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名片寻钱包失主 接电话者无一例外称不认识
核心提示：7月11日下午，当瑶海区**大队周警官根据一沓名片挨个打电话寻失主时，对方无一例外地表示不认识。最终，他打通了失主的电话，对方告诉他，刚才几个朋友来电说有骗子在骗人。
“你好，我是**，有人捡到了××的钱包，请问你认识他吗?”如果一个陌生的号码突然闯进你的电话，对方如是问，你如何回复?7月11日下午，当瑶海区**大队周警官根据一沓名片挨个打电话寻失主时，对方无一例外地表示不认识。最终，他打通了失主的电话，对方告诉他，刚才几个朋友来电说有骗子在骗人。本来想做好事，却被误认为骗子，这种委屈事你可遭遇过?或许你觉得“防人之心不可无”，有点戒备是好事;或许你挺气愤，觉得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信任稀薄，原因何在?它又该如何修复?
我们为何容易草木皆兵?
人家**帮忙归还失物，失主及朋友应该欢喜才是，到头来却处处受到猜疑，还被人误解成骗子，这让我想起来前几天意外捡到一个钱包，通过里面的学生证我发现失主是个上初二的学生。当我费尽心思找到他的QQ号问其是不是×××时，他多次拒绝加我，说不是。最终我只得表明工作身份，说捡到了他的钱包，他才加我为好友。如此曲折的境遇，让我担心以后谁还相信我、我又能相信谁。套用一句流行语，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信任，作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起码条件，如今愈发稀薄。当然，这是由于社会上骗子太多了，他们善于利用我们的善良做坏事。上当多了，我们慢慢就有了抗体，也就是潜意识里的防范心理，以谨慎提防的态度对待身边的每一个陌生人。
我觉得，除了频繁被骗的心理阴影，另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如今的教育，无论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都是“警示教育”。我们从小就被爸妈教导着“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我们从幼年就被老师阻止接触那些他们认为是陷阱的东西，甚至在成年后都会听周围同事的话“多一个心眼”。我们一方面漠视了人的理性、经验包办了一切，另一方面则是搞了太多人为的“阴谋论”磕绊，使得我们处在草木皆兵的自我恐惧之中。
最核心的，我觉得还是在于利益，很多人一切以自我利益为中心，摒弃了仁义礼智信等传统美德，与人交往只剩下相互利用的关系，成了市场经济中最卑微的棋子。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实际上说明在自私天性的指引下，我们在逐渐抛却以信任为核心的道德准则，最终沦入与所有人对抗的战争。(苏小庆 媒体人)
降低生人社会的信任成本
信任，自然属于道德的范畴，需要从历史性反思的角度去认识和批判。但是，我认为，如果单纯就道德而论事，就显得有些苍白了，毕竟社会环境不同，道德的内涵与外延都应该有所调整和变化。在此情景下，继续以固定的思维判断、分析事物，就显得很不妥。
如今的社会，与传统社会，甚至二十多年前的社会相比，最大的变化，不在于物质的富足程度，而是由“熟人社会”演变为“生人社会”——我们的祖辈生活在一个狭小的区域内，每天见到、打交道的就那么几个人，自然很熟，加上关系亲情化，自然不存在信任的问题。现代社会以频繁的人口流动为发展动力，狭小的空间范围内我们所面对的大多数是生人，又由于毫无血缘关系，产生不信任是情有可原的。
既然不能再回到“乡村田园”的时代，也无法使得每个人都沿承血缘亲疏关系，那么生人社会就是一个无法逆行的状态。在此语境下，所要做的不是大加鞭挞，而是建构促进人与人和谐、人与社会共同进步的途径。单纯寻求道德的支撑已非明智之举，不但成本太高，且约束力是否有效也值得怀疑。
我认为，最为有效的手段是进行制度建设，即建立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社会内部之间奖励惩罚的关系，并通过契约确定权利、义务及保障措施，让该受罚的骗子承当责罚，让“后来者”忌惮。届时，信任不再是产生于天然的情感，也不再仅仅是道德约束，而是基于社会制度的忌惮与维护，基于契约精神的领会和使用。最终，制度固定了个人关系，实际上也降低了交往成本，信任就能在生人社会中浓郁开来。(萧笑 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