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初期兵力考：在八旗系统之外，还另有一个汉人社会组织管理系统，这个系统又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汉官管理系统：
『由于建立汉人、汉兵管理系统,就形成以总兵官佟养性和李永芳为首的汉官统治系列,如设都堂、总兵官、参将、游击、备御、守堡或管屯等官。分辖各地的汉官有金州游击刘爱塔,盖州游击杨于渭,复州游击单荩忠,沈阳游击刘有宽,镇江游击佟养真,爱河备御高明和等。据天聪二年(1628年)十二月,皇太极“颁发汉官敕书”的记载,有总兵官佟养性。副将爱塔。参将佟延、刘岱仲、顾守通。游击有赵一鹤、马汝霖、严庚、李绍武、李大成、杨达有、吴殷、祝世昌、佟成蛟、李英杰、李国臣、张孟兆。都司李继学。备御有爱塔、佟延、李英杰、张兴国、杨铭石、赵世兴、殷廷辂、王义伟、吴裕、王远觉、佟成年、郭绍吉、宋世尧、马远功、马远龙、曹思扬、徐文、宁殷、刘远清、杨万邦、王玉吉、朱登科、崔大忠、高永富、李士新、王世平、王佳岩、朱守义、臧国祚、陈万寨、宋文远、佟正、高提明、于成功、马戍龙、韩田禾、王子登。总计是总兵官一名,副将一名,参将三名,游击十二名,备御三十五名。
『从这组名单中我们看到两个问题,一是名单是奖励功勋名单,各给世袭职务,他们肯定都是汉官,不是旗官。二是清朝前期对于早期牛录,统称“国初”牛录。所谓“国初”是指天命,主要是天聪朝而言。查证相关资料,汉军“国初”牛录,只有镶蓝旗汉军都统第四参领所属第五佐领,首任佐领是明朝山海关归降副将许定国。因此,可以断定这个时期普遍设立汉备御、千总、百长是管理汉人的基层社会组织,不是以牛录进行编制。』[9]
另一部分是所谓诸申官管理系统，也就是女真官员管理汉人的系统。
“被诸申官员管理的汉人是附属于牛录或五牛录之下,并没有单独组成牛录。”
此外还有所谓随旗问题，用滕绍箴的话说“随旗和入旗有根本区别”，他区分了四种情况“汉官随旗、汉官受世职随旗、入旗汉官未编牛录和入旗已编牛录等情况”
他举孔有德等人的例子，说明汉兵随旗但不入旗
『汉兵随旗。天聪八年(1634年),孔有德、耿仲明和尚可喜等三部归服后金,所部官兵被编成“天 兵、天助兵”,其原有的军事组织没有变更,即所谓“未能变更其组织,而消化其界限”,但他们行军打仗,却“随旗行走”。』
还有如李永芳
『最引人注目的是额驸李永芳,史称“:抚顺所擒唐人千余名,则即削其发,服其胡衣,以为先锋”“、李永芳领辽兵三万俱住辽阳北城,各将近日新编许多乡兵,战车、枪炮、火药具备停当等”……，从这些资料看,李永芳应是一旗首领。其“以为先锋”之句,并在李朝与贝勒阿敏发生争执,一般人会认为他已经加入蓝旗,而实际他却是个随旗汉官。』
滕绍箴论述甚详，此处限于篇幅就不再详尽摘录。
后金统治下汉人的数目远多于女真人的数目，这些汉人除了一部分是被编入八旗牛录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并不属于八旗系统。汉人兵员数目合计起来，就算不多于女真兵，也至少是相差不多。如果只按照八旗牛录数字来推算后金兵力，显然最后得到的结果只能是和事实相差甚远。
总之，用牛录数字来推断后金兵力的做法，从一开始就依赖于一连串充满疑问的假定，是不科学的做法。
相对而言，根据当时各种史料记载后金兵力的直接数字互相参照，是更为合理的做法。如果只有一处记载后金兵力十万以上，这可以认为是夸大，但大量来自不同渠道的记载都是如此，那其为虚假的概率只能是无限接近于零了。
[1] 《满文老档》第55页
[2] 《满文老档》第59页
[3] 《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八十，万历四十七年三月甲午，辽东经略杨镐奏本
[4] 《明经世文编》第5282页，卷四百八十，熊廷弼敬陈战守大略疏
[5] 郭成康《清初牛录的数目》，《清史研究通讯》1987年第1期
[6]三田村泰助《初期满洲八旗的形成过程》，《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六卷明清》第404页
[7]赵德贵《两部<八旗通志>比较研究》，《满族研究》2005年第3期
[8]刘爱君《<钦定八旗通志>述略》，《黑龙江民族丛刊》2007年第5期
[9]滕绍箴的《清初汉军及其牛录探源》，《满族研究》2007年第1期
『由于建立汉人、汉兵管理系统,就形成以总兵官佟养性和李永芳为首的汉官统治系列,如设都堂、总兵官、参将、游击、备御、守堡或管屯等官。分辖各地的汉官有金州游击刘爱塔,盖州游击杨于渭,复州游击单荩忠,沈阳游击刘有宽,镇江游击佟养真,爱河备御高明和等。据天聪二年(1628年)十二月,皇太极“颁发汉官敕书”的记载,有总兵官佟养性。副将爱塔。参将佟延、刘岱仲、顾守通。游击有赵一鹤、马汝霖、严庚、李绍武、李大成、杨达有、吴殷、祝世昌、佟成蛟、李英杰、李国臣、张孟兆。都司李继学。备御有爱塔、佟延、李英杰、张兴国、杨铭石、赵世兴、殷廷辂、王义伟、吴裕、王远觉、佟成年、郭绍吉、宋世尧、马远功、马远龙、曹思扬、徐文、宁殷、刘远清、杨万邦、王玉吉、朱登科、崔大忠、高永富、李士新、王世平、王佳岩、朱守义、臧国祚、陈万寨、宋文远、佟正、高提明、于成功、马戍龙、韩田禾、王子登。总计是总兵官一名,副将一名,参将三名,游击十二名,备御三十五名。
『从这组名单中我们看到两个问题,一是名单是奖励功勋名单,各给世袭职务,他们肯定都是汉官,不是旗官。二是清朝前期对于早期牛录,统称“国初”牛录。所谓“国初”是指天命,主要是天聪朝而言。查证相关资料,汉军“国初”牛录,只有镶蓝旗汉军都统第四参领所属第五佐领,首任佐领是明朝山海关归降副将许定国。因此,可以断定这个时期普遍设立汉备御、千总、百长是管理汉人的基层社会组织,不是以牛录进行编制。』[9]
另一部分是所谓诸申官管理系统，也就是女真官员管理汉人的系统。
“被诸申官员管理的汉人是附属于牛录或五牛录之下,并没有单独组成牛录。”
此外还有所谓随旗问题，用滕绍箴的话说“随旗和入旗有根本区别”，他区分了四种情况“汉官随旗、汉官受世职随旗、入旗汉官未编牛录和入旗已编牛录等情况”
他举孔有德等人的例子，说明汉兵随旗但不入旗
『汉兵随旗。天聪八年(1634年),孔有德、耿仲明和尚可喜等三部归服后金,所部官兵被编成“天 兵、天助兵”,其原有的军事组织没有变更,即所谓“未能变更其组织,而消化其界限”,但他们行军打仗,却“随旗行走”。』
还有如李永芳
『最引人注目的是额驸李永芳,史称“:抚顺所擒唐人千余名,则即削其发,服其胡衣,以为先锋”“、李永芳领辽兵三万俱住辽阳北城,各将近日新编许多乡兵,战车、枪炮、火药具备停当等”……，从这些资料看,李永芳应是一旗首领。其“以为先锋”之句,并在李朝与贝勒阿敏发生争执,一般人会认为他已经加入蓝旗,而实际他却是个随旗汉官。』
滕绍箴论述甚详，此处限于篇幅就不再详尽摘录。
后金统治下汉人的数目远多于女真人的数目，这些汉人除了一部分是被编入八旗牛录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并不属于八旗系统。汉人兵员数目合计起来，就算不多于女真兵，也至少是相差不多。如果只按照八旗牛录数字来推算后金兵力，显然最后得到的结果只能是和事实相差甚远。
总之，用牛录数字来推断后金兵力的做法，从一开始就依赖于一连串充满疑问的假定，是不科学的做法。
相对而言，根据当时各种史料记载后金兵力的直接数字互相参照，是更为合理的做法。如果只有一处记载后金兵力十万以上，这可以认为是夸大，但大量来自不同渠道的记载都是如此，那其为虚假的概率只能是无限接近于零了。
[1] 《满文老档》第55页
[2] 《满文老档》第59页
[3] 《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八十，万历四十七年三月甲午，辽东经略杨镐奏本
[4] 《明经世文编》第5282页，卷四百八十，熊廷弼敬陈战守大略疏
[5] 郭成康《清初牛录的数目》，《清史研究通讯》1987年第1期
[6]三田村泰助《初期满洲八旗的形成过程》，《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六卷明清》第404页
[7]赵德贵《两部<八旗通志>比较研究》，《满族研究》2005年第3期
[8]刘爱君《<钦定八旗通志>述略》，《黑龙江民族丛刊》2007年第5期
[9]滕绍箴的《清初汉军及其牛录探源》，《满族研究》2007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