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正题，无论这位流亡者女作家写得再怎么煽情感人，再怎么天花乱坠。青藏高原上那些好不容易翻身得解放的奴隶娃子，不管是否有分裂国家的倾向，恐怕都不会愿意让这些“仁慈的”主子们重返高原，继续将他们剥皮抽筋点天灯，每年饿死一堆人，然后再流几滴怜悯的眼泪，念几句超度的经文的。
——奴隶社会是奴隶主的天堂、奴隶的地狱。而笔杆子则被掌握在奴隶主的手里……
放到民国时代，也是一样：对于劳苦大众来说，那是地狱；而对于少数“精英”来说，那是天堂！
有人说，这已经是几十年前的旧事了。那就说一个最新的例子：印度的新德里有个女教授，家里很有钱，雇了很多个仆人。她在博客日志上写了一篇附有照片的短文，吹嘘自己家对待仆人是何等的仁慈宽厚——具体来说，就是允许仆人在不当班的时候，和她一起在客厅里看大屏幕液晶电视上播放的美国肥皂剧。
但问题是，在看电视的时候，女教授她自己独自坐在沙发上，仆人却必须跪在地板上。而那张长沙发最起码可以坐得下四五个人，旁边还有几张靠背椅……可仆人们却不能坐，因为他们是低种姓族群。
这要是放在我们中国，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你让你家里的保姆有凳子不许坐，只能跪在地板上跟你一起看电视试试看，人家不气死才怪！
然而，就算是这样的人格侮辱，在当今这个号称“民齤主自由”的印度社会，都已经算是宽容的表现。
中国的老板们或许会对这种不平等的社会氛围很喜欢，但是放在普通人身上，恐怕会愤怒得要爆炸了！
所以说，就整个社会的各阶层而言，民国有民国的好，新中国有新中国的好，具体就要看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个人收入而定，不能一概而论。
　　

　　好了，对于当代某些知识分子怀念民国的深层次根本原因，在上一部分已经有了初步的描述。那么，他们有关于提高自身经济待遇的要求，到底有没有一定的合理性呢？
……这个……该怎么说呢？尊重知识分子这个说法，应该是绝对没有错的。
但有一点请大家先弄清楚，我们到底应该尊重怎样的知识分子？
或者说，究竟是哪一类的知识分子，才能给我们这个社会真正地创造出财富和价值？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有个很时髦的名词，叫做“民国范儿”。大概意思就是说，民国时代虽是社会政治上的动荡乱世，却是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大师辈出、精英涌现，一个个都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自由的生活方式和高昂的精神气质，把这些民国时代的节操和风骨归纳起来，就是所谓的“民国范儿”。
总之，从清朝上溯整个中国古代的那种士子之气，那股“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于民国时代的教育界和学术界犹有遗风。可惜随着眼下的社会风气日益浮躁，在如今我国的大学里，已经几乎没有那种清高不凡的氛围了。所以，过去那些充满古典中华士人风骨，又结合了近代西方进步思想的“民国范儿”，实在是我辈信仰空虚的现代人，应当仰慕和借鉴的经典对象！
嗯，这番论述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过一点，这些“很有范儿”的“民国时代精英人物”，如章太炎、蔡元培、陈寅恪、梁漱溟、梅兰芳、徐志摩、闻一多、鲁迅、张爱玲、梁启超……虽然确实是名声如雷贯耳，令人高山仰止，肃然起敬，可他们基本上都是搞社会科学的文化人，学的和研究的都是教育、文学、外语、历史、哲学、艺术之类，却很难找到什么工科和理科的人才。

　而我们比较熟悉的老一辈科学家，例如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等等，几乎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因为国内没有培养和扶持优秀科学家的条件，在民国时期也看不出什么很特别的“范儿”——这就有些奇怪了，以北洋军阀时代的教授待遇之优厚，大学经费之充足，难道就盖不起一个实验室吗？要知道，20世纪早期的科学研究，其所需经费还远没有后来那么庞大啊？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在民国前期，北洋军阀统治时代的中国各所大学里，文科生和理科生的比例极度不平衡——学习文法艺术的文科生独占鳌头，竟然达到了学生总数的90%以上！
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在大学里攻读工科、农科的学生却寥寥无几，连商科都没啥人，讲这些课程的教授也很少。只有医科稍微强一点，但也好得有限。
唉，在当年BJ的那些大学里，第一是文科，第二是文科，第三还是文科！
除了医学和外语之外，如果你还要想学一点实用的先进技术，就只能到国外去留学了。而且在学成之后，也很难归国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只能留在海外谋生——旧中国的工业实在是太落后，海归的工程师和科学家除非是自己办厂创业，否则简直是毫无用武之地。
总之，在民国前期的大学里，理科的情况真是叫做一个悲剧！据说就连学家政的女孩子都要比学工程技术的人更多！哪怕是在日后以“理科第一”而闻名全国的清华大学，当时的教学内容居然也还是以政法、文学和神学为主，每年的理科毕业生从来都不曾超过100人！
上帝啊，民国时代的旧中国，明明最缺的就是现代化工农业，最落后的就是现代科学技术，但却偏偏只培养了这么少的一点儿理科大学生，其中很多最优秀的人才还要移民出国，对一个好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有啥用啊！民国的工业要能发展得起来，那才是有鬼了！

　　那么，民国时代的大学教育，为什么会办得如此不科学？明明国家在工业和科技上全面落后，急需建设现代化产业的科学技术人才。可是在大学里却把经费向文科极度倾斜，反而对理工科毫不重视？
民国的大学教育之所以会出现如此怪诞的状况，自然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事实上，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后，民齤主与科学的观念，已经在中国的知识界深入人心，社会上一直都在强烈要求发展实用科学，培养实用人才。
但问题是，当时的中国经济落后，人才匮乏，尤其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人才更是奇缺。而且，文科大学只要有图书馆和教室，再凑齐了教师即可招生开办。理工科大学却必须购置大量昂贵的教学仪器设备（国内基本不能生产，进口则需要天价）、教育经费要求更高，教师的聘请也极度困难。
因此，在当时想要办一所兼具文科和理工科的综合性大学，实在是难上加难。于是，很多办学者不得不降低大学设置标准，先把耗资较少的文科学院创办起来。
上面说了在中国兴办理工科大学的客观困难，而另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则是由于主观方面的不重视。
——在传统上，中国就是一个由文官统治的国度。而所谓的文官，在很多时候就是文化人的另一副面孔。在我国的古代历史上，那些知名的文人们无论是否出仕，总是与统治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所以，在封建科举体制之下的高等教育，例如“国子监”、“太学”之类，其实就是高级官僚的专门培养机构。而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同样也是如此。一定要做个类比的话，基本相当于如今的党校。因此自然会更注重于传统文学、政治、法律、财政乃至于传统礼仪道德方面的教育，最多再加一些外语、国际政治和世界历史之类的“新式”内容进去，就已经算是符合时代潮流了。
而当时的学生们之所以要去读大学，大部分人的最终目标也跟过去封建社会的读书人类似，就是为了当官——所以自然要学法律和行政，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学习跟仕途无关的理科。
至于西方人在中国开办的大学，最初的目标是培养一批亲近西方的中国本土政治精英。在民国年代，每年都有上千名甚至几千名大学生，从英美教会和民间教育机构在中国创办的大学毕业，然后进入政府或工商业领域就业，而他们的政治观点自然普遍倾向于亲美、亲英。
为了适应这一需求，这些学校的课程也是以文科和神学为主——前者用于渗透上层建筑，后者则向底层民众传播影响力——最多再办一些医科课程，以便于懂得医术的传教士扩大在贫民之中的影响力，却并不怎么愿意为中国培养出工业和科技人才，从而为自己本国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制造竞争对手。

　　于是，就在民国初年的动荡岁月之中，面对着遍地的文盲和失学儿童，一片空白的民族工业，这些充满了“民国范儿”的大师们，却心安理得地挥霍着仅有的一点儿教育经费，悠然自得地研究着历史、哲学、书画艺术之类缺乏实际意义的“传统国学”，或者翻译一些西方文学名著，同时对落后愚昧的国民视而不见，还自诩为国家柱石、社会脊梁……这究竟应该说他们是没良心呢？还是说他们没头脑？
有人看到了这种现象的荒诞，比如说鲁迅，他认为不事生产的知识分子独自富裕，是很耻辱的；有人却觉得这才是知识分子应当享受的待遇——没有人民的苦难，哪有士子的享乐？例如说胡适。
在过去，我们认为鲁迅是对的。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推崇胡适的理论。
大家在这里不妨设想一下，假如在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我党不肯花钱搞现代化建设，构筑自己的独立工业体系，而是富有超前意识地组织了大批国学宗师和考古学家，去搞“夏商周断代工程”，号称要以此来提高民族荣誉感……不知老百姓会怎么想？恐怕只会大骂政府昏了头本末倒置吧！
所以说，北洋政府投入仅有的经费，养了一群窝在大学象牙塔里的“国学大师”和“留洋高材生”，却无视了遍地的文盲和一片空白的科研领域……这样只重视“贵族教育”的“民国范儿”，难道就很好？
在此摘录一本杂志《翻阅日历》当中对“民国范儿”的一个定义：“……如果非要定义“民国范儿”的话，我想，或许可以用‘贵族精神’来指称……第一是‘自尊精神’，第二是‘讲求原则’，第三是‘保持低调’，第四是‘淡薄名利’……”
上面的这些描述不能算错，也不是没有道理，但如果我只要写写文章上上课，就能跟这些大师们一样每月收入10万以上，还有大笔稿费和版税进账的话，那么我想我应该也可以变得很有“民国范儿”……
　　

　　说真的，在这方面，就是国齤民党的教育方针，都比北洋政府稍微强一些，至少搞过几个科学研究所。而担任教育部部长的陈果夫，还在1932年5月提出《改革教育方案》，竭力试图扭转这种文科生过剩而理科生匮乏的荒诞局面，为此闹得教育界一片哗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修改了几次才勉强通过。ｓｏｕｄｕ．ｏｒｇ
尽管有了上述一系列加强理科教育的努力，但到了抗战前夕，国难当头的时候，全中国还是有70%的大学生在读文科。而剩下的30%大学生当中，大部分读的又是医科或商科。真正在现代战争中最能够发挥用途，指导工人搞兵工厂、维修厂和建设战备公路的专业工程师，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几个……
而搬迁到“西南联大”的那些大师们，最多也只能在报刊上发表几篇支持抗战的“精神原子弹”。
总之，民国的教育界有学术自由，有先进的治学理念，有国学大师，有“民国范儿”……就是没有培养出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技术人才，也没有诞生出像后世袁隆平那样可以让人吃饱饭的农科专家。
有人说，你这是人文科学无用论的错误倾向，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这些法国启蒙思想的泰斗，也从不管老百姓吃不吃得上饱饭啊！
可问题是，上述这些思想界泰斗在著书立传的时候，法兰西也没有堕落到民族危亡的关头啊！
虽然每个人都有思想的自由，在诸位民国大师们之中，也不乏正气凛然，令人敬仰之辈。而他们的思想启蒙，同样对社会发展很有意义。但是，相当一部分很有“民国范儿”的家伙，却是在一个租界林立、包身工遍地、洋人横行、工业基础全无，战乱频繁、饿殍遍野的悲惨国度，在一个生与死，血与火的动荡年代，把民族存亡的大义完全抛到脑后，反倒是站在亡国灭种的悬崖边上摆出一副优雅的姿态，讲究什么思想独立、学术自由，玩什么小清新，搞什么小资情调，例如说鸳鸯蝴蝶派……
唉，我该说这是冷艳高贵，还是醉生梦死呢？
相对而言，似乎还是六十年代那句“不穿裤子也要爆原子弹”的悲壮豪言，更能让人感到折服。
——优雅不是一个贬义词，但如果为了追求优雅，而践踏和遗忘了民族存亡的大义，那么所有的优雅都是可耻、可憎，也是可怜的，宛如南朝陈后主那曲哀婉的《后齤庭花》。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前不久发生在美国华尔街的“奖金事件”——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保险业巨头aig因经营困境，累计接受超过1700亿美元政府救助。但公司领导在得到政府救助之后，竟然不是首先想着如何弥补亏空，挽回客户的损失，而是拿出巨额款项给公司高管人员发奖金！
此事一被揭发，顿时引起民众的一片讨伐声——你们aig先是亏光了我们存进去的钱，然后又要政府拿我们缴纳的税赋给你们填窟窿，最后还不肯填账上的窟窿，而是要把钱揣进自家腰包里拿走……最后，诸位只会亏钱的银行高管们，在无数愤怒公民的暗杀威胁之中，总算是勉强放弃了这笔不合时宜的奖金。
所以说，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的艰难年代里，诸位民国大师们如果依然要求政府拨出巨款，给他们这些对实际建设工作没有多少裨益的文人，发放那么高的薪水。那么从本质上来说，他们跟华尔街aig的高管们，在公司亏本倒闭的危急关头，依然强行用老百姓的税款给自己发巨额奖金，又有什么不同呢？
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为了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求，中国教育界一直秉承“重理轻文”的基本方针，要求大家“学好数理化”，最后甚至出现了“工程师治国”，也就是几乎整个国家领导团体都是工程师出身的现象。故而教育资源和经费一直都在向理科倾斜，自然让心气甚高的文科教授们感到愤愤不平。
偏偏这些人又是最会挥笔写文发表观点的，所以随着思想管制的放松，社会上就开始出现奇怪的言论，例如说民国时代是被我党宣传部门妖魔化的，其实是多么多么的美好。而共齤产党又是何等的罪恶滔天，把全部有骨气的中国人杀光，从精神上阉割，让君子们欲做隐士而不可得……最后甚至说什么：“半个多世纪过去。民国的种种善，民国的礼义廉耻信，早被大规模玷污，大规模失传了……”
——当文人墨客和人民大众的利益发生严重对立的时候，社会上就会充斥着无数荒谬不经的奇谈怪论。

前方高能

　　其次，在民国初年的河北、山东、河南、四川这些战乱频繁之地，就算是遇上了不打仗的年月，军阀们为了供养庞大的军队，以及维持奢华的生活，从而摊派给地主们的赋税，也远比清末时期更加沉重。
例如四川全省在清末只需供养新军一镇（相当于一个师）12000人，外加差不多数量的绿营旧军，还有向云南、贵州、甘肃提供约250万两白银的财政补助。
但是到了1935年的时候，四川人需要供养的川军总兵力，却已经膨胀到了340个团，约84万人的庞大规模！每年所需的开销自然是几倍十几倍地往上翻。在某些地方，农税居然“预征”到了民国一百年（2012年）以后！再加上川军混战对地方经济的破坏，纵然是四川这样的天府之国，地主士绅们也同样叫苦不堪。
北方各省农村被“预征”赋税的状况，虽然不如四川这么荒诞，但由于自然条件差，灾荒频繁，民间财富有限，战争的破坏惨烈，实际的负担比例还要更加沉重。
当然，地主们也可以设法提高地租，把这些负担转嫁到农民头上。但是土地上的出产就只有这么多，哪怕不给农民留下一粒谷子，能够搜刮到的粮食也是有极限的。而军阀们发明苛捐杂税的本事，却是从来都无上限的，一下子搞出来六七十种附加税也是常事——例如青苗捐、烟捐、卫生捐、青山费、马路费、招待费、人口税、花灯税等等。正所谓“自古未闻屎有税，如今只剩屁无捐”嘛！
而且，在这些苛捐杂税之外，军阀们还喜欢向地主们以各种名义大肆摊派勒索，时常能让人倾家荡产。

　　例如在民囯初年，陕西省便一边推行剪辫令，一边大肆摊齤派“光齤复款”。于是，乡绅们便领着村齤民围齤攻zhèng齤府，号称“复辫豁款”（我要继续留辫子，所以不交钱了）。前清一众遗老遗少闻之，皆以为“人思圣清”！
所以，在民囯时代的huá北和山东地区，尽管许多县里的地主豪绅，把实际地租已经收到了七成以上，还在荒年乘人之危，落齤井齤下齤石，利齤用高利贷来盘齤剥农齤民，把佃农们bī得只能把谷糠麸子当做主食，到了灾荒年月就要出门逃荒，乃至于到东北去“闯关东”。但是在jun阀们的横征bào敛和土齤匪的肆意横行之下，除了极少数最顶级的大地主之外，大多数中小地主的曰子还是过得很糟糕。
根据1930年的一份乡村调齤查显示，如果没有工商业之类的额外收入，只靠地里刨食，也没有办fǎ逃避捐税的话。那么地主的家里最起码要有200亩以上的好地，才能顿顿都吃白面馍馍，逢年过节吃一顿肉。
而在这个标准线之下的地主和富农，自家种的小麦就算磨成了白面，也不敢多吃，要拿出去mài钱缴税，以及换一些火柴、食盐、布匹之类的必需品，只留下棒齤子面、高粱面之类的cū粮来给自己果腹。
只有在每一年的初夏季节收了麦子之后，这些人家才能吃几顿白面做的面条，在他们看来，这已算是一种了不起的奢侈了，能够吃白面一直吃到八月的人家，已经极其稀少，更不用说吃上一年了。
至于更穷的贫农，每天能喝上两碗掺着树叶的番薯稀饭就算老天开眼了

　　但是，如果你对打打杀杀之类的事情兴趣不大，只是想要过上比较现代化的生活，那么可就非常困难了——根据1930年的一份统计，在河北清苑县11个村2000多户人家上万口人之中，总共只有自行车7辆、手电筒6个、热水瓶2个，而收音机则是一台都没有。电灯是不用想了，因为乡下一般根本没有电力，也没有自来水。如果还要自己弄发电机的话，似乎只有那些大军阀的家里，才能拿得出这许多款子。例如清末的袁世凯，在老家乡下退隐之时盖的别墅，里面不光有电力供应，还拉了电报线，连私人电报房都有。
甚至就连普通的金属制品，在当时也是相当昂贵的东西——直到1949年，中国还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全国钢铁产量只有15万吨，刚刚够造北京奥运村那个鸟巢。因此乡下的普通人家里很少见到钢铁制品，农具往往只在最关键部位包上一层铁，独轮车的车轮是木头的，富人的马车才有包铁轮子。家里的水桶是木头的，水瓢就是一个大葫芦一剖两半。买一把菜刀就能让一户农民掏空一年时间节省下来的积蓄。
跟清朝相比，北方农村在民国年间唯一比较明显的“现代化”标志，就是较为普遍地用上了煤油灯，农村照明已基本被煤油取代——在此不得不佩服一下美孚公司的推销能力。要知道，在当时的北中国农村搞什么煤油灯的市场营销，几乎跟在现代的索马里做小商品生意一样危险。
然而，跟之前的清朝相比，普通农民的生活条件非但没有更加的现代化，反而大幅度地恶化了——为了转嫁军阀们的苛捐杂税，地主们普遍把种地的租子上涨到了六成至七成，若是只收五成租子的话，就已经算是天大的恩惠了。在缴纳了地租之后，佃农的余粮通常已经不够维持生计，为此不得不去借高利贷，从而陷入“借了新债还旧债”的螺旋陷阱，从而负债越来越高，最终家破人亡。
就算是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在承受了沉重的赋税剥削之后，同样也很难避开高利贷的陷阱，从而踏上破产之路。而且，按照一般的规律来说，越是小块的土地，就越是不容易保住——遇到旱灾和蝗灾，军阀们自然会用刀枪逼迫你卖了田地缴税，而地主们则趁机压价强买；遇到大雨天，往往也会冒出几个很有良心的地主，组织狗腿子扒开大堤淹了你家田地，让大水冲走界标，然后再花几个小钱到衙门里活动一番，于是你的地就变成他们的祖业了。接下来若是不想被那些狗腿子打死，就还是早点收拾包裹跑路吧！
总之，民国年间的地主，固然已经是不好当，但民国年间的农民，更是当都不能当了。

　　江南地区素来是中国的精华之所在，城市工商业发达，乡下盛产稻米、棉花和丝绸，在整个明清时期，一直相当富庶。即使是在近代前期，被洋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之后，依靠出口丝绸、茶叶和瓷器，江浙两省的经济状况也还不错。民国前期利用一战的东风，江浙经济曾经有过一段相当兴旺繁荣的时代。
但是到了民国年代中期，进入三十年代之后，随着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作为全国最开放的江浙地区，也越来越被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倾销狂潮所害——很多时候，粮食倾销对一个国家而言是致命的。
例如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的农村就处于一个非常荒诞的局面——最初两年，长江以北赤地千里，长江以南洪水滔天，饥民倒毙于路途，自然是惨不忍睹；到了1932年和1933年，气象灾害基本结束，江南地区和全国大部分省份普遍丰收，稻米小麦堆积如山，但却被从上海倾销的洋米洋面冲击（那时候正值美国大萧条，玉米腐烂在地里，牛奶往密西西比河里倒，出口农产品自然便宜得很），于是在市价上，每一石国产土米往往比洋米贵了2、3元，根本卖不动。如果低价贱卖，农民又要赔本。
——由于农业技术落后，外加沉重的苛捐杂税，江浙农民的生产成本就远比西方同行高得多。他们没良种，没化肥，没水利，没农药，没机械。亩产远比现在低得多，只能靠大量投入劳动力精耕细作，来勉强提高一点产量。而且，他们非但没有农业补贴，还要承受沉重赋税，在全球化竞争中不破产倒是怪事了。
眼看着种植粮食挣不到钱，江浙地区的农民们开始指望经济作物，可惜国产棉花的品种、质量和价格，都竞争不过进口的埃及长绒棉，在进入三十年代之后，就根本卖不动了。而作为传统出口大宗的丝绸，由于长期在技术上固步自封，也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之中，被不断改良品种和技术的日本丝绸彻底击败。
而当时的国齤民党政府，又在搞最典型的买办经济，根本没有什么农业保护和补贴政策，反而还对农业征收重税，提高农民的生产成本，毁灭本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实在是倒行逆施。最后让江浙地区的农产品既失去了国外市场，也保不住国内市场，又找不到品种改良的途径，农村破产之风最终变得无药可救。
走投无路之下，一些农民不顾禁令，开始种植起了罂粟，试图依靠鸦齤片来赚钱。但江浙地区的土地价格和人工费用，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身边又是上海这么个全国最大的物流中心，于是本地鸦齤片在价格上也竞争不过东北、云南和印度的烟土，而浙江的气候条件又并不适合种罂粟，结果连贩齤毒都要亏本。

　到了抗齤日战争时期，江南更是成了主战场，政府军、日军、伪军、新四军反复打拉锯，原本的一点繁荣景象随之消失。在解放战争时期，又被国齤民党“劫收大员”们搜刮得一穷二白，最后一点余财也没了。
所以，如果有谁想要穿越到民国时代的江南地区当地主，最好穿越得早一些，也就是民国时代的前面十几年，江南农村普遍破产之前，还要及时改换投资渠道，否则光靠收地租是绝对过不起阔绰生活的。
实际上，在民国时代，江浙地区的地主很多已经常居于上海、南京、杭州之类的繁华大城市，而把乡下的土地交给“二地主”（代理人）负责收租。在扣掉了沉重的捐税负担，外加“二地主”及其帮闲的佣金之后，哪怕是风调雨顺，“二地主”也比较有良心，每亩土地每年也就能得到平均一个银元的收益而已。
假如完全依靠这么微薄的土地收入，显然很难维持都市生活的高昂开销。
以之前提起过的诸位国学大师为例，胡适教授在1919年月入240个银元，30年代涨到500银元，年收入就是6000银元，外加稿费和其余收入，只怕是每年一万大洋都不止。而那年头似乎还没有个人所得税的概念，这些银钱都能实打实地落进胡适教授的口袋。若是把这个收入水平放到农村，都已经是坐拥上万亩良田，几十条枪的微型军阀等级了！
由此可见，民国时期的诸位“砖家叫兽”们，实在是货真价实的“无冕贵族”啊！
事实上，就连毛管理员的每月8块大洋低薪，在某些贫瘠地方的乡下，也要有100亩地才能挣到。
因此，这些定居在城市的地主，往往并不依靠家乡田产来维持生活，只不过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罢了。
——从很早以前开始，比较有眼光的江南地主士绅，就已经把投资渠道放到了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经营金融、商贸、实业和房地产等等，以求更高的收益。而财富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也是民国时期的总趋势。当农村经济整体衰败的同时，与之相伴的则是部分沿海城市的畸形繁荣。
所以，在讲完了民国农村的情况之后，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放到民国时代大城市的典型代表，冒险家的乐园，“东方魔都”大上海，看一看那个时代的上海人究竟过着怎样的摩登生活。

　光怪陆离的东方魔都
说一句比较伤自尊的话，民国时代的中国，在西方世界的普遍印象，基本上是一个愚昧、动齤乱、无可救药的落后国家，哪怕与黑非洲相比也毫无优越之处。
确实，当时的中国虽然还拥有古老的璀璨文明，但在西方人的眼中，却早已辉煌不再，被时代所抛弃。遍地都是破败不堪的中世纪乡村，贪婪野蛮的军阀和盗匪，以及与现代化生活完全无缘，时刻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可悲穷人——正如同我们这些现代的中国人，用充满优越感的眼光去看待非洲人一样。
而仅有的少数例外，就是位于那些通商口岸里的一系列“文明”孤岛，确切地说，就是那些由外国管治的租界。在西方人眼中，这些租界被视为连接“现代西方”和“传统中国”两个世界之间的桥梁。而其中最大也是最繁华炫目的一座“桥梁”，则莫过于大上海的“十里洋场”了。
民国时代的东方魔都大上海，究竟是怎样的一副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