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之贤：
卷二十　本纪第二十 ◎神宗一
【壬申，书谨天戒、任贤能、亲贤臣、远嬖佞、明赏罚、谨出入、慎起居、节饮食、收放心、存敬畏、纳忠言、节财用十二事于座右，以自警。】

万历盛世：　写于明末清初的《樵史通俗演义》：
　　“且说明朝洪武皇帝定鼎南京，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四海宾服，五方熙皥，真个是极乐世界，说什么神农、尧、舜、稷、契、夔。传至万历，不要说别的好处，只说柴米油盐、鸡鹅鱼肉、诸般食用之类，那一件不贱。假如数口之家，每日大鱼大肉，所费不过二三钱，这是极算丰富的了。还有那小户人家，肩挑步担的，每日赚二三十文，就可过得一日了；到晚还要吃些酒，醉熏熏说笑话，唱吴歌，听说书，冬天烘火夏乘凉，百般顽耍。那时节大家小户好不快活，南北两京十三省皆然。皇帝不常常坐朝，大小官员都上本絮聒也不震怒，人都说神宗皇帝真是个尧、舜了。一时贤相如张居正，去位后有申时行、王锡爵一班儿肯做事又不生事，有权柄又不弄权柄的，坐镇太平。至今父老说到那时节。好不感叹思慕。”[2]
　　山东诸城人丁耀亢万历二十八年出生，死于康熙八年，明亡后写过一些诗回忆万历时期的情形，其中一首是《古井臼歌》是这样写的：
　　道旁废墟存古井，石上绳痕吊水影。犹有石臼无人舂，倾侧墙隅如覆鼎。
　　忆昔村民千百家，门前榆柳荫桑麻。鸣鸡犬吠满深巷，男舂妇汲声欢哗。
　　神宗在位多丰岁，斗粟文钱物不贵。门少催科人昼眠，四十八载人如醉。
　　江山鼎革成新故，物化民移不知处。空村古鬼起寒磷，荒原野火烧枯树。
　　井中白骨成青苔，舂碓之人安在哉？此物曾经太平日，如何过之心不哀？[3]
　　还有一首《长安秋月夜》也是回忆万历时期盛世景象的：
　　长安秋月夜犹明，六街九陌吹角声。角声断处歌钟起，禁城远树寒烟生。
　　烟连树绕接夜色，宫阙参差分南北。北廓黄云绕建章，南郊白气连沙碛。
　　忆昔神宗静穆年，四十八载唯高眠。风雨耕甿歌帝力，边廷远近绝烽烟。
　　辕门大袖酣歌舞，海内文人耻言武。马政屯田久废弛，禁兵糜粟空充伍。
　　物力太厚天时丰，十钱斗粟羞为农。健牛肥马村巷满，鸣鸡吠狗桑麻通。[4]
　　广东的陈舜在《乱离见闻录》中回忆说：
　　“予生万历四十六年戊午八月廿六日卯时，父母俱廿三岁。时丁升平，四方乐利，又家海角，鱼米之乡。斗米钱未二十，斤鱼钱一二，槟榔十颗钱二文，著十束钱一文，斤肉、只鸭钱六七文，斗盐钱三文，百般平易。穷者幸托安生，差徭省，赋役轻，石米岁输千钱。每年两熟，耕者鼓腹，士好词章，工贾九流熙熙自适，何乐如之。”[5]
　　明朝遗民李长祥在《天问阁集》的《刘宫人传》中也对万历皇帝有过高度评价，甚至认为万历皇帝比起东汉光武帝、唐太宗来，品德更在其上。
　　“一日内官以一朱票（大概相当于现在法院传票吧）进皇帝，皇帝看毕不言，内官奏云‘爷爷左右尚不肯容，尚来拿’。皇帝默然久之曰‘据他朱票是巡城御史，何可夺他权柄，挠他法？且尔等必有故，任他拿去，朕不管’。然不知何事也” （这是万历时候进宫，明末流离出宫的一个老宫女刘氏，被李长祥收留，对李长祥讲的万历皇帝事情）
　　“李长祥曰：余常览神宗遗事，有人讼一内官于中城御史，御史不知其为已入皇城之内官也。即为之出朱票。持朱票之役又素非炼事者。即以向午门索问。诸内官愤夺奏之御前，上谕云云如刘氏言。……，呜呼圣人哉，圣人哉。东汉建武十九年，湖阳公主苍头杀人，……。苍头，公主人，与皇帝之人异，况在御前者乎？汉帝今犹称之，神宗与之相较，岂不胜之绝远？唐太宗谓：‘上畏天、畏祖宗，下畏言官’。考当日所为，亦饰语耳，若神宗乃真有其实，虽唐虞三代之令主，何以加此。其能使海内家给人足，道不拾遗，夜不闭户者四十八年，有以哉！”[6]
　　此外还有明遗民顾梦游说的：“余生曾作太平民，及见神宗全盛治。城内连云百万家，临流争僦笙歌次。”[7]
　　另外《吴嘉纪诗笺校》一书中收录的《一钱行，赠林茂之》一诗及其注释，也能够看出清初从文人到卖酒普通市民对万历皇帝的深厚感情，甚至看见万历时期的钱，而至于潸然泪下。这首诗末尾几句是：
　　“杯深颜热城市远，却展空囊碧水前；酒人一见皆垂泪，乃是先朝万历钱”。
　　这首诗的注释里有对林茂之的介绍，也摘录如下。
　　《渔阳感旧集小传》“林古都，字茂之，一字那之，福建福清人，乱后居金陵。自卜生圹于乳山。尝纫一万历钱于衣带间。”
　　王应奎《柳南续笔》“侯官，林茂之，有一万历钱，系臂五十余载。以己为万历时所生也。泰州吴野人为赋一钱行以赠之。”
　　汪楫《悔斋诗》亦有同题七古一首，诗序曰“甲辰春，林茂之先生来广陵。余赠以诗，有‘沽酒都非万历钱’之句。先生瞠目大呼‘异哉！子知我有一万历钱在乎？’舒左臂相视，肉好温润，含光慑人。盖先生之感深矣。”[8]

神宗不上朝的原因：神宗不上朝的原因: “头晕眼黑，心满肋涨，饮食少思，寝不成寐，身体尚软”
“头晕眼黑，力乏不兴，……身体虚弱”
然而有个叫卢洪春的礼部祠祭司主事似乎觉得自己扬名立万，借题发挥，出名捞取政治资本的机会到了，马上就煞有介事的上疏，俨然以医生自居的分析说：“医家曰气虚血弱，乃五劳七伤所致，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陛下春秋鼎盛，精神强固，头晕眼黑等症，皆非今日所宜有”“果如圣谕，则以目前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也深”。樊树志解释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说万历的病根在于“衽席之娱”，“即耽于女色，房事过密”，并且赞誉卢洪春说这些话是“一片赤胆忠心”。
，因为万历“头晕眼黑，身体虚弱”就能联想到他“耽于女色，房事过密”都是一样的滑稽！
万历十八年，神宗会见申时行，面对大臣们对他的批评漫骂，耐心解释说：“朕病愈，岂不欲出！即如祖宗庙祀大典也要亲行，圣母生身大恩也要时常定省。只是腰痛脚软，行立不便”[21]
后来“王家屏、王锡爵辅政时期，情况仍旧不见好转，神宗仍是‘面目发肿，行步艰难’”[2]p633
在详细记载新中国成立后发掘万历陵墓前后过程的《风雪定陵》一书第十四章《打开皇帝的棺椁》中说“万历一生多病，经常服药一事，文献都有记载。但随着‘国本之争’越演越烈，……臣僚们便把他的病源归罪于酒色过度、……即使今天的明史研究者，尚有一些人与三百年前的臣僚持同一观点。其实，面对定陵出土的实证，应该打破这种近似偏见的结论。因为无论是棺内万历右腿蜷屈的痛苦形状，还是尸骨复原后，右腿明显地比左腿短的情形，都足以说明这位皇帝生前确实患有严重的足疾。有了这样的实物作证，而再以陈腐的观念，把万历的‘足心疼痛、步履艰难’，一味地归结于贪恋酒色所致，这就难免有失历史公允了。”[22]
另外从明史和明神宗实录的记载来看，即便到了万历四十年以后，在某些人嘴巴中怠政的高峰时期，神宗对于应该批复的奏疏以及应该挽留的官员都是毫不含糊的加以批复和挽留的，比如《明史.列传第一百十三》中关于赵焕的传记中提到万历四十年以后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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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是时朋党已成，中朝议论角立。焕素有清望，骤起田间，于朝臣本无所左右，
　　顾雅不善东林。诸攻东林者乘间入之。所举措往往不协清议，先后为御史李若星、
　　给事中孙振基所劾。帝皆优诏慰留之。……”
　　“ 明年春，以年例出振基及御史王时熙、魏云中于外。三人尝力攻汤宾尹、熊廷
　　弼者，又不移咨都察院，于是御史汤兆京守故事争，且诋焕。焕屡疏讦辩，杜门不
　　出，诏慰起之。”
　　“兆京以争不得，投劾径归。其同官李邦华、周起元、孙居相，及户
　　部郎中贺烺交章劾焕擅权，请还振基等于言路。帝为夺诸臣俸，贬烺官以慰焕。焕
　　请去益力。九月，遂叩首阙前，出城待命。帝犹遣谕留。”[25]
即便到了万历临死前的几年，身体状况已经严重恶化的时候，他依然尽力批复奏疏，比如当时言官弹劾首辅方从哲的时候，万历还下谕安慰告诉他不必对言官弹劾太在意“方今国家多艰，须卿鸿猷匡济，共图化理，岂可以浮言坚欲求去”[26]。

另外从明史和明神宗实圞录的记载来看，即便到了万历四十年以后，在某些人嘴巴中怠政的高峰时期，神宗对于应该批复的奏疏以及应该挽留的官圞员都是毫不含糊的加以批复和挽留的，比如《明史.列传第一百十三》中关于赵焕的传记中提到万历四十年以后的情形　　　　“然是时朋党已成，中朝议论角立。焕素有清望，骤起田间，于朝臣本无所左右，　　　　顾雅不善东林。诸攻东林者乘间入之。所举措往往不协清议，先后为御史李若星、　　　　给事中孙振基所劾。帝皆优诏慰留之。……”　　　　“ 明年春，以年例出振基及御史王时熙、魏云中于外。三人尝力攻汤宾尹、熊廷　　　　弼者，又不移咨都察院，于是御史汤兆京守故事争，且诋焕。焕屡疏讦辩，杜门不　　　　出，诏慰起之。”　　　　“兆京以争不得，投劾径归。其同官李邦华、周起元、孙居相，及户　　　　部郎中贺?R交章劾焕擅权，请还振基等于言路。帝为夺诸臣俸，贬?R官以慰焕。焕　　　　请去益力。九月，遂叩首阙前，出城待命。帝犹遣谕留。”[25]　　　　　　　　上圞面的摘录中，“帝皆优诏慰留之”，“诏慰起之”，“帝为夺诸臣俸，贬?R官以慰焕”，“帝犹遣谕留”等记载随处可见，和某些人把万历丑化成什么都撒手不管的皇圞帝，只“将大臣奏章‘留中’不发，就是既不批示，也不发下”显然是不相容的，可以说又给这些人一记耳光。　　　　 　　　　即便到了万历临死前的几年，身圞体状况已经严重恶化的时候，他依然尽力批复奏疏，比如当时言官弹圞劾首辅方从哲的时候，万历还下谕安慰告诉他不必对言官弹圞劾太在意“方今国圞家多艰，须卿鸿猷匡济，共图化理，岂可以浮言坚欲求去”[26]。而当“方从哲称病在家”，导致内阁无人办事，神宗还派人到方府宣谕“辅臣方从哲速出视事”，当方从哲希望皇圞帝出面到文华殿召开圞会圞议的时候，神宗由于身圞体确实无法支撑（这个时候离他逝世已经不远了），他特地“派文书官到内阁传谕，因疾病缠身，无法出席文华殿会圞议，希望大臣谅解”[27][那个阎崇年对此事的记载是“大学士方从哲上疏，希望皇圞帝能够出御文华殿，召集文武百官，讨论御敌方略。结果这个请求依旧如泥牛入海，留中不报，没有回音”[8]，这个阎崇年大概已经撒谎成性了。　　　　 　　　　 　　　　当然也不必否认，对许多奏疏，万历也确实常常留中不发，不予回圞复。但这也并非没有理由。万历和那些文官打了四十多年的交道，深知这些人的脾气。如果这些文官想要做的事情，你就算再怎么不让他们去做，他们最终也会去做，如果这些文官不认可不想圞做的事情，你就算再怎么严厉回圞复批示让他们去做，他们照样给你顶在那里，软圞硬圞兼圞施，阳奉阴违，死活都不会去做。而且文官最擅长的就是扯皮，甚至把扯皮当作他们的职责所在。要对付这些人，有时候不理睬他们倒是最有效率的办法。可以省却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于国于己都有好处。如果理他们，那可能就是纠缠不休，弄到头白白浪费许多国圞家的财产和精力。用这种处置手段，对国圞家行政的实际运行并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　　　　 　　　　　　　　阎崇年在百家讲坛中说“没有皇圞帝的批示，事情就不能办，整个中圞央机圞构，几乎停止运作。上自尚书，下到知县，缺员得不到补充，辞职也得不到批准，使得衙门无法圞办公”[8]，根本就是连基本常识都没有的一派胡言！　　　　 　　　　事圞实上“《明史选圞举三》说‘在外府州县正佐在内大小九卿之属员皆常选官选授迁除一切由吏部’，《大学衍义补》第10卷‘公铨选之法’条目下说‘五品以下及在外四品非方面者则先定其职任然后奏闻’，这两条史料基本明确了部选的适用范围，即吏部在法圞理上有权自己决定五品以下京官和四品以下地圞方圞官的人选。”[28]　　　　 　　　　这个阎崇年所谓的“下到知县，缺员得不到补充，辞职也得不到批准，使得衙门无法圞办公”，真是天大的笑话！真不知道这种人是怎么混上学者教授的位置的？事圞实上即便是硬污圞蔑万历放弃自己职责的黄仁宇也不得不承认“皇圞帝的放弃职责并没有使政圞府陷于瘫痪。文官集圞团有它多年来形成的自动控圞制程序。……北圞京的会试、殿试照旧举行；地圞方圞官和京官按时的考核也没有废止。派遣和升迁中下级文官，用抽签的方法来决定。……对于这些例行公事，皇圞帝照例批准”[24]p81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万历皇圞帝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所谓怠政，退一步说，即便真有所谓的怠政，那么这种怠政也不会对国圞家政圞治的运行造成什么实质意义的影响。　　　　

二、所谓万历怠政　　　　　　 凡攻圞击万历的言圞论，对这一点必然提及。提起万历怠政，都摆出一副怒其不争的嘴圞脸大加指圞责，对所谓怠政的后果更是大肆渲染，仿佛最后明朝灭圞亡大半就是万历怠政导致的。　　　　但有些事情，不是仅凭想当然就能评定。我们还是需要仔细分析一下，才能得出符合事圞实真圞相的结论。按阎崇年的说法，万历怠政的表现有所谓的六不做，什么六不做呢？就是“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8]　　　　 　　　　所谓不郊就是不亲自祭祀天地，不庙就是不亲自祭祀宗庙，不朝就是不上朝，不见就是不接圞见大臣，不批就是不对大臣的上疏做批示，不讲就是不参加经筵讲席。　　　　 　　　　这六项当中除了，不见、不批以外，其他四项都只是形式礼仪上的套路，对处理国圞家政事而言，并没有实际意义，将之上圞纲圞上圞线，作为怠政的表现，大批圞判特批圞判，实在是小题大做。　　　　　　　　神宗不从事这些活动，并非是什么怠惰偷懒，而是有客观的身圞体原因。比如万历十八年，神宗会见申时行，面对大臣们对他的批圞评漫圞骂，耐心解释说：“朕病愈，岂不欲出！即如祖圞宗庙祀大典也要亲行，圣母生身大恩也要时常定省。只是腰痛脚软，行立不便”[21]　　　　　　　　后来“王家屏、王锡爵辅政时期，情况仍旧不见好转，神宗仍是‘面圞目发肿，行步艰圞难’”[2]p6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