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沙比提先生介绍，新疆发现的棉籽，经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鉴定，乃是草棉，即非洲棉的种籽。（注：参阅沙比提《从考古发掘资料看新疆古代的棉花种植和纺织》，载《文物》1973年第10期。）这种棉耐干旱，适于中国西北边疆的气候，且生产期短，只要130天左右，因此种植棉花并不难。于绍杰先生《中国植棉史考证》一文认为，“由于草棉的产量低，纤维品质差，只东传到甘肃；一说曾到陕西西部，但未能继续东进”。于绍杰先生的研究，主要是肯定华南是中国植棉最早的地区，中国棉花是自南向北发展的，北传迟的原因是北方麻和丝织品发展很早，已基本能供应中原人民的需要，不急于引种棉花。而对西北地区棉花的种植、传播基本上没有着笔，且属推论。赵冈先生于前引文中认为，此棉种的棉丝与棉籽附着坚固，脱籽不易，在大弹弓发明以前，去籽是一道很费时的工序。而草棉纤维过短，只适于织粗布。再加上西北边疆的气候过于干燥，湿度很小，织布时棉纱易断。如果一定要生产高级的细布，就要有特种设备，并增加室内的湿度，才能纺出细纱。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唐代西北边疆的棉布生产，成本甚高，无法与内地生产的丝绸麻布相抗衡。
赵冈先生的推论有一定的道理，也可能正是由于新疆地区种植的草棉品种较差，织布成本高，所以在推广中受到了局限。而且它根本就没有在敦煌及河西其他地区种植，也自然就没有经河西走廊传入内地。至于宋元之际在陕右种植的棉花，应该不是原来新疆种植的草棉，也不是经河西走廊传入的，而是其他的棉种，可能是从南方传入的。


刘进宝先生的文章告诉我们：
1、早在南北朝时，新疆就开始种植棉花，是从非洲经阿拉伯沿丝绸之路传入的草棉。新疆的棉织品多是作为贡品进入中原；
2、唐五代时，中原应该还没有棉花种植，棉布还是稀有珍贵之物。此时中原的纤维植物是桑、葛、麻；
3、宋元时期，印度木棉从南路传入，经闽、两广，一路向北；
4、明朝时期，棉花作为一种普遍的纤维植物，已经在淮河一带种植，以致后来逐渐北移。形成如今的格局。
南朝鲜之所以将其棉纺织历史提前到“百济时期”，并且断定“文益渐引进的棉花不是中国元朝的，而是在交趾（越南北部）改良的适合南部地区生产的种子，能够进行大规模种植”、“相反，我们推测陵山里出土的纺织品中的棉花是从中亚等干燥地区引进土种、经艰难地少量栽培生产出来的”，完全是在意淫历史。

在百济金铜大香卢出土的扶余陵山里寺遗址出土的“昌王铭舍利龛”内的纺织品，唯一正确的解释只能是：随佛教由中国传入。
那时候，南朝鲜根本没有棉花种植，更谈不上棉纺织技术。棉花种植和棉纺织技术传入南朝鲜，不会比元朝更早，甚至是明朝的事情。
对于南朝鲜人的历史研究成果，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南朝鲜这个历史窃贼和文化小偷，是什么也能干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