两杯咖啡，然后要了樱桃当饭后甜点，吃掉了一大半。 离开时快八点半了。我在旅馆停了一下——没有留言——然后一路向第九大道走去。街拐角处本来有一家希腊酒吧，安泰尔斯与斯匹洛酒吧，但现在那儿变成水果蔬菜市场。我转向城北，经过阿姆斯特朗酒吧，穿过五十八大街，等交通灯变绿，我继续向北，经过医院直奔圣保罗教堂。我绕过教堂侧面，走下一段通往地下室的窄梯。门把手上挂着一个纸板当作标志，但不特意找你是不会看到它的。 上面写着“匿名戒酒互助会”。 我进去时，他们刚刚开始。

三张桌子摆成U字形，人们坐桌子两边，后面有大约十几把椅子。旁边的一张桌子上放着点心饮料。我拿了一个泡沫塑料杯，从咖啡机里倒了些咖啡，然后在后面坐下。有几个人冲我点点头，我也点头回礼。 发言的人年龄与我相仿。他穿着格子法兰绒衬衫，人字斜纹呢短外套。他讲述自己的生活经历，从十几岁喝第一口酒，到四年前加入戒酒协会改掉恶习。他离过几次婚，撞坏过好几辆车，失去过工作，进过几家医院。然后，他不再喝酒，开始参加聚会，情况开始好转。“‘情况’并未好转，”他更正自己的话，“好转的是‘我’。”
　　他们总是那么说。他们总是说很多，你一遍又一遍听同样的话。然而，这些故事相当有趣。人们坐在上帝和众人面前，对你讲最该死的事情。 他讲了半个小时。然后，大家休息十分钟，传递收费篮。我往里放了一美元，然后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拿了几块燕麦饼干。一个穿着旧军装的人叫着我的名字，跟我打招呼。他问我一切可好，我告诉他，一切都好。 “你在这儿，头脑清醒，”他说，“那才是重要的。”
　　“我想是吧。”
　　“每一个我滴酒不沾的日子都是好日子。你能一次保持清醒一整天。世界上最难的就是让酒鬼不去喝酒，你正在做的就是这个。”
　　只是我没做。我才从医院出来也不知是九还是十天。我将保持清醒两或三天，然后就会喝上一杯。多半会是一杯或两杯或三杯，这还在控制之中。但到周日晚上，我就会喝个烂醉，在第六大道的一个“巧言石”酒吧狂饮波本威士忌，因为我估计在那儿不会遇到任何熟人。我记不起怎么离开酒吧的，不知道如何回的家。周一早晨，我会抖个不停，口干舌燥，感觉如同行尸走肉。 我没告诉他这些。 十分钟后，大家接着开会，轮流发言。人们说出自己的名字，说自己是酒鬼，并感谢演讲者的叙述，就是他讲的那些，他们称之为人生故事。然后，他们说他们有多理解那个演讲者，或回顾他们酗酒岁月的一些记忆片断，或讲述在努力过上一种清醒生活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一个比金?达基嫩大不了多少的女孩讲起她与恋人之间的问题，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同性恋描述了某天在他的旅行社同一个顾客发生的冲突。那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引来不少笑声。 一个女人说道，“保持清醒最容易不过了。你只需不喝酒，参加聚会，并愿意改变***的一生。”
　　轮到我时，我说：“我叫马修。我无话可说。”
　　聚会十点结束。回家路上，我拐进阿姆斯特朗酒吧，坐了下来。他们对你说，要想戒酒，就远离酒吧，但我在那儿很舒服，咖啡也不错。

我试图写个便条附上，结果因太像道歉而作罢。钱寄得太少太晚，无需我告诉她这一点，她也知道。我把汇票叠在白纸里，就那样寄给她了。 天色灰暗，有些阴冷，像是还要下雨。一阵寒风刮过，刺得脸上生疼。体育馆前一个男人一边诅咒着，一边追被风刮跑的帽子，我不由自主地抬手拉低了帽檐。 我已快走到银行了，才想到金的预付金所剩无几，没必要去开财务往来帐户。于是，我回到旅馆，预付了一半下月房租。此时，我只有一张百元大钞未动了，索性换成十元和二十元小钞。 我为何不把那一千元先都收下呢？我想起了我说的关于动力的话。好吧，我有一个动力。 我的信件如常——几份广告，一封国会议员的拉票信。没什么可看的。 没有钱斯的回话。我想也不会有。 我给他的联络处又留了一个口信，只是兴之所至而已。 从那儿出来后，我整个下午都在外面。我乘了两三次地铁，但主要是走路。天总像是要下雨，但一直没下，寒风越发凛冽，不过还没刮掉我的帽子。我闯进两家**分局，几个咖啡店，六个低级酒吧。我在咖啡店喝了咖啡，在酒吧喝了可口可乐，跟几个人谈过话，记了两三条笔记。我给我的旅馆前台挂了几次电话。我没期待钱斯会回话，但如果金打电话过来，我就能随时知道。没人给我打过电话。我试着拨了两次金的电话，都是她的答录机应答。所有人都弄了一台答录机。总有一天所有的答录机都开始相互拨号，聊天。我没留言。 快到傍晚时，我躲进时代广场的一家电影院。他们双片连放，都是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主演的影片，两部影片中他都演一个无赖**，通过把坏蛋毙掉来解决一切。观众看上去都像他正用枪扫射的那种人。他每干掉一个人，他们就疯狂叫好。 我在第八大道一家古巴中国餐厅吃了猪肉蔬菜炒饭，又查询了我的旅馆前台，然后在阿姆斯特朗酒吧喝了一杯咖啡。我在吧台和人闲聊。本想在那儿多待一会儿，但八点半，我还是勉强自己出门，穿过街道，拾级而下，去参加戒酒互助会。 演讲者是一位家庭主妇。她曾经喝得晕了过去，当时他丈夫正在办公室上班，孩子在上学。她讲到她的孩子如何发现她在厨房地板上昏迷不醒，而她却使他相信，那是在练习戒酒的瑜珈操。所有人都笑了。 当轮到我时，我说：“我叫马修。今晚我只听就好。”
第7节：八百万种死法(7)
　　凯尔文?斯莫尔酒吧位于莱诺克斯大道与第一百二十七大街的交界处。房间窄长，贴墙有一溜儿吧台，对面是一排桌子。

酒吧尽头有一个小小的乐池，两个皮肤黝黑，短发，戴着角质架墨镜，身穿布卢克斯兄弟牌套装的黑人正在演奏安静的爵士乐。他们一个弹奏小型立式钢琴，另一个用击钹刷。他们的形象和演奏就像过去的“现代爵士四人组”，只是人数少了一半。 我很容易便能听到他们的演奏，因为当我清了清喉咙时，所有人都安静下来。我是房中唯一的白种男性，所有人都停下来仔细打量着我。有两个白种女人，她们跟黑人一起坐在软长椅上；另一张桌子边坐着两个黑人妇女；此外肯定还有两打男人，他们肤色各异，只是没有我这样的。 我往里走，进到男洗手间。一个身高足以当职业篮球运动员的男人正在梳理他烫直了的头发。他头油的味道与大麻刺鼻的臭气交相辉映。我洗了手，然后在一个热风烘干机下搓了搓。我离开时，那个大个子仍在梳头。 当我从男洗手间出来时，聊天声再次停下来。我又向房间前部走去，脚步缓慢，晃着肩膀。我不太确定那两个乐手，但我肯定，除了他们，房间里所有男人都因重罪被捕过不止一次。皮条客，毒品贩子，赌徒，卖保险的。自然界的贵族。 从前往后数第五把椅子上坐的那个男人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花了点时间才想起他是谁，因为几年前我认识他时，他是直发，而现在却变成改良版的“埃弗罗”头。①他的西装是柠檬绿色，皮鞋用爬行动物的皮做的，或许是某个快灭绝的物种。 我把头转向门口，从他身边走过，出去了。我在莱诺克斯大道上向南走过两个门脸，然后在一个路灯旁站住。两三分钟过后，他出来了，吊儿郎当，轻松愉快。“嘿，马修，”他说，伸出手来要跟我击掌，“老兄，一向可好？”
　　

我没理他。他低头看了看手，又抬头看我，转了转眼珠，脑袋夸张地一晃，拍拍两手，在裤腿上蹭干净，然后放在他那瘦削的臀部上。“好久不见了，”他说，“是城里卖光了你常喝的酒？还是想来哈勒姆区逛逛小人的地盘？”
　　“看来你发了，罗亚尔。”
　　他有点得意洋洋。他叫罗亚尔?沃尔登，我曾认识一个脑瓜不太灵光的黑人**，他错把罗亚尔?沃尔登（Royal Waldron）当成了“同花顺”（Royal Flush），又把“同花顺”变成“抽水马桶”（Flush Toilet），最后，索性就叫罗亚尔“厕所”。罗亚尔说：“咳，做买卖嘛，你知道的。”
　　“我知道。”
　　“诚实经营，买卖兴隆。我妈教的。你怎么来城北了，马修？”
　　“我在找一个家伙。”
　　“也许你已经找到他了。你现在退休了？”
　　“已经好几年了。”
　　“你想买东西吗？想要什么，能出什么价？”
　　“你卖什么？”
　　“差不多应有尽有。”

不管怎样，我还是上了出租车。 罗亚尔提到的另一个地方在西九十六道街，我让出租车把我送到那里。此时已过两点，我开始感到疲倦。然而，我还是进了一家有一个黑人在弹钢琴的酒吧。

这架特别的钢琴听上去有些走调，但也许是我的听力有问题。里面的顾客黑白参半。有很多对儿是黑白搭配，不过那些陪伴黑人的白种女人看上去不像妓

女，倒更像是女友。几个男人穿着光鲜，只是没人像我在北边一英里半处见到的穿着全套行头的皮条客。

房间里有种纸醉金迷的氛围，不过跟哈勒姆区或时代广场那儿的酒吧比起来，这儿更含蓄微妙一些。

我往电话里投了一角硬币，给旅馆打电话。没有留言。

那天晚上旅馆前的招待是个黑白混血儿，他总是在喝止咳糖浆，但似乎并未影响他的工作。

他还能用圆珠笔做《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