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资本市场一瞥

第一部分：“卖空要么赔本买进 要么不买去坐牢”市场策略通常是垄断

 早期清教徒在荒原上临时创造的建城机制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他们以惊人的速度开拓了新英格兰南部和沿岸地区。这些功劳应该记在一类全新的人群身上，直到19世纪中叶人们才给予这类人一个响亮的名字：企业家（entrepreneurs）。 
 最让人心动—可能也是回报最丰厚的—市场策略通常是垄断。1666年，弗雷德里克·菲利普斯垄断了贝壳串珠市场，当时他实际上扮演了中央银行的角色，控制了货币的供给，他也从中发了大财。 
 1980年纳尔逊·邦克·亨特和他的弟弟威廉·赫伯特·亨特试图垄断白银市场，这是华尔街出现的最大垄断之一。当时，美国被迫放弃银本位制，财政部召回已发行的1美元银元，降低铸币中的含银量。邦克·亨特认为自己发现了白银市场中的机会：通货膨胀意味着美元的贬值，即便不考虑需求仍然大于供给的情形，金银的价格仍然可能上升。由于当时在美国个人持有金条是违法行为，所以亨特转而寻求白银。作为当时世界上的大富豪之一，他大量地购买白银，几乎在单枪匹马的情况下，使白银的价格翻了一番，从一盎司3.27美元上升至6.7美元。截至1979年，亨特兄弟囤积了大量的白银，估计有2 000万盎司，据说大致等于当时流通的白银总量。银价上涨使市场上白银的供应大幅上升，而亨特兄弟实际上成为惟一买主，银价最终崩溃。 
 英国工业革命首先以纺织工业的机械化为开端，纺织工业为英国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也使英国发展为当时的超级大国。美国等国家也想参与这场革命，可英国却决意保守这些神奇机器的秘密，英国报纸甚至不允许刊登有关“只要能在美国搭建纺织机械就有重赏”的消息，但通过秘密广告，这则消息在纺织业内广为流传。其中，在纺织工业中心，德比郡贝尔珀市的塞缪尔·斯莱特就知道了这一消息。他决定到美国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他清楚自己的天赋和技能正是美国当时所急需的。他要用英国纺织业的秘密来代替资本。斯莱特在美国成功地复制出了这些英国机器，使用的是在英国用大脑偷出来的图纸，美国的纺织业就此发端，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在访问他后，授予这位为美国工业革命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美国制造业之父”的称号。 
 《乱世佳人》中精心塑造的南北战争之前美国南部的神话影响了人们对殖民时期南方的印象。其实，在独立战争之前，南方各殖民地的经济很不稳定，即便是最富有的居民也负有债务，向其在伦敦的代理人借债。棉花种植需要大量劳动力，且由于棉花纤维的自然粘度高，手工纺织1磅重的棉线需要12~20个工作日，这使得棉布成为极度奢侈的纺织品，直到伊莱·惠特尼发明了轧棉机，使这项原本是棉布成本中最主要的一部分变得无足轻重，而棉花成本的下降，导致了种植棉花的增加，却进一步诞生了一种罪恶的制度—奴隶制，美国内战也由此爆发。

第一部分：“卖空要么赔本买进 要么不买去坐牢”逐利荒原(1)

 与人类的很多方面相同，历史上的时尚潮流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在19世纪，“伟人理论”颇为盛行。哥伦布确信自己沿着落日，而不是日升的方向航行能够到达遥远的东方。他说服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西班牙国王和王后）提供资助，接下来，正如他们所言，成为了历史中的光辉一页。 
 如今，这种“伟人理论”和可怜的哥伦布一样已是陈年旧事，所谓“人民的历史”则日益风行。在很多人看来，不是哥伦布，而是被他偶然发现的—同样也是偶然遭到严重摧毁的—新大陆上土著人的命运是非常重要的。而实际情况是多少有些介于两者之间。 
 当然，这两种历史观点都毫无例外地忽略了技术本身的重要性。除非当时全帆装备的船只幸运地获得大发展，哥伦布的航线才可能比理论上到达日本的最好的路线更好。 
 作为历史的推动力，组织更容易被人们忽视。在哥伦布生活的时代，全帆船只异常昂贵。要想利用探险的全部商业潜力，就需要找到一些不通过请求王室提供资助的其他一些融资新方式。西班牙没有找到这些新方式，很快就停滞不前。然而，英格兰和荷兰发明了股份公司，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与合伙公司中每位合伙人用全部净资产承担风险不同，股份公司成员只用其在公司的投资额承担风险。使用这种组织形式，许多资本家（这个词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两三个世纪后才被杜撰出来）可以联合在一起来追逐探险和远洋贸易的潜在的巨额利润，不必担心由于巨大风险而倾家荡产。 
 在16世纪末期，英格兰王室特许成立莫斯科公司和东印度公司，后来发展成规模巨大、盈利丰厚的企业。荷兰由于有东印度公司而在17世纪成为欧洲大陆上最富有的国家。 
 当时的股份公司是现代公司的前身，这种全国性的股份公司是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组织发明。没有它，现代的世界就不会形成。 
 没有这种公司，美国历史也将会重写。约翰·弗雷德里克·马丁在其撰写的迷人的著作《逐利荒原》一书中清楚地描述了股份公司的重要性及其在新英格兰开拓殖民地追求利润的故事。 
 最初，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和普利茅斯殖民地都被组织成股份公司。人们后来称这些公司的成员为“先驱者”。他们来到新英格兰，为公司的成功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必须承认，他们中有些人，严格地说是作为商业追求的一部分，只能在天堂寻求他们的报酬。那些在公司里投资了钱财却留在英格兰的人，后来被称为“投机家”，他们的确希望更快地获得实实在在的回报（顺便说一下，“投机家”一词实际上相当于现在的“风险投资家”）。 
 不论早期移民的动机是什么，他们的资助者是谁，第一批新英格兰人在美洲大陆建立的立足点马上被证明是一个避难所。当时，英格兰国王查理一世在解散议会实行个人专制统治后政治环境急剧恶化，很多英国人为了逃避政治、宗教迫害才来到这里避难。在最早横跨大西洋的移民中，从1630~1643年来到新英格兰的约有2.5万人。要想短时期内就安排他们在广袤的荒原上定居决非易事。 
 在人们的印象中，早期移民在美国的定居是一个漫长的边疆开拓过程。他们向西推进，砍掉挡在面前的丛林，然后筑起篱笆，搭建家宅，最后建立城镇。虽然艰辛缓慢，他们却百折不挠。 
 这一进程不像人们描述的那样简单，至少早期是非常艰难的。在17世纪早期，试图以个人力量为基础来开拓边疆若不是为了自杀（清教徒们无论如何也不想在这里自杀），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要想像一下，你自己若是想在一处新的地方安家时需要做哪些事情，就很清楚了。殖民政府当时不得不同意他们选择一块土地。但是，他们必须向印第安人购买土地，然后加以测量（一般由政府进行测量）。这些土地有宅基地、林地、种植场、草场、沼泽地等，在移民中间合理分配。沿河土地不得不由大家共同享有，道路要开辟，桥梁要修建。 
 所有这些都需要大量的组织工作和花费巨额费用。作为当时清教徒们手边惟一适合的组织模式，股份公司很快成为当时建城筑路的组织形式。这样，“进城人”便取代殖民者和冒险家在新建立的社区里永久居住，而那些提供钱财或技能的“逗留者”通常不会在这里安家定居，通常是很快就离开。 
 问题是，当时进城定居的人很多而那些四处流动的“逗留者”人数不多。托马斯·胡克，马萨诸塞州剑桥和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城市的创立人（也是当时最著名的教士之一），解释说所有的城镇“都需要有才华、有能力的人来管理，有财富的人来承担费用”。 
 由于短缺，这些人就在殖民地上到处流动，不停地参与开发建立城市，作为报酬，每建一处城镇后就分配到一块土地。他们要么将土地出售要么租给别人。很快，这些人启动了殖民地的城市建设进程，希望能够从中发达。这些人与现在的房地产开发商具有某些相似之处。

第一部分：“卖空要么赔本买进 要么不买去坐牢”逐利荒原(2)

 他们中的有些人，如150年后的丹尼尔·布恩一直与边疆为伍，建成一处拓居地后就转向开发另一处。科尼利厄斯·沃尔多，1624年生于英格兰，一开始到达马萨诸塞州伊普斯威奇。到了17世纪50年代成为切姆斯福的创立人之一，70年代又参与创立了邓斯塔布市。在随后的十年中，它投资购买了梅里马克河沿岸土地，即后来的洛威尔市。沃尔多后来在不停的迁移中，一直没有放弃在各城市中的土地和自己经营的生意。他的后代，由于他建立起的家业，比他著名得多，成为18世纪主要的土地投机商。 
 由于建立城市需要得到地方议会和州议会的授权同意，议会成员尤其是直接处理这些事情的委员会成员，通常授权在他们从未居住过的地方建立城市。乔舒亚·费希尔作为契约仆役来到马萨诸塞州，最后成为四个不同的城镇里13块土地的主人，主要是由于他是州议会的成员。现在这种欺骗行为，当然不会让别人知道，它被认为是不可原谅的腐败。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说这在17世纪是一种很普遍的行为。 
 当时，有能力与印第安人打交道的人尤其受到尊重。那些会讲印第安语的兽皮商人，在购买印第安人土地的谈判中通常大有用武之地。他们最后通常会得到所购买土地中的一块。约瑟夫·帕森斯是早期斯普林菲尔德的移民，他见证了1636年与印第安人签署协议购买土地的过程。很快，他便活跃于温莎和哈特福德等地。在17世纪50年代，他频繁地与印第安人交易，并成为北安普敦的开创者之一。他向新建的城市哈德利出售一些自己从印第安人那里购买的土地，与印第安人谈判购买后来诺斯菲尔德市所在地。 
 在近50年的时间内，约瑟夫·帕森斯一共积极参与建立了康涅狄格河峡谷的5块殖民地。在这一过程中，他把自己与印第安人打交道的才华转变为巨大的财富。1683年他去世时，其财产价值为2 088英镑，是17世纪马萨诸塞州西部最大的遗产之一，即便在英格兰也是一笔数量可观的财富。 
 的确，这些追逐利润的城市创立者绝非全都正直。詹姆斯·菲奇从印第安人那里得到康涅狄格东部的100多万英亩的土地后，采取各种手段吸引移民定居。但是，移民通常抱怨他们得到的承诺与得到的土地相去甚远。在一份正式的控诉中，他们指控菲奇一方面承诺给予质优的土地，一方面却自己保留最好的土地，只给他们一些“贫瘠的石山荒地”。 
 尽管偶尔存在一些这样的道德败坏的行为，但是清教徒们在荒原上临时创造的建城机制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他们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地开拓了新英格兰南部和沿岸地区。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全新的一类人，当时的英语体系中甚至没有一个相应的单词，直到19世纪中叶人们才给予这类人一个响亮的名字：企业家（entrepreneurs）。 
 所以，没有人能够怀疑大多数人当时来到新英格兰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梦想在荒原上建立一座美丽灿烂的城市—350年后人们仍然还在继续这一进程—很多人同时也在奋力拼搏从中获取财富。 
 欢迎到美利坚来。

第一部分：“卖空要么赔本买进 要么不买去坐牢”华尔街上的垄断(2)

 20世纪70年代早期，邦克·亨特认为自己发现了白银市场中的机会，就像弗雷德里克·菲利普斯当年发现可用串珠赚大钱一样。当时，通货膨胀持续攀升，这意味着美元贬值的时候，即便在不考虑需求仍然大于供给的情形下，金银的价格仍有可能上升。 
 由于当时在美国个人持有金条是违法行为，所以亨特转而寻求白银。作为当时世界上的大富豪之一，他大量地购买白银，几乎在单枪匹马的情况下，使白银的价格翻了一番，从1盎司3.27美元上升至6.7美元。与绝大多数的商品交易商不同，他动用转移的手段使白银从市场上消失。这种做法与300年前菲利普斯使用的招数一模一样。 
 截至1979年，亨特兄弟囤积了大量的白银，估计有2 000万盎司，据认为大致上等于当时流通的白银总量。随着市场上用于交易的白银数量剧减，在整个这一年中，白银的价格都在上涨。一时间，蒂法尼珠宝店为了对所有的银饰商品重新定价，甚至被迫让银饰部停业。 
 1979年底，卖空基本上在白银市场中消失，而卖空者为了补齐空头净额以便完成合约，被迫高价购买，这样就增大了亨特面临的业已很大的购买压力。1980年1月初，白银价格涨至每盎司50.06美元，同期黄金和白金的价格也同样骤然上涨。亨特兄弟囤积的白银总价格为100亿美元。华尔街上近60年来最大的一起垄断仿佛很快就会发生。 
 但是，所有未遂垄断可能出现的问题使这次垄断夭折，同时给亨特兄弟带来了致命的打击。他们用白银作为抵押举债数千万美元。由于利率高达19%，庞大的利息支出，对于亨特兄弟这样的富豪来说，也会感到害怕。 
 与100年前的黄金垄断如出一辙，美国财政部可以随时介入粉碎亨特兄弟的垄断意图。政府手中持有大量的银条和未发行流通的银元。 
 最后，随着银价上涨至十年前的10多倍时，很多由于亏损关闭已久的银矿又能够获得丰厚的利润，重新开业。同样的，美国居民也在家里翻箱倒柜，找出了大量家用银器。已经弃用的银币中所含的银的价值也超出了银币本身的面值，人们看到有利可图，便在市场上出售手中的含银物品。同时，成千上万的美国家庭也发现了这一天赐良机，决定把祖辈留下来的外形丑陋的银制茶具兑换成现钞。没有人知晓有多少吨维多利亚时代的银器被熔炼拿到市场上来流通。 
 随着市场上白银的供应大幅上升，而亨特兄弟实际上成为当时的惟一买主，银价最终崩溃。亨特兄弟为了保持银的高价位，被迫不停地举债，即使他们有万贯家财也不堪重负。而由于当时向亨特兄弟发放了高达8 000万美元的贷款，相当于此前两个月全国发放贷款总额的10%，向其贷款的主要银行和经纪行业也犹如鼎鱼巢燕。 
 1980年3月，银价降到每盎司40美元，并且仍在持续下滑。3月27日，当亨特兄弟再次办理抵押贷款无法支付保证金时，垄断宣告崩溃。经纪商们走投无路，开始背叛他们，恐慌笼罩着整个华尔街。白银的股价急剧下跌，在一天之内竟然下跌了50%，到每股10.82美元。“白银的黑色星期四”过后，亨特兄弟10亿美元的财富也付诸东流。 
 为了防止这种恐慌演变成全国范围内金融系统的大灾难，美国主要银行和美联储联手采取紧急措施。第二天华尔街的股价迅速止跌回升，市场恢复正常。要不是亨特兄弟，事情会变得更糟。由于当时的银价至少还算是保持平稳，所以银行家和经纪人重新调整了他们的贷款，允许他们在10年内还清借款。在20世纪80年代的整个10年中，随着产量激增，白银的需求整体不旺。在这期间，银价缓慢下滑，亨特兄弟的财务状况也每况愈下。他们于1987年被迫提出申请，要求对债权人实施保护。 
 弗雷德里克·菲利普斯来到华尔街时只是一名木匠，由于推测准确，去世时成为纽约最富有的人。而亨特兄弟来到华尔街时已经是得克萨斯州的第一富豪，由于预测错误而破产。 
 无论发生什么，华尔街自由市场机制都会一直运行下去。

第一部分：“卖空要么赔本买进 要么不买去坐牢”技术转移(1)

 1789年4月30日，乔治·华盛顿在纽约市政厅的阳台上宣誓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纽约市政厅是当时这个新建国家的议会临时所在地。尽管这是华盛顿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但他深藏若虚，只穿了一套朴素的褐色礼服，镶着银色纽扣，脚穿白袜，鞋上是银色鞋带扣环。 
 不过，这位革命英雄精心挑选了这套服装。尽管是合众国建立之初，政治家们也能意识到它们的象征作用。华盛顿很清楚他穿的衣服是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市纺出的布料缝制而成。 
 华盛顿的目的在于鼓励美国当地的生产商，因为当时需要大量的工业制品。生产商们的确需要得到鼓励。当时大多数的制造品，几乎所有的高档布料都要从英格兰进口。绝大多数的美国人当时生活在农场，几乎所有的生活用品，从香皂到家具，都在家中制造。他们穿的衣服主要由妇女们在家中用自有的纱线纺成粗布后缝制而成。这和中世纪的农民所穿的布料没有多大区别。 
 纺织是一项非常古老的技术，甚至要先于历史本身。欧洲新石器时代废墟的厨房里还发现有纺织物的残余。在随后的数千年中，只有到18世纪中期这项技术才有些改变。当时，人们把羊毛、亚麻和棉花洗净后用手摘干净，然后用梳子把纤维梳理成直线，再用小梳子把它拉直，每一次向外拉长一点，最后用纺锤纺成纱线，不过，15世纪后就改用纺车纺线。一旦有了纱线，就可以用织布机织布。整个过程需要大量劳力，只有富足的家庭才能买得起我们认为比帆布好的布料。当时，二手高档服装市场非常红火，由于高档衣服非常昂贵，很多人在去世后就把这些衣服留给亲戚和朋友。 
 后来，英国工业革命首先以纺织工业的机械化为开端。1733年，约翰·凯发明了“飞梭”，大大地提高了织布的速度。但是，织布的速度还是比不上纺纱速度。1769年，理查德·阿克莱特爵士发明了水力纺纱机，可以同时纺织多个线头。1777年阿克莱特在德比郡克劳姆福得的纱厂已有200名雇员，同时还在其他地方拥有7座工厂。 
 次年，珍妮纺纱机极大地提高了家庭纺纱的速度。同时，其他一些有助于提高纱线梳理的机械设备也相继投入使用。随着劳动力成本的减少，高档布料的价值大幅度下降，其需求骤增。英国本来已经很强大的纺织工业在18世纪后半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为英国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也使英国发展为当时的超级大国。 
 毋庸置疑，其他国家也想参与这场革命。但是，只要英国保守秘密，不告诉任何外国人如何生产引起工业革命的这些奇妙的机器，它就能够一直获得由质优价廉的布料带来的垄断利润。英国政府的确决定这样做。政府规定出口纺织机械或图纸都是非法行为。禁止掌握纺织技能的公民向国外移民。英国海关严格审查，不允许任何未获批准的公民离境。 
 由于英国决意要保守秘密，而美国这个新生的国家若想实现华盛顿总统的愿望，发展自己的纺织工业，就只能有两种选择：要么由美国人重新发明这种新技术，要么从英国偷技术。第一种选择的可能性很小。对于我们生活在电脑时代的人来说，早期的纺纱机器好像非常简单，但是在18世纪，它们代表了最高的科技水平。而且，在美国，即使是有的话，也没有多少人熟悉大规模纺织生产的复杂技术。 
 所以，必须要偷技术。尽管英国报纸不允许刊登有关“只要能在美国搭建纺织机械就有重赏”的消息，但通过秘密广告，这则消息在纺织业内广为流传。其中，在纺织工业中心，德比郡贝尔珀市的塞缪尔·斯莱特就知道了这一消息。斯莱特生于1768年，14岁时在杰迪代亚·斯特拉兹手下做学徒，杰迪代亚·斯特拉兹在贝尔珀开办一家纺织厂，是在新工业时代最早大发横财的资本家之一。很早的时候，斯莱特就显示出在机械方面不同寻常的天赋和兴趣。星期天，他一般都不回家，而是去工厂，这样可以学习机械。在十几岁的时候，他就发明了一种使纱线均匀缠绕在纺锤上的方法，为此得到了老板1基尼的奖赏，相当于学徒几个星期的工资。

第一部分：“卖空要么赔本买进 要么不买去坐牢”棉花王(1)

 报纸随笔专栏的忠实读者们大都知道，唾手可得的横财可能是飞来横祸。很多富翁的名字在专栏中频繁地出现，如温莎公爵和公爵夫人。然而，又有谁知道他们的生命就是在公众寻求欢乐的过程中被零碎地消耗掉。也许他们从来都没有快乐过，他们的朋友诺埃尔·科沃德指出的原因或许非常正确，“工作是快乐的，并超越快乐的本身”。 
 对于整个国家来说，飞来的横财同样能够使之由盛转衰，江河日下。“新大陆”发现后之久，每年都有数支船队满载金银财宝涌入西班牙，如同一家庞大的信托基金源源不断地向其提供资金。然而，西班牙人却用这些财宝从国外购买商品（这里没有提到军队），而不是用于发展经济。实际上，西印度群岛的这些财富被北欧诸国用来发展它们的经济，使西班牙远远地落后于它们。只是到20世纪后期，西班牙才开始追上这些国家。这些国家由于没有了西班牙的财富只能是“勉强维持”。 
 到了现代，石油通常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经济。然而，在200年前的美国南部，一切都取决于棉花。19世纪前半期，在美国南部种植棉花可以很容易获利的事实，时至今日还不时地见于报端。 
 《乱世佳人》中精心塑造的南北战争之前美国南部的神话影响了人们对殖民时期南方的印象。其实，在独立战争之前，南方各殖民地的经济很不稳定，即便是最富有的居民也负有债务，向其在伦敦的代理人借债。当时，西印度群岛的蔗糖出口可以获得巨额利润，很多英国人都从中发家致富。与之相反，美国南方殖民地虽然也出口靛青、大米和烟草等农作物，却利润微薄，并且竞争激烈。 
 靛青一般用于提取蓝色的颜料，在温带地区广泛种植。由于英国实行关税优惠政策对靛青市场进行保护，南方各殖民地用了约10%的奴隶来种植靛青。独立战争结束后，南方不再享受英国的关税优惠政策，印度又给美国的靛青业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到18世纪90年代南方的靛青就在市场上消失了。 
 殖民时期，美国南方约20%的奴隶从事水稻种植。独立战争后，出口状况没有多少变化，只是在规模相对较小的国内市场上才有些增长。 
 南北战争之前，烟草一直是南方的主要出口农作物，有40%的奴隶从事烟草种植。但是，美国的烟草必须面对来自西印度群岛和地中海国家的竞争。这些地区最初从“新大陆”引进烟草种植，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就开始了大批量的种植。在好的年份，种植烟草可以获利，弗吉尼亚州的沿海农场便是例证。但是与西印度群岛的蔗糖—18世纪的特许证—相比，靠烟草获利非常艰难。 
 18世纪初期，棉布是一种非常奢侈的纺织品，在富人中间，只有那些名字经常出现在随笔专栏中的大富翁才能穿得起。原因非常简单：棉花种植需要大量劳动力。由于棉花纤维的自然粘度高，手工纺织1磅重的棉线需要12~20个工作日，比纺织等量的羊毛、尼龙甚至丝绸要费时得多。 
 首先从英国的纺织工业开始的工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局面。在1765年，只有50万磅的棉花被纺成棉线，而且全部依靠手工。20年后，这一数字变成了1 600万磅，全部由机器完成。同时，棉布的价格也迅速下降，相当于从购买鱼子酱的价格下降到购买单片熏鳟鱼片的价格。价格低的原因和高的时候一样，也是劳动成本的缘故。 
 一名农业工人一天可以摘50磅左右的棉花，足以生产4磅可直接纺织的棉纤维。但是，要除掉这些棉花中的棉籽，需要一名工人足足25天的时间。 
 在英美签署和平条约后的第二年即1784年，美国出口到利物浦的棉花只有一包（大约226.8千克—译者注）。当时，英国的贸易法令要求进入英国的商品必须由英国的船只或商品原产地国家的船只运输。这包棉花用一艘美国船只装运，但是海关官员根本就不相信美国能够生产出这样的棉花，这包棉花最后只好腐烂在码头上。 
 英国的海关官员并没有什么大错。在18世纪80年代，美国棉花的种植面积总共不超过200英亩，几乎全部集中在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沿海群岛一带。 
 伊莱·惠特尼出生于新英格兰，是位天才机械师，大学毕业后住在佐治亚州的萨凡纳。在1792年，他决定研究如何能够快速除掉棉籽，也就是后来的轧棉过程。萨凡纳在当时是美国棉花贸易的主要港口。惠特尼意识到如果他能够找出办法解决当时轧棉的“瓶颈”问题，就可以大幅度地降低棉花的价格，帮助南部地区满足英国纺织业对棉花的快速增长的需求，还可以填补由于靛青市场崩溃遗留下来缺口。毫无疑问，他也考虑到了由此给自己带来的个人财富。

第一部分：“卖空要么赔本买进 要么不买去坐牢”棉花王(2)

 他在一个月内就找到了答案。他发明了一种轧棉机，这种机械非常简单，但是以它的简单所带来的迅速而巨大的影响或许是空前绝后的。在惠特尼的轧棉机中，装有一个带有大量短钩的滚筒，旋转时把棉籽上的棉纤维钩下，通过固定的胸架过滤掉棉籽，让它们掉进隔板舱，胸架背面装有鬃毛刷，把短钩上的棉纤维刷掉，利用离心力抛向另一滚筒。对于任何手艺好的木匠，一个人只要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制成这种轧棉机，能够把劳动效率提高整整50倍。仅凭此举，惠特尼就降低了轧棉的成本，使这项原本是棉布成本中最主要的一部分变得无足轻重。棉布成本的下降，就像是从购买熏鳟鱼的价格降到购买炸鱼加炸土豆条的价格。 
 一旦惠特尼发明出轧棉机后，一般的人就可以轻易地弄清如何使用它。很显然，惠特尼发明的机械很快就被人仿制。由于太容易制造，惠特尼无法实施自己的专利权。这项发明只给惠特尼带来了10万美元的利益，在19世纪初期这虽然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但是，他若是处在一个完美的世界中，他获得的利益可能要远远超过这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惠特尼发明的轧棉机对佐治亚州沿海地区生产的、经由萨凡纳港出口的棉花不是十分适合。这种棉花的棉丝过长，容易粘结在一起堵塞机器（实际上，这种棉花到今天还多少被认为是一种奢侈品）。但是，对于内地生产的棉花，由于棉丝较短，这种机械就非常适用。被人们称作山地棉的一种产于美国内地的棉花，只需要200多天的生长期，每个星期浇一点水，最理想的情况就是还有肥沃的土地。当轧棉机被发明后，在皮德蒙特高原的沙地种植棉花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同样，在阿拉巴马州中部一带的黑土区，尤其是密西西比河三角洲一带肥沃的淤积土上都极其适合种植这种山地棉。 
 南北战争后，南方地区用比以前（或其他地方）低很多的价格种植棉花，而且能够获得丰厚利润。随着英国和新英格兰地区对棉花的需求日益增多，南方地区自然成了棉花王的帝国。在1784年棉花腐烂于利物浦码头时只有一包，然而到1860年从美国进口的棉花已多达400万包。 
 棉花的价格虽然下降到很低，达到大批量生产的地步，但是种植棉花仍然是劳动密集型生产，而不是土地密集型。1850年，产棉六州的棉花种植面积只占这些地区6%的耕地，但是每英亩所需要的劳动力比种植其他农作物要多70%。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由于棉花很容易受杂草的侵扰，需要定期锄草。修剪棉枝是一项非常费力的苦活，但是当时南方可以找到很便宜的劳动力—奴隶，尽管他们也很不情愿干这种苦活。 
 一直以来（从18世纪50年代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开始），很多人都指出，奴隶制在18世纪是一种不经济的制度。但是，奴隶能够给奴隶主带来适度的利益。当时人们认为拥有奴隶从道义说是一种耻辱，随着这种氛围的迅速高涨，像奴隶制已经在北方被废除一样，奴隶制很可能在南方会迅速消亡。当时纽约是北方惟一拥有大量奴隶人口的殖民地。但是，棉花的大量种植使得拥有奴隶十分有利可图，因为熟练劳工的工钱在1800年到内战之间上涨了20倍。 
 南北战争之前，南方人很快意识到有些地方的气候不适合棉花种植的事实，他们开始贩卖奴隶，从中牟取暴利。在1790~1860年间，共有83.5万名奴隶被卖到南方新的棉花产地。 
 南方大量投资于奴隶贸易而不是生产性资产。随着棉花贸易的发展，大量的财富流入南方，其他的经济部门被人们遗忘。工业在北方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移民也同样侧重于流向北方，因为那里的机会更多，甚至棉花贸易中的很多交易都是在纽约达成的。 
 就像以前的西班牙，美国南方地区在19世纪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没有获得应有的发展，而且越来越落后，他们紧紧守着一项虽然带来了一些利润，但越来越过时的制度。这项制度虽然为他们创造了很多的财富，但不能为他们带来多少幸福。 
 等待着要发生的是一出悲剧，于是，在1861年，悲剧发生了。

第二部分：“有些人发现了石油 其他人则没有”美国梦的特质

 资源的所有权社会化，通常会导致“公用的悲剧”。该词源于中世纪的公用地，由当时的农民共同使用，从事牧牛、草莓和坚果种植以及养猪等活动。如果资源的所有权归个人所有，并且允许个人无限制地使用，那么就没有人乐意珍惜资源。的确，如果可以获利，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动力“取回自己的份额”。这样做的后果十之八九是灾难性的。 
 世界上最大的“公用品”理所当然应该是海洋，20世纪的技术发展、人口增长和全球海洋的共同所有很快造成了人类历史上长时间的“公用”悲剧。通过考察在美国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的鱼类——鳕鱼的开发历史可见一斑。 
 J·保罗·格蒂依靠运气和石油一举成为超级富豪。一群来自东欧的一贫如洗的农民依靠辛勤劳动、洋葱和黑土地成为美国中产阶级的一员。究竟是谁更彰显了美国梦的特质。 
 乳酪和政治不稳定之间竟存在着某种若有还无的联系，美国历史上难得的美味利德克兰兹乳酪风靡一时，寿终正寝却源于一次漫不经心的决定。 
 西尔维斯特·格雷厄姆是一个讲演领域的戏剧天才，当时医学刚刚从艺术向科学转变，而1832年流行的霍乱使格雷厄姆一举成名，他充分地发挥了戏剧方面的天才，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一个晚上的演讲费通常高达300美元（当时年收入1 000美元就算得上中产阶级）。面对大多数的饮食时尚追逐者，他基本上反对每一种给人带来快乐的食品。他的素食主义学说在美国追随者众，当时很多城市都建有格雷厄姆饭店和宾馆，尽管现在格雷厄姆已经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第二部分：“有些人发现了石油 其他人则没有”“公用”的悲剧(1)

 如果说20世纪在经济学方面给我们什么启示的话，那就是自由市场机制优于其他经济模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尝试过差不多所有的其他市场模式，但是毫无例外地都失败了。实际上，这些模式中，与自由市场偏离得越远，在创造财富和提高生活水平方面就会越差。 
 自由市场可以运行良好的原因非常简单，它们能自由地向买卖双方传递信号—每天都数以亿计—让他们了解市场的供需状况。然后，双方根据得到的信息调整各自的行为，反过来又影响供需。这种经济反馈机制在市场上无处不有，就像是蒸汽机的调速器，促使市场平稳运行。它有助于合理配置市场资源，其效率是任何官僚体制无法比拟的。 
 为了更好地解释信号网络的重要性，我们可以做一个试验，设想网络中断时出现的情形。假设一家超市为当地1 000个家庭提供食品。有一天，管理层决定尝试采用一种新的机制：顾客在购买食品时不结账付款，取而代之，让每个家庭负担期末总账单的1‰。 
 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很多由价格传递的信号将会失灵。在正常情况下，如果价格上涨，比如由于佛罗里达州出现霜冻而导致橙子的价格急剧上涨，很多顾客会转而购买其他商品作为替代。但是，如果价格上涨的负担由1 000个家庭平分，没有多少家庭愿意购买其他物品替代鲜橙或得州的葡萄柚来做果冻。 
 并且，由于单个家庭的购买决定对一个月的总账单只有很微小的影响，所以人们也就没有动力省钱去购买食品之外的其他商品。既然可以用1‰的价格购买美味精致的鱼片，为什么还去买赫尔珀汉堡呢? 
 试验过后，每个家庭都会不可避免地得出同样的结论：所有家庭的食品支出突然大幅攀升。这样的超市只是理论中存在的，不过，它真实地反映了很多年来美国大部分医疗保健的支出状况。只不过总账单上的费用不由单个家庭负担，而是交由雇主支付。由于卖方根本不在乎费用的高低，所以卖方即医生和医院就会很开心地提高费用。这样年复一年，直到最后高额的费用让人无法忍受。 
 这个例子说明了成本“社会化”的情况。换句话说，成本社会化就是让每个人平均承担成本，而不是由个人单独承担。但是，如果资源的所有权社会化，而不是成本社会化，情况又会如何呢?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结果通常是“公用的悲剧”。该词源于中世纪的公地，由当时的农民共同使用，从事牧牛、草莓和坚果种植以及养猪等活动。它的含义在今天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中央很有名的公园“the Common（公用地）”的名字中仍有体现。 
 如果资源的所有权归个人所有，并且允许个人无限制地使用，那么就没有人乐意珍惜资源。的确，如果可以获利，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动力“取回自己的份额”。这样做的后果十之八九是灾难性的。 
 世界最大的“公用品”理所当然应该是海洋，地球77%的表面被海洋覆盖。根据以前的国际条约和法律，海洋以及海洋资源都是免费使用的。而且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中都是如此，并且没有出现什么问题。那时，地球上人口数量较小，相反，海洋及其资源却浩瀚无边。但是，20世纪的技术发展、人口增长和全球海洋的共同所有很快造成了人类历史上长时间的“公用”悲剧。或许通过考察在美国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的鱼类—鳕鱼的开发历史，可以有助于更好地了解这场即将发生的悲剧。 
 鳕鱼并不迷人，尽管身长可达6英尺，体重可以超过200磅，但由于动作迟缓，根本不适合用作消遣性垂钓的目标（它一旦被鱼钩钩住，就束手就擒，等待钓鱼者来捕捉）。不过，作为商品，鳕鱼就变得美妙无比。除了容易捕捞外，它肉质雪白坚实，不含脂肪，而且很罕见，风干腌制之后很容易储藏。鳕鱼干中80%是蛋白质。从商业的角度看，鳕鱼干，尤其是腌鳕鱼可以长时间地储藏也十分重要。在没有冷冻设备的年代里，这一点是其他食品不可比拟的。鳕鱼很快便成为西欧各国的主要食品，一直持续了几百年之久。 
 鳕鱼是一种冷水深海里，生活在海下20~350英寻（测量水深的单位，1英寻约合6英尺）深的海域，喜欢在近海浅水区巡游。欧洲很多航海发达的国家，从挪威到西班牙，一直在寻求和开发这种数量庞大、用途广泛的食品资源，最后巴斯克人发现了这一宝藏。巴斯克人生活在西班牙的北部和法国的西南部，一直以捕鲸为业。他们经常横跨大西洋寻找鲸鱼群，当时市场上出售的腌鲸鱼肉主要由他们提供。中世纪晚期，他们开始捕捞鳕鱼，但无人知晓他们在何处捕捞鳕鱼。

第二部分：“有些人发现了石油 其他人则没有”播种美国梦(1)

 20世纪60年代，一家杂志邀请J·保罗·格蒂以《我的成功秘诀》为名撰写一篇文章。他欣然应允，不久便把稿子寄到杂志社。整篇文章只有一句话：“有些人发现了石油，其他人则没有。”无独有偶，早些时候，著名的政治家乔治·华盛顿·普伦基特在应邀解释选举获胜的原因时，也只说了一句话，“我发现了机会，并把握住了它们。” 
 毫无疑问，格蒂和普伦基特都发现了机会，使他们大获成功（只不过一个是金钱方面的，另一个是选票方面的）。后来，他们的故事被广为传颂，当然要比他们自己的一句话归纳要丰富得多。 
 从这个角度来说，经济历史和军事历史十分相似。尽管一等兵和二等兵非常勇敢，但是能够被载入史册和受人缅怀的通常是将军和元帅。同样地，在美国经济领域里，还有成千上万的格蒂和普伦基特，他们也发现了自己的机会，并很好地抓住了它们。 
 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抓住的机会不仅为他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丰裕舒适的生活，还给子孙后代创造了更大的机会。这才是美国梦的真实要义，而不是无穷无尽的财富。这些人的故事与千万富翁相比毫不逊色，同样也是惊心动魄、成就斐然，留下的遗产—若不从金钱的角度看—也是硕大无朋。 
 纽约州的奥兰治县距离时代广场约60里—心理距离要遥远得多，以其黑土地而闻名于世。100年前，来自波兰和德国伏尔加一带的移民最早认为这块四面低山环绕的平地完美无比。荷兰和英格兰移民虽然在此定居一个多世纪，但他们一直以为这里不过是一块毫无价值的沼泽地，只能生长木柴和用以诱捕麝鼠。从移民看来，这里与他们远在东欧的家乡十分相似，根本不是想像中能给他们带来财富的新大陆。 
 在1万年前最后一个冰期结束时，奥兰治县南部的冰河演变成浅水湖，与沃基尔河相连。与美国大多数河流不同，沃基尔河流向北方，水流极为不畅，尽管采取了很多治理措施，但是仍然流淌缓慢，直到今天河水还经常越堤而出。很快，湖里便长满了芦苇，湖里的植物腐烂，差不多每500年都留下一英尺深的淤泥。久而久之，湖泊就慢慢消失了，形成季节性的沼泽地，原来湖中的岛屿变成了石灰岩斜坡。 
 湖泊消失后形成的土壤几乎全部由有机物质组成。如果一直没人破坏，长此以往就会形成泥炭沼，直到最后形成煤炭层。从技术上说，在目前阶段还只是腐殖质土。奥兰治县共有2.6万亩这样的土地，除了佛罗里达州南部的大沼泽地之外，是美国最大的沼泽地。 
 该地区的早期移民来自旱地地区，习惯于在干旱的土壤上耕作。他们砍掉低山上的树木，把奥兰治峡谷变成了乳牛场和果园。在干旱的年份，他们在沼泽地上牧牛，把生长在沼泽地上的雪松砍掉作为木柴。人们采取了很多措施想排干被沃基尔河淹没的土地，但是始终无法如意。 
 19世纪中期，一些农民排干和清理了一小块沼泽地，发现这块土地又深又黑，异常肥沃。但是，由于他们害怕开垦这块土地太辛劳，便对它无所作为。后来，那些原本居住在纽约的荷兰和德国的移民季节性地来这里帮助做农活，他们发现了黑土地里蕴藏的机会并且抓住了它们。 
 与西欧不同，东欧的很多地区都是低地，排水不畅。然而，这些地方一旦经过整理后用于耕种，产出就会很高。这些新来者很快发现，奥兰治的黑土地也是如此。 
 由于人们一般认为“淹没的土地”毫无用处，所以价格十分低廉，即便是贫穷的移民也能买得起三四英亩大小的土地。然后进行大量的“汗水投资”，经过一番辛苦劳作，这些土地开始为他们带来丰硕的果实。在这里，波罗内亚科、博格丹斯基、格达以及维尔兹比齐登家族开始在派因岛小镇的附近扎根定居，来自伏尔加一带的德国移民在峡谷的东端建立了小约克镇。

第二部分：“有些人发现了石油 其他人则没有”逝去的美味利德克兰兹乳酪(2)

 每个移民群体都具有不同的口味，适合他们已经非常熟悉的家乡乳酪的风味。所以，生产商应该针对不同的口味制作乳酪。这也是为什么美国通常会生产很多具有欧洲风味的乳酪，而具有本土特色的乳酪却很少的原因。 
 德国人是19世纪的一个重要的移民群体，它们中很多人在纽约市定居，尤其是在曼哈顿的一个曾经叫“小德国”的地方，也就是现在的东村。在19世纪50年代，整个纽约市的面包师、糖果制造商、烟草商以及熟食店主中一半以上都是德国移民。 
 这些中产阶级的德国人中很多人对自己家乡的一种名为“城堡”的乳酪十分偏爱。这是一种非常柔软的成熟乳酪，通常被切成砖块的形状，大约有4英寸长、1.5英寸宽和1英寸厚的大小。它味道浓厚，至少对那些不喜欢它的人来说，气味非常难闻。 
 纽约市的熟食店为了满足需求开始进口这种乳酪，但是，与所有软质干酪一样，“城堡”干酪同样不能长久保存。在19世纪晚期，用船只把这种乳酪从德国运到纽约，通常是不到目的地就变味了，根本无法出售。 
 阿道夫·托德，当时纽约一家很受欢迎的熟食店的老板，很想在这种乳酪上下一番功夫。托德同时也是纽约州门罗市的门罗乳酪公司的老板，门罗位于纽约西北部25公里处。1889年，他要求手下人尝试仿制“城堡”干酪。 
 一位名叫埃米尔·弗雷的22岁瑞士移民接受了这项挑战，尽管他当时在这家公司只工作了一年。他用了两年的时间来寻求能够被接受的替代商品。有一次，他灵感大发，无意中发明了一种全新的乳酪，正是这些无意中的事件形成了乳酪的发展历史。这种乳酪也非常柔软，乳脂质地与“城堡”干酪完全相同，有一种很浓的香气，但是与“城堡”干酪的香味不同，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味道。 
 托德认为这种干酪美味可口，于是要求多做一些，但是让弗雷感到害怕的是，他无法再次做出这种干酪。弗雷又花费了两年的时间，终于在1892年，才又做出了这种味道的乳酪。 
 托德把这种新乳酪带到纽约的一家德国人歌唱俱乐部，即利德克兰兹俱乐部，让同乡们品尝。这家俱乐部十分著名，西奥多·罗斯福、卡尔·舒尔茨都曾经是其中的成员。他们非常喜欢这种口味，托德马上就用俱乐部的名字来命名弗雷的新发现。 
 他开始在自己的熟食店中出售这种新的利德克兰兹牌乳酪，其他的熟食店也很快到门罗乳酪公司来订购这种新产品。到20世纪20年代，对这种乳酪的需求非常巨大，以至于门罗当地的牛奶供应无法满足这种需求。在1926年，公司决定迁移到俄亥俄州，在范沃特镇建立一家全新的、在当时是最先进的乳酪工厂，生产这种当时在全国都已经家喻户晓的乳酪。 
 但是，公司在新厂房生产的第一批利德克兰兹乳酪简直是一场灾难。不仅口味与原来的利德克兰兹乳酪不同，而且是难吃透顶。埃米尔·弗雷意识到公司崭新的设备似乎太干净了，因而无法生产出与原来一样的产品。 
 他很快想起了老工厂里的木质设备，在这些设备上还遗留着历经无数代演化的微生物。这些设备拆卸后被运至范沃特镇，安装在新工厂里。随后，弗雷在新工厂的墙上涂满利德克兰兹乳酪，希望这种乳酪的细菌渗透于新工厂的每一个角落。第二批产品，无疑让弗雷轻松了许多，尝起来稍微有一点原来的味道。 
 门罗乳酪公司在1929年被博登公司收购。尽管利德克兰慈乳酪在博登公司的产品线中只占有很小的份额，但是公司还是按照这一著名乳酪的口味非常谨慎和投入地继续进行生产。 
 博登公司不仅在风味小店销售利德克兰兹乳酪。在近60年的历史中，随着小零售铺让位于超市，从农夫范尼到顽童朱莉娅，人们通常能够在很普通的乳制品柜台中买到这种世界上最美味的乳酪，不过，它们通常是被很不恰当地摆放在光滑的、鲜橙色的乳化干酪片和同样是鲜橙色的维尔维塔乳酪块中间。 
 不过，现在这种具有100多年历史的发明已经不复存在了。在20世纪80年代的公司重组浪潮中，博登公司在1982年把它的自然乳酪分部出售给通用食品公司。1988年通用食品公司又被菲利浦·莫里斯收购，次年与菲利浦·莫里斯的卡夫分部合并组成卡夫通用食品公司。在这一过程的某个时点，通用食品公司停止生产利德克兰兹乳酪。显然，这是一个很漫不经心的决定，甚至在公司档案里都没有记录。除非在什么地方还储存有冷冻的利德克兰兹乳酪可以用来重新调制，否则这种乳酪将会永远消失。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这个国家在开始生产真正具有本土特色风味的、而不是模仿欧洲的乳酪，并且很快引起本国人兴趣的时候，这种令美国人感到自豪的产品随着公司的一个漫不经心的决定就悄无声息地从餐桌上消失了。 
 若是在法国，这种事情一定会导致政府的倒台。

第三部分：“去西部 年轻人 去西部”机遇(2)

 他准备在大西洋段的行程乘坐“福尔肯”汽船到达巴拿马地峡，然后到太平洋转乘绕道好望角到达圣弗朗西斯科的“加利福尼亚”号新汽船。取道巴拿马的最大好处是节省时间，比绕道南美洲节省几千英里的路程。除了在乘独木舟和骑骡在穿越地峡时遭受多雨、易患热病之苦外，整个行程还是非常舒服。米尔斯从纽约出发时，预计只用70天的时间就可以到达金门海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部连接太平洋和圣弗朗西斯科湾的海峡）。 
 然而，当他到达巴拿马城，在地峡靠近太平洋一侧时，没有发现“加利福尼亚”号的踪迹，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向北方向航行的船只。相反，他却发现3 000美国人在当地省府小城那凄凉而又泥泞的街道上露营，他们拼着命地想尽一切办法要到达圣弗朗西斯科。 
 米尔斯意识到自己若不采取行动，恐怕要永远等下去。于是，他乘上一艘南下的船只，希望在南美洲西海岸的某个港口能够租一艘船。但是，在哥伦比亚的布韦那文图拉港和厄瓜多尔的奎亚奎尔港都没有找到任何运输船只。最后，在秘鲁的卡亚俄港，距离巴拿马足足1 500英里，才找到一艘三桅帆船“马萨诸塞”号。船长同意以每人100美元的价格从巴拿马运送100人去圣弗朗西斯科。 
 米尔斯在卡亚俄购买了一些他认为在加利福尼亚有市场的商品，然后，在“马萨诸塞”号做准备时，他一刻时间也不浪费，趁机观看了利马附近的风景。 
 一切准备就绪后，“马萨诸塞”号开始向巴拿马城行进，在那里载旅客去圣弗朗西斯科。整个航程简直如同一场噩梦。由于是逆风航行或者根本就没有风，平时两三个星期的航程却用了整整两个月。其中，因为无风，帆船整整16天无法航行。船帆无精打采地挂在桅杆上，轮船在太平洋连续起伏的波浪上缓慢、笨重地向前移动，赤道的烈日让人不堪忍受。 
 甚至在轮船最终到达圣弗朗西斯科岸边的时候还耽搁了一段时间。船长一开始拒绝把船驶入海湾抛锚，或许他是害怕船员会弃船上岸，直奔金矿。的确，很多船员就是这样做的，致使港湾里就挤满了空荡荡的船只。米尔斯拒绝更长时间的等待，从大船上放下一只小船，自己顺着潮水划向岸边。终于在1849年6月9日划过金门海峡，弃船登陆。这次原计划只用70天的旅程，最后竟然用了近6个月的时间。原来以为能够从豪华、快速的新汽船“加利福尼亚”号登陆，现在却变成了一艘小独木舟。但是，米尔斯毕竟到达了圣弗朗西斯科，并且还比两位兄弟先到一步，他们绕道好望角，用了9个月的时间才到达目的地。他们没有想到竟然在这里遇到了原以为留在布法罗的兄弟。 
 几天后，“马萨诸塞”号终于驶入码头，停船靠岸，米尔斯已经购置了一艘小船，把货物运到金矿南端的斯托克顿。然而，他在卡亚俄购买的商品被证明不是淘金者所需要的物品，卖了小船之后，这笔投资还是让他受了一些损失。不过，他也弄清楚了矿工们真正需要的物品以及哪个地方需要—萨克拉曼多。 
 返回圣弗朗西斯科后，米尔斯用最后一笔现金购买了新的商品。这些商品差不多装了满满一船，顺河流而上，直奔萨克拉曼多。 
 在淘金的狂热气氛下，所有商品的价格也变得奇高无比，包括运费。虽然只有不到100英里的航程，米尔斯却要支付5 000美元的运费。此时，他的口袋中只剩下40美元，不过，他一点也不害怕，他指挥船主卸载货物，并准备付款。在萨克拉曼多，这些货物极为畅销，在卸载完毕之时，销售的货物已经足够支付运费了。在接下来的6个月中，只有24岁的米尔斯获得了4万美元的利润，在19世纪中期这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大致相当于现在的50万美元。 
 米尔斯非常喜爱加利福尼亚和这里的机会。他卖掉了在布法罗银行的股份，用贸易利润在萨克拉曼多开办D·O·米尔斯银行，成为该市最主要的金融机构。很快，在他的帮助下，加利福尼亚银行在圣弗朗西斯科成立开业。很多年来，加利福尼亚银行一直是该州最大的银行。 
 D·O·米尔斯，虽然千真万确是最早的淘金者（forty-niners），但是从来都没有淘过金。他抓住了加利福尼亚淘金热的机会，由于他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很快在30岁之前就成为加利福尼亚最富有、最受人尊敬的人之一。

第三部分：“去西部 年轻人 去西部”托拉斯的复仇(1)

 凡是发财的机会很集中的时候，也是人才聚集的时候，这些人通常豪情满怀、神通广大，就连平日里偶尔出现的优柔寡断也一扫而空，霎时间变得浑身是胆。现在的华尔街、好莱坞和已经陨落的印加帝国非洲沿岸的奴隶贸易等都是这样。18、19世纪之交蒙大拿州的比尤特也是如此。 
 蒙大拿向来是一个堆金叠玉的地方。该州的官方别称为珍宝州，其格言也非常直截了当的是：黄金和白银。但是，是比尤特这块“世界上最富饶矿山”上的铜矿使得该州闻名于世。 
 在鼎盛时期，比尤特铜矿的采挖坑道长达600英里，每年的铜产量为3亿磅，据说把装铜的货运车排列起来的话，可以长达20英里。比尤特的一些矿石纯度高达40%，随着当时电力需求的剧增，对铜的需求也骤然增加。当时，红铜是卖方市场，当年那些为争夺铜矿市场而相互较量的重量级人物，例如威廉·A·克拉克、马库斯·戴利等，至今在蒙大拿还是家喻户晓。 
 但是，这些人，虽然被尊称为铜王，都比不上一位来自布鲁克林（美国纽约市西南部一区）的小伙子。他的名字叫F·奥古斯塔斯·海因策。他是一位天生的采矿者，既具有政治头脑，又具有一种即使在土生土长的布鲁克林人中间也少有的“厚脸皮”。他利用这种秉性很快取得了—几乎又以同样快的速度失去了—一笔巨额财富。 
 海因策生于1869年。父亲是位富有的德国移民，母亲生于美国的康涅狄格，具有爱尔兰血统。海因策才华出众，年仅20岁就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哥伦比亚矿业学院。由于当时比尤特铜产量的迅猛增长，海因策决定去那里一试身手。 
 海因策相貌堂堂，他身高6英尺（1英尺大约等于0.305米），虎背熊腰，满头金发，眼珠褐黄。另外，他个性突出、嗓音雄浑，任何人和他讲话都会有一种亲近感。他的一位兄弟曾经说过，“他一走进房间，你就能够感觉到很亲近。”在比尤特，他很快在波士顿和蒙大拿公司找到一份工程师的工作，该公司是当时最大的矿业公司之一。海因策通过与经验丰富的矿工广泛交流，很快就对公司的业务和比尤特的地质特征了如指掌。 
 不久，他便离开波士顿和蒙大拿公司，自己开办了一家采矿公司。他从詹姆斯·默里手中租来埃斯特拉铜矿。当时，人们虽然都认为詹姆斯·默里是最精明的矿主，但是与海因策相比，他就不是那么精明了。双方约定，海因策只需对那些达到一定纯度的矿石缴纳矿区使用费。但是，海因策小心翼翼地把低纯度的矿石和高纯度的矿石混合在一起，使之刚好低于所要求的纯度，从而逃避大量的租金。默里很快取消了租约。蒙大拿早期的一位历史学家这样评价道，海因策“没有用多长时间就交了很多朋友，也赚了很多钱，不惜以牺牲事业的发展和成就为代价”。 
 随后，海因策短暂离开美国，来到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特雷尔。在那里，他从政府手中取得一块修建铁路的土地，负责修建从特雷尔到维多利亚的铁路。加拿大太平洋公司对这条铁路的前景感到十分吃惊，据说用120万美元买断了它的所有权。 
 海因策再次返回比尤特时，已是腰缠万贯，很快建立起一座冶炼厂，买下拉鲁斯矿和明尼希利矿。拉鲁斯矿的矿藏非常丰富，明尼希利矿虽然在购买时产量很低，但是在购买的一个月后，海因策发现它是整个比尤特储量最丰富的铜矿脉。 
 在海因策看来，拉鲁斯矿和明尼希利矿紧邻他以前的东 
 家—波士顿和蒙大拿公司旗下的大矿根本不是什么不利条件。当时，联合铜业公司，也就是所谓的铜矿托拉斯，拥有波士顿和蒙大拿公司大部分的股票。这两家公司的大股东都是当时东部沿海的金融巨头，如当时华尔街最有影响力的银行家J·P·摩根，以及拥有强大的美孚石油公司的亨利·H·罗杰斯和威廉·洛克菲勒。对于铜矿托拉斯的规模或关系网络，海因策无所畏惧，他打算利用自己在比尤特地质方面的知识、对自己铜矿的了解以及蒙大拿州矿业开采法律的遁辞从容应对。 
 “矿脉顶法律”的立法意图虽然很好，却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容易引起误导的法律之一。该项法律规定：某一矿脉的矿脉顶（达到或接近地面）所有者可以随矿脉的延伸开采，即使延伸至其他矿的矿床也同样可以开采。这条法律的目的是鼓励勘探，但是其结果是酿成了“铜王的战争”。

第三部分：“去西部 年轻人 去西部”托拉斯的复仇(2)

 海伦·菲茨杰拉德·桑德斯在其不朽的作品《蒙大拿史》中写道：“这一理论在情况不复杂的条件下，似乎很简单也很公平。但是，当发现一座小山拥有无限的矿藏，当敌对的、相互竞争的两家公司共同开采，两家公司为了相同的利益可以宣布各自开采的矿区为矿脉顶，获取或失去矿脉顶的所有权就意味着获取或失去数百万的财富之时，复杂的局面就会立即出现。”这些复杂的情况的确很快就出现了。 
 虽然“矿脉顶法律”对海因策极为有利，但他还需要几位友好的法官的鼎力支持，以对付经济巨头联合铜业公司。在另一位独立经营者，威廉·A·克拉克的帮助下，他着手推选几位法官。海因策花钱让报纸刊登他的政党路线，大作宣传。在联合铜业公司削减工人工资之时，他一面维持矿工的工资，一面实行每天8小时工作制。他不辞辛苦地一再抨击“托拉斯”的权威，并反复强调他是如何站在矿工一边，维持他们的利益。 
 海因策的策略非常奏效，他的政治影响急速扩张，尤其是在比尤特铜矿的所在地银弓县。据说他当时获得了该县75%的选票。 
 在当地司法部门中，对他最忠诚的法官是威廉·F·克兰西。此人身材魁梧，长发白髯、浓眉，“讲话声音低沉、响亮，如同狗熊咆哮一般”。同时，他还不修边幅。一次，一位记者发现他胡须上的残余物，向他说道：“法官大人，我肯定你今天早饭吃的是炒鸡蛋。” 
 克兰西此时泰然自若，平静地答道：“约翰，你错了，我昨天早晨吃的是炒鸡蛋。” 
 克兰西一切按照海因策的意图行事。在联合铜业公司一位律师的印象中，克兰西的判决只有两次对联合铜业公司有利。法官经常判决允许海因策和他的雇员们到联合铜业公司的矿区来查看他们的权利是否受到侵犯，却屡屡拒绝联合铜业公司也这样做。 
 海因策注意到比尤特山上有一小块三角地，只有75英尺长，底面10英尺宽，可能是由于早期勘测的失误，一直为无主土地。海因策以一家公司的名义购买了这块土地，他厚颜无耻地把这家公司取名为铜业托拉斯，立即宣布这块土地是连接安纳科恩达、圣劳伦斯和内维尔斯威特等铜矿矿脉的矿脉顶，这些铜矿都归联合公司所有。克兰西法官也欣然这样判决。 
 很快，海因策和联合铜业公司便陷入了接连不断的诉讼、法院禁令、上诉、反上诉的泥沼之中。海因策为了这些官司聘请了37位律师，为此还专门推出一套书籍对案件进行跟踪报道。由于对铜矿错综复杂的坑道了如指掌，海因策通常可以绕过法庭禁止的坑道，从另外一个矿区挖掘坑道直接到达有争议的矿脉。与海因策一样谨慎，铜业联合公司也从其他地方挖掘坑道。这样，比尤特山里面的冲突也是此起彼伏。矿井有时突然被爆破封住。双方的矿工会涌入有争议的坑道，等待对面的人插入蒸汽软管和从软管里撒落石灰，向坑道输入新鲜的空气。 
 在一次争议中，当克兰西法官判决海因策胜诉后，铜业联合公司早料到克兰西会有这样的判决，便早早地做好了准备。判决一旦下达，铜业联合公司就炸毁了整个矿井。如果自己得不到矿石，也不能让海因策得到。 
 地上和地下的冲突接二连三，直到最后，联合托拉斯决定采取果断行动。这一决定非常果断。它停止了在蒙大拿州的所有业务。顿时，2万人—大约占该州雇佣劳动者总数的五分之四—失去了工作。 
 铜业联合公司无法忍受克兰西法官的判决，要求采取“公平审判”的法律，也就是如果一方当事人怀疑法官有判决不公，可以要求更换审判地点。海因策在比尤特法庭的台阶上发表了一番精彩演说，使大约1万名一开始怀有敌意的矿工最后相信这完全是联合托拉斯的过错，而不是他的。面对全州范围内的饥荒威胁，州长召开特别会议，州议会紧急通过这项法律。铜业联合公司终于重新开业。 
 由于失去克兰西法官的帮助，铜业联合公司决意摆脱海因策，并决定厚颜无耻地使用自己强大的势力。海因策发现大势已去。铜业联合公司通过了解“大量的诉讼案和一些地方法官”的方式，解除了海因策的真实资产。不过，在那些比克兰西稍微公正一些的法庭判决的诉讼中，还有一些是海因策胜诉。 
 在1906年，海因策和铜业联合公司最后达成一项交易。铜业联合公司向海因策支付105万美元，收购他在比尤特的铜矿的全部资产，海因策也撤回对铜业联合公司多达100项的诉讼请求。海因策大获全胜。 
 可能被成功冲昏了头脑，海因策带着钞票开始在华尔街闯荡。在比尤特，他的才华还能允许他与铜业联合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进行竞争，但是在华尔街他根本不是这些公司的对手。它们没有忘掉也绝不会宽恕他。 
 1907年在金融形势突然变得黯淡模糊之时，海因策非常冒险地购买了自己的公司的股票。然而，对于铜业联合公司和美孚公司正在精心地操纵该公司的股票和华尔街上的谣言工厂的情况，他一无所知。向他贷款的银行突然要求他偿还贷款，他别无选择，只有忍痛抛掉手中的股票。与铜业联合公司的交易完成之后，自己的铜业公司已经没有多少实际资产，所以股票价格也由原来的60美元突然跌至10美元。这引发了人们对海因策其他产业的担忧，在他的银行里出现了挤兑现象，很快扩展到其他银行。华尔街一片混乱，海因策的银行就此倒闭，他的经纪商也宣告破产。 
 在他从世界上最强大的金融集团手中获取107万美元的一年之后，铜业联合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摧毁了他，同时也造成了1907年的金融大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