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董卓当权暴虐不仁，又为吕布、王允等人设计诛杀，王允为人刚直，当时犯了一个策略上的错误，就是没有马上赦免董卓大批手握兵权的部下，他部下校尉李傕、郭汜、张济等拥兵屯于陕，一段时间后没有听到赦免的消息，又接着有谣传说洛阳中人要诛灭所有凉州的董卓所部官吏，于是大家惶恐不安，当时众人都纷纷准备解甲逃亡，这个时候，贾诩粉墨登场了。

贾诩字文和，武威姑臧人。少时并不出名，唯有汉阳阎忠异之，谓贾诩有张良、陈平之奇（阎忠此人也是一代名士，而且可以说颇有政治远见。他明白东汉皇朝已经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药，曾经劝说名将车骑将军皇甫嵩起兵推翻东汉皇朝，皇甫嵩不从，忠乃亡去。后《英雄记》有曰：凉州贼王国等起兵，共劫忠为主，统三十六部，号车骑将军，忠感慨发病而死）。贾诩初时察孝廉为郎，因疾病辞官，西还至汧，道上遇见氐人（游牧民族），和同行的数十人皆为他们所抓，贾诩便骗他们说：“我段公外孙也，汝别埋我，我家必厚赎之。”当时的太尉段颎，因为久为镇边大将，所以威震西土，因此他便假称是段颎外甥吓唬氐人，氐人果然不敢害他，还与他盟誓后送他回去，其馀的人却都遇害了。史称贾诩此举是：“权以济事，咸此类也”，这个“权”字，用得颇为妥帖，因为贾诩的确是这样一个人。

就在董卓所部的李傕、郭汜、张济等人打算散伙的时候，贾诩阻止了他们。他的理由是：“闻长安中议欲尽诛凉州人，而诸君弃众单行，即一亭长能束君矣。不如率众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长安，为董公报仇，幸而事济，奉国家以征天下，若不济，走未后也。”他这么做，因为他也是董卓所部的官吏，记载说“董卓之入洛阳，诩以太尉掾为平津都尉，迁讨虏校尉。卓婿中郎将牛辅屯陕，诩在辅军，卓败，辅又死”，所以他此举也是为自己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打算，因为李、郭等人本就是马贼及军人出身，未必是一个亭长可以捉拿的。

此举的直接后果，是李、郭等人“遂将其众而西，所在收兵，比至长安，众十余万……与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王方等合围长安城。十日城陷，与布战城中，布败走。傕等放兵略长安老少，杀之悉尽，死者狼籍。诛杀卓者，尸王允于市……傕、汜入长安城，屯南宫掖门，杀太仆鲁馗、大鸿胪周奂、城门校尉崔烈、越骑校尉王颀。吏民死者不可胜数”，汉献帝北李、郭等所挟，而关东豪杰乘动乱之机自此开始了大规模的攻城掠地行为，以壮大自己的势力。在此以前，各地诸侯还不敢很明目张胆地进行此类举动，正是贾诩的这个建议，使东汉天下陷入了空前的混乱状态。

此后，关中又因为李、郭等人的争权夺利，伤亡巨大，极大地破坏了当时黄河中游地区的生产力和社会发展。《三国志》云：“时三辅民尚数十万户（指李、郭入洛阳前），傕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又有云：“天子入洛阳，宫室烧尽，街陌荒芜，百官披荆棘，依丘墙间。州郡各拥兵自卫，莫有至者。饥穷稍甚，尚书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饥死墙壁间”，荼毒之烈，究其本源，实出于贾诩这一言之谋，裴松之在给《三国志》作注的时候有评曰：“臣松之以为传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然则不仁之言，理必反是。夫仁功难着，而乱源易成，是故有祸机一发而殃流百世者矣。当是时，元恶既枭，天地始开，致使厉阶重结，大梗殷流，邦国遘殄悴之哀，黎民婴周馀之酷，岂不由贾诩片言乎？诩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乱，未有如此之甚”，看当时的情况，王允为人正直有干才，朝中尚有皇甫嵩、朱俊等名将，关中精兵数万，而宦官已除，即使不能复振汉朝，一时安定还是可以的，所以裴松之有“元恶既枭，天地始开”一说。所以就这样的情形而言，说贾诩导致“邦国遘殄悴之哀，黎民婴周馀之酷”，所以“诩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乱，未有如此之甚”这个评价还是很中肯的。

也正是因为这次动乱，中央政府开始政令不行天下，以至于“乘舆时居棘篱中，门户无关闭。天子与群臣会，兵士伏篱上观，互相镇压以为笑。诸将专权，或擅笞杀尚书。司隶校尉出入，民兵抵掷之。诸将或遣婢诣省合，或自赍酒啖，过天子饮，侍中不通，喧呼骂詈，遂不能止。又竞表拜诸营壁民为部曲，求其礼遗。医师、走卒，皆为校尉，御史刻印不供，乃以锥画，示有文字，或不时得也。诸将不能相率，上下乱”，至此，汉中央政府的威信丧失殆尽，甚至献帝在回洛阳的时候，“州郡各拥兵自卫，莫有至者”，各地诸侯已经根本不再把皇帝和中央政府当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