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万历时期“富商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非数十万不称富”“富商巨贾操重资来市，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以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

万历二十九年巡抚应天右都御史曹时聘上奏明神宗说“吴民生齿最烦，……机户出资，织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浮食其民，得业则生，失业则死。臣所睹记，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户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
至于所谓的“私人拿到银子也只能藏起来”，还是看看事实再来说话
明朝时期的杭州“人无担石之储，然亦不以储蓄为意，即舆夫仆隶奔劳终日，夜则归市肴酒，夫妇团醉而后己，明日又别为计”
　　顺天府的市民也是“家无担石而饮食服饰拟于巨室”
　　山东博平县嘉靖中叶以后“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
　　郓城县百姓“贫者亦捶牛击鲜，合飨群祀，与富者斗豪华，至倒囊不计。……胥吏之徒亦华侈相高，日用服食拟于仕宦。……里中无老少，见敦厚俭朴者窘且笑之”
　　南直隶通州，在万历时期，“乡里之人无故宴客者一月凡几”菜肴十分丰盛，“稍贱则惧其渎客”

浙江桐乡县的青镇“其俗尚侈，日用会社婚葬皆以俭省为耻，贫人负担之徒，妻多好饰，夜必饮酒”
　　明代的社会还兴起了“攒盒”，盒内分为不同形状的格子，将各种各种食物攒集为一盒，可携带外出游山玩水
　　“设席用攒盒，始于隆庆，滥于万历。初止仕宦用之，今年即仆妇龟子皆用攒盒饮酒游山，郡城内外始有装攒盒店，而答应官府，反称便矣”
　　明代的何良俊曾往嘉兴访一友人，“见其家设客，用银水火炉，金滴嗉，是日客有二十余人。每客皆金台盘一副，是双螭虎大金杯，每副约有十五六两”
　　到万历时期，更加厉害“士庶之家，初登仕版，即犀玉酒器以华宾宴，……且以象筷玉杯为常，仕古奢淫之主所不敢轻用，而今寒素之士所不肯深惜也”（如果节俭到极点的崇祯知道他的臣民许多人都比他阔气百倍千倍，不知道做何感想）
　　

在服饰方面，明代人的富裕也同样惊人
　　在弘，正年间，礼科都给事中周玺就上疏说“靡丽奢华彼此相尚，借贷费用，习以为常，首饰则滥用金宝，市井光棍以锦绣缘袜，工匠技艺之人任意制造，殊不畏惮”
　　著名文学家李梦阳（1473-1530）这样描绘明代商人的富裕程度“今商贾之家，策肥而乘坚，衣文绣绮觳，……其富与王侯同也。”
　　扬州商人资本雄厚，更是“无不盛宫室、美衣服，侈饮食、饰舆马及诸摊钱之戏”
　　连山东博平县这样的小城也是“至正德，嘉靖间而古风渐渺，……市井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缨帽湘鞋纱裙细绔”
　　南通州在万历时期，“里中子弟谓罗绮不足珍，及求远方吴绸、宋锦、云廉，驼褐价高而美丽者以为衣，下逮绔袜亦皆纯采。向所谓羊肠葛，本色布者久不鬻于市，以其无人服之也。至于庸流贱品，亦带方头巾，莫知厉禁。其俳优隶卒、穷居负贩之徒，蹑云头履行上道者锺相接，而人不以为异”

全国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不丝帛不衣，不金线不巾，不云头不履”的现象
　　在南直隶松江，“奴隶争尚华丽”“女装皆锺娼妓”“大家奴皆用三穰官履，与仕宦漫无分别”
　　在河南内丘“门快舆皂无非云履，医卜星相莫非方巾”
　　在福建福安“方巾盈路，士大夫名器为村富所窃，而屠贩奴隶亦着云履而白领缘”
　　杭州居民“服食器用月异而岁不同，毋论富豪贵介，纨绮相望，即贫乏者，强饰华丽，扬扬矜诩，为富贵容”
　　甚至连清操自命的寒士也要赶时髦“布袍乃儒家常服，迩年鄙为寒酸，贫者必用稠娟色衣，谓之薄华丽，……上海生员，冬必服绒道袍，暑必用琮巾绿伞，虽贫如思丹亦不能免。”（明代范濂的《云间据目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