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场难，收场更难王安石走了，一个王朝轰轰烈烈的改革似乎就要这样草草收场，但是神宗却发现这场改革开场难，收场更难。改革的缘起是因为存在内忧外患，为增强国力不得不改。而现在经过这一番充满争议的改革之后国力不但没有增强，还搞得举国形势一片混乱。一句话，内忧外患更严重了。如果就此不改革了，这个王朝将岌岌可危，如果继续改革以图自强的话，那么后王安石时代，谁是力挽狂澜之人？！神宗思来想去，觉得还是非司马光莫属。司马光老臣谋国，而王安石性格毕竟太偏激，差点误了国事——不，已经误了国事！神宗有了这一层考虑之后，马上下诏起用司马光。但司马光却还在专心致志地著书立说，他在写那本著名的《资治通鉴》。直到元丰七年，《资治通鉴》写完了，司马光才再次出山。只是司马光从洛阳出发的时候，神宗已经去世了，而他本人也已七十有一，改革接下来该怎么改，北宋人民心中都没底。司马光来到京城，接见他的是只有十岁的宋哲宗。十岁的小皇帝什么都不懂，由神宗之母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太皇太后是个守旧的人，她希望一切都再回到从前。但是司马光对她说：先帝（宋神宗）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也不可变。毫无疑问，写完《资治通鉴》的司马光是个务实的人，他想在新法和旧法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以避免社会的剧烈震荡，并最终使北宋这条破船还能稳稳当当地开下去。起码在他有生之年，司马光是不希望这个王朝变天的。

轰轰烈烈的党争
有些人注定会咸鱼翻身。　　只要时机成熟。　　章淳咸鱼翻身的时机在宋哲宗十八岁的时候成熟了。这一年，宋哲宗惊喜地发现，垂帘听政了八年的太皇太后与世长辞了，一个属于他的时代猝不及防地到来。他几乎没有做好一点准备，虽然他渴望亲政已经好多年。　　对于他的父亲神宗，宋哲宗从小是当作偶像来崇拜的，他崇拜他的励精图治，崇拜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和决心。但是宋哲宗的崇拜在太皇太后那儿被粉碎了。太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八年就是粉碎宋哲宗偶像的八年，因此太皇太后一死，宋哲宗就豪迈地认定，一个属于他的改革时代开始了。他把这个时代称之为“绍圣”，取“绍述先圣遗业”的意思。　　绍圣元年，宋哲宗做的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重新召回并重用包括章淳在内的新党，一时间整个王朝重新充满“改革啦……改革啦……”的蠢蠢欲动。但是怎么改革是个问题。人心散了，人心乱了，在这样的时代，究竟有没有一种可以凝聚朝野共识的改革理论来指引大宋往一个正确的方向走？章淳问道于陈鹳。

轰轰烈烈的改革就这样成了轰轰烈烈的党争。改革无人过问，人人想着陈年旧账，章淳的后背上便凝聚了哲宗不少幽冤甚至愤怒的目光。章淳自己也感觉不像话，看来还是应该坚持改革不放松，团结一致向前看。　　就在此时，一件意外的胜利冲淡了党争带来的烦恼，哲宗对西夏用兵取得了一次小小的胜利，章淳借机将此次胜利往《保甲法》上引，称只有坚持改革，大宋才能国富民强。哲宗也兴奋，觉得要改革，到底少不了这个人。他对章淳是又拍又拉，诚恳地希望他戒除党争，专心改革。章淳心里也认为党争搞到这个地步，可以告一个段落，接下来是该好好改革了。 但是人世间的事，意外是经常会发生的。　　有意外的胜利就有意外的死亡。　　公元1100年的正月十二，年仅24岁的哲宗皇帝意外得病并迅速死亡。章淳心里“咯噔”一下，觉得天要塌了。　　天确实要塌了。在这样的时代，一个皇帝的存在与否直接决定了臣子们的生死荣辱。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章淳太明白这里面的利害关系了。　　皇太后向氏哭得很伤心。因为哲宗无后（曾经有过一个皇子但是夭折了），北宋王朝皇位接班人的问题让这位皇太后很是头疼。她找来章淳和曾布，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向氏先提了一个人选：神宗十一子端王赵佶。皇太后向氏其实没有什么政治企图，她也不了解改革与否对目前的北宋政局意味着什么，她只知道赵佶有三个优点；一、孝顺。二、性格温顺。三、能书善画，多才多艺。作为一个让人放心的皇帝，向氏认为端王赵佶是可以胜任的。

但是章淳不放心。他何止不放心，简直感到揪心——艺术家赵佶一旦做了皇帝，改革毫无疑问要叫停。旧派人物将重新得势，新党成员包括他章淳将会死得很惨。想到这里，章淳对皇太后向氏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章淳说这话时的身份是当朝宰相，说这话时的口气是急迫而不容置疑的。这让皇太后体会到了一种压迫感，她的眼泪突然就下来了，在一旁的曾布何等机灵，马上呵斥“章淳听太后处分！” 　　章淳无奈，他只得跪倒在地，一切听凭这个看上去有些苍老的女人处分。章淳很清楚，他的命运其实在这一刻被彻底改变了。因为用不了一个时辰，未来的皇帝赵佶将会一字不差地听到章淳对他所做出的评价，他会怎么样呢？恼羞成怒或故作宽宏大量地一笑了之，都有可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将来的某一刻，皇上会随便找个借口把他赶出朝廷，章淳很清楚这就是他今后的命运。所谓“祸从口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不“祸从口出”又能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人人都为鱼肉，只有宿命是刀俎，逃是逃不掉的。　　章淳心如死灰。

命左运右，或者命右运左
章淳心如死灰的时候，曾布却在体会“福从口出”的幸福感。　　一个人会说话不在于他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而在于最关键的时刻说最恰当的话。“章淳听太后处分”虽然只有短短的七个字，但毫无疑问，它是曾布这一辈子说的最有价值的话。只要赵佶不出意外走马上任做皇帝，他就不可能不记得章淳在太后面前说的这句话。　　曾布说这句话时已经做好彻底和章淳决裂的心理准备。虽然他们曾经同为王安石改革集团成员，但是世易时移，现如今一切都已是冰火两重天了。 和章淳一样，曾经在王安石改革集团混饭吃的曾布也是几经沉浮。在被神宗开了之后曾布流落江湖好多年，一直以吃饱饭为自己最高的人生追求。司马光上台时，曾经有一个机会无限接近他——司马光要曾布修改《免役法》，以此作为他重回中央工作的一个先决条件。但是曾布拒绝了，因为曾布明白一个人生道理，出来混，是需要一块招牌的，他曾布身上的招牌就是改革先驱，这样一块招牌就像人身上的胎记一样，是不可以随意涂抹的。曾布相信，只要愿意等，人人都可以迎来时来运转的那一天。　　但是曾布没有想到，时来运转有时候并不代表功德圆满，因为每个人身上的招牌有大有小，时来运转的时候上天并不眷顾每一个可怜虫。以他和章淳为例，当哲宗亲政时，这两个当年的改革风云人物中受到重用的只是章淳，而他曾布虽然回到中央，却因人微言轻总被冷落在一边。章淳动辄以王安石改革理论的正统继承人自居，全面指导绍圣时代的改革大计，曾布翻身的希望是越来越渺茫了。

其实，就像曾布不是吃素的一样，蔡京也不是吃素的。　　蔡京的一生没有别的专长，只有一样本事：在任何朝代，只要没把他打死，他绝对会东山再起。　　当然一个永立潮头的人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那就是不断地改变自身立场以迎合时代的需求。这一点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到的。像王安石、司马光等人，就是因为不能改变自身立场以迎合时代的需求，所以只能各领风骚三五年，然后折戟沉沙魂归故里。　　但是蔡京就能做到永立潮头风骚常在。在王安石变法期间，他是新党成员之一；在司马光执政时，作为开封府知事的他又率先响应朝廷**新政、恢复旧法的号召。即便要**当时争议最大的《免役法》，他也是毫不犹豫地执行；哲宗亲政时，他又依靠弟弟蔡卞的关系，成为章淳新党的重要成员。　　现如今，他被朝廷扫地出门，闲居杭州，但几乎所有人都相信，这小子肯定会东山再起。 蔡京也相信自己可以东山再起。　　因为他画画得好，字写得好。　　在这个世界上，画画得好，字写得好的人很多，但是很少有人好到蔡京这个程度——蔡京写的字和王羲之有一拼，是当时数一数二的书法家。　　而徽宗和蔡京有着同样的爱好。只要机缘巧合，蔡京相信自己会再入徽宗圣眼。　　机缘很快就来了。　　1101年，一个叫童贯的首席宦官来到江南为徽宗寻访古字画，在杭州逗留一个月。这一个月时间被蔡京牢牢地抓在手里，成为他人生利益最大化的窗口期。一个月后，童贯成了蔡京的莫逆之交，他的手里捧着蔡京提供的大量古字画，一脸表功地跪在徽宗面前。　　他是为蔡京表功，徽宗终于心软，为了艺术放弃政见的不同，诏回蔡京。

重回京城只是蔡京在徽宗时代仕宦生涯的第一步，以后的道路更长，任务更艰巨。　　因为摆在蔡京面前的政局显得有些乱——同为宰相的曾布和韩忠彦正斗得热火朝天。关键时刻，蔡京向曾布表示，愿效犬马之劳。　　曾布动心了。曾布之所以会动心那是因为看到了蔡京的价值——他现在可是徽宗的红人。如果蔡、曾联手，天下应该没有什么人可以为敌。曾布于是举荐蔡京为翰林学士，授尚书左丞。　　但是曾布的弟弟曾肇却看到了一种危险的存在。他提醒哥哥要注意农夫与蛇的故事，而蔡京正是那条阴险的蛇——小心蛇咬人！曾肇几乎要呐喊出来。可曾布却心存侥幸。他虽然知道蛇肯定是要咬人的，但他也确信自己在徽宗眼中的价值——他曾经说过的那句最重要的话必将成为他的救命稻草。 几个月后，谜底揭晓。韩忠彦在蔡、曾的联手打击下回了老家，曾布却被莫名其妙地出知润州，从此远离权力中枢；而蔡京官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成为权倾一时的宰相。曾布明白，自己还是被蛇咬了，他曾经说过的那句最重要的话不再起作用，现在起作用的是徽宗喜欢的古字画。从此以后，组建了一百六十多年的北宋将成为两个艺术家狂欢乐园，一个王朝最后的盛宴已然开始，人人怀抱饕餮的理想，唯恐落后于他人。坐在主宾席上的，只能是徽宗和蔡京，而他曾布，怕是再没机会重返盛宴了。　　不是没雄心，也不是没耐心，而是这个王朝再也不可能时来运转了。北宋政坛资深观察家曾布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

一个没有底线的人
曾布走后，蔡京却摩拳擦掌要改革了。　　作为一个没有底线的人，蔡京其实做任何事都是有可能的。　　有些人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蔡京是无所不为。只有如此，蔡京才能成为北宋政坛常青树。蔡京以改革先驱自居，高举继续深入贯彻落实《方田均税法》和《免役法》的伟大旗帜，于不知不觉间将王安石时代的改革理论作了全面的阉割和置换。比如蔡京的《方田均税法》是默许大地主的土地以多报少，从而将赋税转移给底层民众。还有他的《免役法》更是明白规定豪户可以免出免役钱，这样一来底层民众所要承担的各项钱款竟是元丰时期的八倍以上。蔡京的伪改革直接把北宋王朝逼入死胡同，一个著名的词语“逼上梁山”成为那个时代弱势群体普遍的社会流行心理。 但是蔡京并没有善罢甘休。社会越不稳定，蔡京越以为是改革不彻底所致。他仿佛看到一个幽灵在四处游荡——那是以司马光为首的“元佑君子”的鬼魂在作祟啊，蔡京决定进行反攻倒算，对“元佑君子”来个总鞭尸。包括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在内的一百二十多名元佑时代的保守分子被鞭了尸。但很显然，蔡京意犹未尽，他接下来把章淳等人列为修正主义分子，继续鞭尸。这样被蔡京鞭尸的人员前后共达三百九十多人，至此，蔡京的行为艺术才告一段落。　　不过，徽宗对蔡京的行为艺术是不以为然的。他是个有洁癖的人，喜欢高雅艺术，喜欢寄情山水，不喜欢鞭尸。他对蔡京的变态行为真是不能理解，但他也明白，搞艺术的人总有一些怪癖，蔡京不鞭尸那就说明他不是真正的艺术家，如果真是这样，皇帝艺术家徽宗是决不会重用他的。好在蔡京终于鞭了尸，并且将行为艺术与政治行为完美结合，这样的人，用着才放心。徽宗觉得用蔡京是用对人了。

富有想像力的艺术家皇帝
北宋国力在大幅下降的时候，金的国力在大幅上升。　　金在辽的东北部，首领是一个叫阿骨打的人。阿骨打从小相信一个道理：人生是打出来的，天下也是打出来的。　　因为辽国紧挨着金，阿骨打就先试着打它。　　当然，在徽宗眼里，阿骨打这是在找死。因为辽国太强大了，强大到令大宋闻风丧胆——因为从宋太宗到宋仁宗，这个国家的军队对它征战是屡战屡败。实在是被打怕了。　　但这一次，徽宗的嘴巴张大了。因为他看到了一个奇迹的诞生：金打败了大辽。辽国的东京、上京、中京纷纷被金占领。金国军团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在辽国的土地上攻城略地。　　徽宗不得不相信这样一个道理：一个更厉害的角儿诞生了并在笑傲江湖。 那么接下来，一个可怕的问题就摆在了他的面前：金国的胃口究竟有多大？在吃掉辽国之后，会不会一举吃掉大宋？　　徽宗不敢肯定也不敢否定，他只有辗转反侧。当然辗转反侧并不代表这个浪漫的皇帝有多爱国，而是表明他开始为自己的皇位而担忧。　　有了皇位才有一切，没有皇位什么狗屁艺术都将随风而逝。徽宗非常深刻地明白这个朴素的道理。　　为了稳固皇位，为了艺术永世长存，必须想出一个阻止金国进入大宋国土的办法。

徽宗很快就想出来了。　　因为他是艺术家。艺术家经常匪夷所思，艺术家经常第三只眼看问题想问题，经常会在死胡同里找出走出去的法子——徽宗想到的就是这样的法子。　　具体地说：就是与金国结盟，南北夹击，联金灭辽。徽宗对蔡京说，我们要派使者到金国去，要充分展示本朝对金国的诚意，要让大宋和大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同时要劝说金国接受我们共同作战的建议。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安全的。　　蔡京跪倒在地，觉得这个艺术家皇帝真是富有想像力。 徽宗的异想天开加上蔡京的推波助澜，使得这场与虎谋皮的跨国军事行动顺理成章地展开了。使臣赵良嗣来到金国，代表大宋朝与金国政府共商灭辽大计。金国原则上同意两国共灭辽国后，燕云十六州归宋，其余部分归金国所有。“喜讯”传来，徽宗兴奋不已。一个百年来一直在辽国不平等条约下蒙羞讨生活的国度似乎一夜之间要翻身做主人，这让徽宗在惊喜之余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他发现，多年来，自己可能把自己低估了——敢情我不仅是杰出的艺术家，也是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啊！徽宗觉得自己真是不容易。

南北夹击行动开始了。辽国很快崩溃，天祚帝仓皇西逃蒙古，只留下亲王耶律淳守燕京。不久，耶律淳因病去世，辽国群龙无首，徽宗一下子感觉到千载难逢的时机就在眼前。他命童贯为统帅，率领十五万精兵，杀气腾腾地直扑燕京。与此同时，徽宗和蔡京开始忙乎盛大的庆功典礼。他们预计，胜利就像女人生孩子一样，是天经地义要到来的。　　但是他们失望了。大宋十五万精兵在与辽国残兵败将的终极PK中竟败下阵来，几乎溃不成军，还好金国的大部队及时赶到，十五万精兵才没有全军覆没——大宋好歹保存了最后的面子。不过到最后，大宋也为这面子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经此一役，金国无意间窥探到了大宋的外强中干，他们突然只同意肯归还燕京及其它六州，而不是事先约好的十六州。同时他们还规定，燕京是租给宋的，每年租金六百万；以前宋给辽的岁币今后一律转给大金，不得短少。 徽宗突然间明白了一个词——与虎谋皮。什么叫与虎谋皮？这就叫与虎谋皮！赶走了一只狼，却引来一只虎，大宋朝岌岌可危了。但徽宗并没有检讨自己当初的失策，而是怀疑王安石改革的成果——这样的改革究竟给大宋带来了什么？是国力增强了还是军队战斗力提高了？十五万精兵打不过辽国的残兵败将，耻辱啊……都是改革惹的祸。改革真是越改越乱！越改越把一个百年大朝往绝路上推！王安石是罪魁祸首罪魁祸首啊……躺在万岁山的行在里，徽宗真是忧伤不已。这也许是一个艺术家第一次为政治感到忧伤，但他很快又振作起来，为燕京及其它六州的回归祖国向大宋朝野发表重要讲话。因为徽宗明白，这是个需要凝聚人气的朝代，这样的时刻，他是不可以忧伤的。绝对不可以。

宋钦宗此举立刻让北宋人民大失所望，李纲等官员也是怒火中烧。他没想到自己冒死迎立的新君竟也是软弱无能之辈，便与种师道一起，强烈呼吁宋钦宗要以家国为念，誓死捍卫大宋河山。说到底宋钦宗还是年轻，在李纲等的一再相激下，他觉得自己确实窝囊透顶。于是宋钦宗很快改变主意，要和金国对着干一场。　　李纲等人献计：暂缓割中山、太原、河间三城，召回已经解散的勤王师，同时暗中联络西夏，图谋共同对付金国。宋钦宗决定就按这个套路去走。他突然觉得自己很伟大，很有挽狂澜于既倒的感觉。 但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因为金国发现了他的蠢蠢欲动——宋钦宗派到西夏去送密书的特使被金国截获，金太宗龙颜大怒，决定好好教训一下这个自以为是的皇帝。宋金国又出兵了，等钦宗一夜醒来时，他发现这个国家的首都又被金国军团围得水泄不通。　　宋钦宗突然感觉自己上当了——上了李纲的当，他一边将李纲罢知扬州，一边只得再次要求和为贵，但这一次，和平的代价却是高昂得吓人：金太宗要求以黄河为界，分南宋和北金。同时徽、钦二帝必须废为庶人。宋钦宗身边此时已没有多少勤王兵，他只得按照金太宗的要求，命令黄河以北州县“仰开城门，归于大金”。但是他的圣旨遭到了两河百姓的抵抗，金国接收国土的工作显得举步维艰。金国统帅恼羞成怒之下要求宋钦宗再下圣旨，宋钦宗发出一声叹息并双膝下跪：这样的时候，这样的朝廷，还有什么圣旨是有用的吗？！随后，徽、钦二帝被掳掠北上，在北国的一个偏僻小镇五国城过完了他们的下半生。 毫无疑问，宋钦宗发出的一声叹息是历史的叹息，他以九五之躯下跪更是一个王朝的屈辱一跪，可以说无论是从精神气质还是外在形式上，北宋王朝都已经寿终正寝了；与此同时，由钦宗弟弟康王赵构揭幕的南宋朝则在遥远的江南临安惊魂未定地开始了它的悲情出演。　　一个新的轮回就这样到来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