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对羊的承诺南宋王朝是在颠沛流离中开始它悲情出演的。这个王朝最初的命运掌握在金国手里，但是金国并不守信。金国的皇帝金太宗虽然说过以黄河为界，分南宋和北金，但这是老虎对羊的承诺，基本上是不算数的。他们很快就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就在宋高宗赵构还没有把皇位坐稳之时。这是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的冬天，一个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在另一个王朝统帅的玩命追赶下，从金陵（今江苏南京）逃到杭州，再从杭州逃到越州（今浙江绍兴）、明州（今浙江宁波），最后逃无可逃，一头扎进了大海。当然不是自杀，而是乘了一条小船随波逐流。这是真正的随波逐流。因为江南沿岸都已被金兵层层把守，高宗的小船不可能靠岸。在从明州到温州一带的海面上，高宗严肃地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人类三大经典问题。这是一个帝王的思考，但对高宗来说，这样的思考不可能有所谓的深度与广度，因为完颜阿骨打的第四子、金国统帅完颜宗弼正在岸上虎视眈眈地等待他靠岸。这是老虎对绵羊的等待。在历史大格局的背后，高宗注定不可能是那一个表情生动丰富、出手大开大合具有开创性性格的帝王。他只是一颗棋子—历史大格局背后的棋子。他的命运似乎一眼可以看得到底。他身后王朝的命运也脆弱得像一张纸，一捅即破。

但这样的时候，高宗的对手却意外地犯下一个错误—一个致命的错误。建炎四年正月，高宗刚刚在大海上度过他终身难忘的一个春节，完颜宗弼就带着大部队下海了。完颜宗弼太高估自己的能量了。他以为自己和他带领的那支来自东北深山老林的队伍无所不能，这一点让历史佬儿很不高兴，所以就安排了高宗的脱逃。高宗逃脱了一头老虎的追捕。完颜宗弼此后运气一直很差。天气渐渐炎热，手下将士水土不服，上吐下泻，又差点儿葬身鱼腹，只得匆匆鸣金收兵。正待北还之际，在镇江遭到了韩世忠水师的拦截，完颜宗弼的十万大军被困在长江沿线达48天之久。这48天让完颜宗弼印象深刻，他从此不敢轻易到江南；这48天也让高宗爬上了岸，为一个王朝偏安一隅赢得了宝贵的时间。高宗终于拥有了一块属于这个王朝的土地，尽管这土地踩上去还不那么硬实。高宗看中的地方叫临安（今浙江杭州）。临安的地理位置不错。它是杭州府治，东临大海，西靠荆楚，北边又以长江为缓冲地带，作为一个王朝的行在而言，临安是首选之地。最主要的是它富有，可以养活南迁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因此，尽管有一些人刚开始想不通，哭着喊着要回南京（今河南商丘）甚至东京去，高宗还是下定决心—这个王朝就在临安扎下根来了。一个人如果没有在大海里颠沛流离经历的话，是不知道安全滋味的。又一个新年（1131年）来临之时，高宗将大宋的年号改为“绍兴”，意思是“绍奕世之闳休，兴百年之丕绪”。高宗希望一切都平平安安的，战争永不再来。

一脸无辜状的秦桧这时候，秦桧回来了，他是从北边的金国逃回来的。秦桧原为北宋的御史中丞，在徽、钦二帝被掳掠北上后，金国有意要南宋立异姓为帝，以便操纵其为傀儡王朝，百官们都明哲保身，只有秦桧站出来要为大宋保存赵氏帝脉。结果赵氏帝脉是保存下来了，但秦桧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被金国抓到北地去，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失败王朝的人质。现在秦桧终于回来了，高宗那叫一个欣喜若狂。但是高宗的高兴没有持续多久，战争就来了。完颜昌的20万大军在攻占楚州（今江苏淮安）后又转攻泰州，驻守泰州的岳飞部队寡不敌众只得退守江阴。消息传来，高宗忙问计于秦桧，因为秦在金国待了不少时日，最清楚金国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秦桧当然知道金国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他不慌不忙地对高宗说：“如欲天下无事，须得南自南，北自北。” 秦桧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高宗要想安安稳稳地当皇帝，就要南方的归南方，北方的归北方。这样一来，金国和南宋的分界线就不是以黄河为界而是以长江为界了。对于南宋而言，毫无疑问地意味着巨大的财富、主龘权和国土损失。秦桧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有那么一瞬间，高宗觉得这个人面目很模糊—这是当年那个一心要为大宋保存赵氏帝脉的秦桧吗？“南自南，北自北”只有区区六个字，可一大半的国土就要沦丧于金国之手。虽然严格说来，高宗也不是什么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但这么大的一块国土切割他还是会肉痛的。因为江山是他的，有人来抢毕竟舍不得。再者说了，高宗即便可以做到忍痛割爱，朝廷那些还在做着“中兴春梦”的官员们会由着他这么干吗？高宗头都大了。但最后，首鼠两端的高宗作了如下的举动：他让秦桧先写一封讲和之书，却不以国书的形式而是以私人信件的形式让负责长江防线的刘光世找机会转交给完颜昌。说到底，作为一个王朝的最高统治者，高宗既要和平又要面子。

完颜宗弼生气了然而事隔不久，南宋这个王朝又开始为生存担忧，因为完颜宗弼生气了。完颜宗弼生气是针对完颜昌的。这两个政治上的死对头时刻在寻找着对方的软肋，以便完成致命一击。完颜昌让地和宋的做法让完颜宗弼很生气—完颜宗弼觉得完颜昌简直是丧权辱国！绍兴九年七月，完颜宗弼在扳倒了完颜昌的政治同盟军—宰相宗磐之后，直接拿他开刀。一个月后，完颜昌就因“与宋交通，倡议割地”的罪名死翘翘了，他的家族也被满门抄斩。随后，完颜宗弼以大金国都元帅的身份撕毁了宋金两国和约，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了东京汴梁、西京洛阳、南京应天府（今商丘）等城市，这些地方原本是宋金两国和约中金国归还给南宋的部分。高宗也很生气。本来这些国土完璧归赵大大提升了他的政治信誉，可完颜宗弼这么搞，让他感觉自己就是个可怜的孩子，刚刚到手的玩具还不知道怎么玩就被抢了回去，这心中的怨恨可想而知；另一个让他下不来台的原因是秦桧代表他所做出的屈辱一跪—这件事，全国人民都知道啊，完颜宗弼这么搞，完全不给他面子嘛！高宗简直有些歇斯底里了。他开始下诏称金人为“贼”，发誓要雪靖康之耻。高宗前所未有的高调之举让满朝的士大夫们兴奋不已，一个王朝的斗志似乎也被激发出来了。岳飞也很争气，他所率领的岳家军一鼓作气收复了颍昌（今河南漯河）、陈州（今河南淮阳）、郑州等地。这让高宗很是扬眉吐气。当然也有人恐慌不已，比如秦桧。因为岳家军如果完胜完颜宗弼部队的话，他秦桧的下场恐怕会很惨。

毕竟他的屈辱一跪丢了大宋朝的脸面，最主要的是丢了高宗的脸面。如果战争最终证明这一点是成立的话，恐怕他再也不能在大宋官场混下去了。所以秦桧很在乎岳家军的战况。当然他更在乎的是高宗内心的真实想法。但高宗看上去有些心不在焉。因为岳家军开始孤军深入，渐渐胜少败多了。而完颜宗弼在此时向他释放和意，这让高宗忍不住心猿意马起来—他不再下诏称金人为“贼”，也不再发誓要雪靖康之耻。作为南宋的最高统治者，曾经高调的高宗开始回归理性：他对岳飞、韩世忠等人明升暗调，任命他们为枢密使和副使，从而罢免了他们的兵权。同时他命令秦桧整编岳、韩两支队伍，将一支威武之师整编成绵羊之师！不过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在高宗眼里，现阶段最重要的任务是怎么合乎逻辑地杀掉岳飞，以满足完颜宗弼的议和条件—不错，完颜宗弼就是这么向高宗提议的。而高宗为了国家“和平”，也爽快地答应了完颜宗弼这一苛刻的议和条件。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年仅39岁的岳飞被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层毒死。南宋帝国最后一根脊梁轰然倒塌。一个王朝开始迈入它最为温顺的臣服时代。那么接下来，这个王朝的命运又会怎样呢？

愤青皇帝的悲情七十多年的光阴转瞬即逝。从公元1141年到公元1217年，南宋这个王朝依旧在地球上存在着。虽说活得有些屈辱，但好歹是存活了下来。由于南宋一直按照合同规定向金国交保护费（岁币），因此这几十年来倒也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战争。所谓花钱买平安，这个道理不仅汉人懂，金人同样懂，所以这两个国家大体上相安无事。但是蒙古的崛起改变了这种局面，他们摧垮了曾经强大的金国。公元1214年，在政变中匆匆上台的金宣宗无可奈何地发现，天变了，中都燕京实在是守不住了，不迁都是不行了。五月十一日，他下诏南迁汴梁。这是一次悲壮的南迁，它宣告了一个曾经强大的国度走向没落的开始。从此以后，在蒙古人眼里，金和宋一样，都是第三世界国家，都是军事欠发达国家。他们注定要走向灭亡，而蒙古注定要走向强大。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临安的南宋政府首先感到不安了。世界就这么大，现在金廷南来，以后同在一块地里刨食看来是免不了，怎么办？

在这样的时候是要讲究生存智慧的。一个苟且王朝对另一个苟且王朝的生存智慧—七月，在金宣宗依旧摆着大国架子派人来临安催讨这两年应交的保护费时，南宋政府展开了国家命运前途大讨论。问题有两个。首先是保护费要不要交？如果不交，这一大笔钱又作何用途？起居舍人真德秀是个愤青。他强烈建议罢交保护费，拿这笔钱去修固两淮。真德秀高瞻远瞩地指出，金政府是个行将灭亡的政府，它根本保护不了南宋，所以朝廷不必在它身上乱花钱了。但淮西转运使乔行简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乔行简认为蒙古之势可堪忧，在此情况下金国的存在对朝廷是有利的，是一大屏障。这个时候如果得罪金国，无异于自取灭亡。宁宗皇帝夹在两派当中难以取舍，觉得做一个软弱王朝的皇帝真的是好难好难。最后他还是采纳了真德秀的意见，决定做一个愤青皇帝。战争很快就来临了。事实上不管宁宗要不要做一个愤青皇帝，战争都会不由分说地来临。因为金宣宗已经撑不住了。当时河北已被蒙古人占据，各地残兵败将都逃到了河南，吃饭穿衣都成问题。金宣宗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富庶的江南，特别是临安。从嘉定十年（1217年）到嘉定十七年，金宋之间打了七年时间的仗。金宣宗发现，南宋这个国家他这辈子是打不下来了。不是南宋太强大，而是时运太艰难。

因为金国几乎是在四条战线上同时作战。北面和西北要抵抗蒙古和西夏的两面夹击，南面和西南则要分头进攻南宋。最关键的问题不是分兵作战导致的“攻无力”，而是没钱打仗了。最终金宣宗迎来了他帝王军事生涯中的第一个七年之痒。嘉定十七年三月，金宣宗宣布停战。但是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没有胜利者。南宋几乎打光了自己的全部家底。战争后期，军用不足，宰相韩侂胄拿出自己的几十万钱资军。与此同时，政府发行的纸币竟然多达一亿四千万贯。一个王朝的国力完全亏空了。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理宗亲政后，南宋王朝就像当年钦宗执政一样，走到了它的末世光景。理宗亲政之前曾经有过八年卧薪尝胆的非凡经历，因此这个皇帝一上来就比较猛，所谓矫枉过正，所谓唯我独尊，他做得那是相当到位。当然他做的最石破天惊的一件事是与蒙古签约，两国联合起来共同灭金。这是公元1232年年底时发生的事，但是理宗不认为这是与虎谋皮。他执拗地向大臣们解释，他的英明决策与当年钦宗“联金灭辽”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只是大臣们不相信这一套，因为他们已经嗅到了末世的气息。 1234年正月，末世的气息首先笼罩了大金国。宋、蒙联军攻破蔡州（今河南上蔡），大金国的两个末代皇帝在城破之日以不同方式结束了自己的性命。一个历史上曾经充满生命力的王朝就此谢幕。可理宗却没有尝到战胜国的喜悦，因为强大的蒙古开始以一种居心叵测的目光看待他了。

刘整为什么献计灭宋从1235年开始，在此后长达40年的时间里，蒙古开始了对南宋漫长的进攻。但是南宋这个帝国实在是太大了，大到蒙古大汗蒙哥都不知道从何下嘴。事实上这样的困惑不仅仅属于蒙古，也属于曾经的大金国。因为南宋虽然只有半壁江山，但是金兵数度南下却总是收效甚微—他们的战术有问题：金兵采取气吞万里如虎的打法，西攻巴蜀，中取京湖，东侵淮东，妄图一口吃成个胖子。可最后他们始终成不了胖子。原因就在于巴蜀自古难攻，而中部长江天险固若金汤，至于淮东，表面看上去平原处处，却也水网密布，所有这一切都让曾经的大金国苦恼不已。也让现在的蒙古帝国苦恼不已。到底什么地方才是南宋的软肋？这个问题的答案，蒙古帝国的核心人物忽必烈比任何人都想知道。公元1267年的十一月二十七日，忽必烈终于知道了问题的答案。

春宵苦短，人生苦短贾似道却觉得这个王朝一点儿问题也没有。在南宋的历史上，贾似道是继秦桧之后在位时间最长的宰相，同时他也是个享受型的宰相。贾似道最喜欢待的地方是西湖上的楼船。这种船高大威猛却又繁花似锦。贾似道醉卧花丛中只恨春宵苦短，人生苦短。但是战争却已近在眼前，因为忽必烈要行动了。忽必烈任命阿术、刘整为统帅，率领大部队浩浩荡荡向襄阳进发。忽必烈从来不打无准备之战。这一次也不例外，因为在刘整的未雨绸缪下，襄阳已是个有漏洞的城堡。早在几年前，刘整就建议忽必烈对襄阳要有所作为，要想办法撕开一个口子。不过当时的襄阳固若金汤，要撕开一个口子谈何容易？但是刘整做到了。因为刘整明白，城堡可以固若金汤，守城的人却未必能做到这一点。当时的襄阳军事长官是吕文德，这人身上有很多优点，比如打仗勇敢，不怕死。但是他也有一个缺点—贪财。一个贪财的人注定不是个固若金汤的人。在刘整的建议下，蒙古帝国只用一条玉带就换取了他们在襄阳城外开辟一个榷场的优惠条件。现如今，这榷场已经瞒天过海变成一个蒙古帝国的军事要塞，它就像一颗钉子一样钉在襄阳城外。

但是吕文德是不会承认他决策失误的，因为他已今非昔比。现在的他是一个帝国军事统帅，这揩屁股的事只能留给他的继任者去完成了。吕文德的继任者是他的六弟吕文焕。此时的吕文焕真是有苦说不出—他不仅要直面蒙古人钉在他大门前的钉子，他还要面对被围困而死的命运。因为阿术在白河口、鹿门山两个地方也修建了城堡，从而在汉水上切断了襄阳城的粮草补给线。这下吕文焕慌了，他写信给吕文德，抱怨他这个当哥哥的让弟弟揩屁股、背黑锅，不道德。吕文德到此时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是一个劲儿地藐视敌人，声称他的能量如何了得，如果阿术、刘整真的敢进攻的话，他将率大军亲自前往迎敌，“只怕彼时敌军早已闻风而遁了”—吕文德还豪迈地作如是想象。但也只是想象而已。公元1268年九月，南宋的汉水防线已被蒙军完全切断。十一月，蒙军突破了京湖都统制张世杰部的阻击，从而完成了对襄阳的全面包围，襄阳成为孤城。吕文德躲在临安城内绞尽脑汁，一筹莫展。吕文德一筹莫展，贾似道也依旧在西湖的楼船上逍遥。因为蒙军包围的是襄阳而不是临安，所以贾似道不急。其实即使蒙军包围了临安，贾似道也不会太急。因为贾似道不是在西湖的楼船上就是在去往楼船的路上。临安太大，他真正关心的地方只是湖上的那一艘楼船。但是百官们急了。百官们着急并不表明他们有多爱国，而是他们真切地感受到，蒙古人来了，好日子快到头了。为了不让好日子到头，百官们商议要找一个可靠的人增援襄阳。只有襄阳不失，临安才能不失。他们找到了贾似道，七嘴八舌地提议要枢密院一个叫高达的官员赴援襄阳。贾似道在花丛中悠悠然地起身，觉得这事不好办。他反问诸官员：如果派高达入援，吕文焕怎么办？百官们沉默了。这事的确不好办，因为谁都知道吕文焕兄弟都是贾似道的人，如果派高达入援，那么吕文焕怎么办？是撤职还是内调？当然吕文焕撤职还是内调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贾似道宰相的脸面。这从今往后，贾似道的脸往哪儿搁？一个简单的军事问题一下子就变成了复杂的官场问题，这可真是一个王朝的不解之谜。

再一个原因是吕文德死了。吕文德在死前告诉贾似道襄阳有一个大漏洞，这让贾似道对吕文德兄弟开始另眼相看—吕氏兄弟不过如此。弟以兄贵，弟也以兄贱。也就是说，吕文焕在贾似道心目中的分量开始降低。吕文焕无奈地接受了这个现实，不再来事。吕文焕的确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不会无意义地来事。上一次来事他达到了三个目的，这一次他如果再来事只能达到一个目的：找死。因为贾似道不喜欢过分矫情的男人。但是范文虎开始矫情了。范文虎是贾似道的女婿。在吕文德死后，他被贾似道狠狠地提拔为殿前副都指挥使，总领禁军。贾似道需要一个可靠的人来看住度宗，范文虎就是这样一个可靠的人。可范文虎志存高远，他不愿意只做看家狗的角色，他还要去建功立业。范文虎提出他要去襄阳，免得功劳只归李庭芝一人。贾似道哭笑不得。见过抢功的，没见过这么抢功的。如果是公费旅游，女婿去襄阳毫无问题。可这是打仗啊。如果打了败仗回来，他范文虎的脸往哪儿搁，我贾似道的脸又往哪儿搁？！贾似道在最初坚决制止了范文虎的蠢蠢欲动，但是范文虎接下来的一句话却让他动了心。范文虎说他可以做一个福州观察使（相当于副部级巡视员），一来可以对李庭芝遥控指挥，二来可以抢功。李庭芝仗打得再好，那也是在范文虎的指挥之下取得的啊。贾似道笑了。他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女婿如此聪明。

襄阳的秘密贾似道笑了，李庭芝却要哭了。因为新任福州观察使范文虎处处和他作对。李庭芝频频邀请范文虎共同进兵襄阳，范文虎却以时机尚未成熟为由按兵不动。事实上范文虎也不知道什么叫时机成熟。这个从来没去过襄阳的浪荡子弟甚至得了“襄阳恐惧症”。他寄希望于李庭芝单兵突进，一下子就解了襄阳之围。但李庭芝被分兵以后势单力薄，根本无力单独进攻。南宋王朝的两支正规军就这样在两个遥远的地方遥遥相望，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行动。朝廷上的百官们着急了。他们不能眼看着两支正规军就这么干耗下去，纷纷上疏要求范文虎振作起来，迅速进击。但是他们的奏疏遭到了贾似道的严厉弹压。贾似道是个脸皮很薄的人，不允许他人随便议论自己的女婿。因此这些上疏的人被迫离开了朝廷，这中间就包括后来声名鹊起的文天祥。蒙古方面，阿术和刘整则抓住机遇大干快上。他们造战舰、练水军，时刻准备攻城。当然，他们心中也有疑惑：为什么一个小小的襄阳城，在外无援军、内无粮草的情况下，还能坚守三年？难道上天真的可怜这个软弱平庸的王朝，一时恻隐心起，让它命不该绝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襄阳城久围不降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在它的背后，有没有什么秘密呢？公元1270年十二月，襄阳的秘密被一个叫张弘范的蒙军将领发现了。原来襄阳西面还有粮道，这三年正悄无声息、源源不断地供应襄阳城粮草。因此尽管汉水补给线被蒙军切断，襄阳却还能靠着西面粮道活得很滋润。张弘范立即建议：在西线开辟第二战场，彻底堵死襄阳与外部的所有联系。

他的建议被忽必烈采纳了，西路蒙军开始行动。李庭芝感到事态严重，也不再指望范文虎协同作战，而是带了自己的队伍直扑襄阳。由于兵员严重不足，李庭芝还在当地招了3000人，组成一支义勇军，准备向襄阳突袭。义勇军的头领叫张贵，他是个不怕死的主儿，在元军（1271年元朝建立后，蒙军相应地改称为元军）的重重包围下奋力突围，但是由于范文虎的部队不肯接应，张贵和他的义勇军最终全军覆没，襄阳城危在旦夕。当然元军最后拿下襄阳城也费了很大的力气。因为襄阳不是一个孤零零的城，它位于汉水南岸，与北岸的樊城隔水相望，互为犄角，真正是易守难攻。阿术和刘整采取了切断联络、各个击破的方式，先是烧毁了襄、樊之间的浮桥，然后用重兵先下比较容易攻克的樊城，最后再围攻襄阳城。在来自西域的火炮猛攻下，吕文焕带着他的残兵剩将负气投降。他是真的生气了。原先，他以为这个王朝的最高统治阶层不会拿帝国的生死存亡开玩笑，但是他错了，贾似道的女婿范文虎如此地军事不作为让他感受到了一种耻辱，作为贾似道爪牙的耻辱。爪牙也是人，爪牙也有耻辱，爪牙生气起来也会咬人。愤怒的吕文焕在降元之后自请为前锋，率领大部队去攻打驻扎在郢州（今湖北钟祥）的范文虎所部。这毫无疑问成为一个王朝的悲剧，却又是另一个王朝的喜剧。忽必烈笑眯眯地看着这一切，不再有类似于“刘整献策”式的不解。他什么都明白了，他明白这个王朝为什么要人人起而倒之，因为人心散了，仇恨已是无处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