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扫房与蒸馍
“二十四扎扫帚，二十五拐豆腐，二十六杀年猪，二十七灌酒去，二十八蒸馍馍，二十九，再到集上走一走！”扫帚其实是不用扎的，父亲一入腊月就从二十里外的马跑泉买来了。它早早地就来到我家，或挂在屋檐下，或靠在院墙上，它浑身青绿，一片一片的竹叶还没有褪去它的绿，如同出嫁的不久的姑娘脸蛋上还透着红润。有风吹过时，它会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声，风也会把它特有的清香送入我的鼻孔。
它应该是我家一年中的最后一位客人或者第一个客人吧，而且好象是父亲专门请来的贵客。在二十四之前，它什么都不干，什么也不做。而那把去年和它一样享受过如此待遇的扫帚此刻已显出了老相，筋骨枯黄、稀松，毛发全无，做活时也发出了“吱嘎吱嘎”的响声，而且活儿也做得不像过去那样干净利落，不是这儿落了一根鸡毛，就是那儿遗了一堆尘土，它斜靠在院门旁的旯旮里，似乎在说：“都一年了，就让我歇了吧！”新和旧的扫帚就这样显明地将一年的日子划分为结束和开始！
吃过早饭，当太阳挂到我家院外那棵核桃树的最高的树梢上时，桌、椅、凳、几、柜、箱、罐、盆、碗已将一个偌大的院落挤得满满当当，如同人头攒动的节日商场。父亲戴上他那顶帽沿已不知脱落了几圈的草帽，从上房的第一根梁柱开始，墙肩墙缝墙脚墙角、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由高到低地开始了他一年里最为仔细最为认真的清扫，他甚至不会放过墙壁只有芝麻粒那样小的蝇屎，他会伸出自己的食指，用那尖硬的指甲耐心地抠掉。而我们的好奇却全在院子里的那些柜柜箱箱、罐罐盆盆里，那可是我们家的家底和所有的家当呵！它们平时都呆在屋内的某个角落，默默地朝我们眨着神秘莫测的光。今日是它们享受一年中难得的阳光机会，也是向我们展示它们神秘内涵的好时机。我们怎么会放过？比如那个被黑漆漆得透亮的箱柜上的那把金黄的铜锁，比如帽盒中那支花翎和黑面红里的瓜皮小帽，那只只有烟盒大小有抽盖的精致木盒里的银耳勺、铜耳环，都会引起我们极大的探究的兴趣。可惜那时我们年龄小，并没有追寻到这些物件背后的故事，随着祖父祖母的相继离世，这一切已成了永远无法解开的谜，如同被父亲扫出门的那些积年的灰尘，已无法找回它的真相了。包括那些让我们流连忘返的小物什，也在岁月的流转中慢慢藏起了它们的身影。前两天我的一个堂叔父曾说我祖父有一个白铜的水烟锅，那应该是我们村里为数不多的好东西之一。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次也没有见过它，就像已故的很疼爱我的祖父，十年的时光过去了，他竟很少到我的梦里再给我一次少年时整日都包裹着我的疼爱，是时光改变了记忆的容颜，还是记忆背叛了时光里的人和事？
经过父亲大半天的忙碌，家就如同一个经过梳洗打扮的人显出干净整洁的模样，一切旧的东西似乎已经都走出门去了，一切新的都将到来。但旧的永远不会回来了么，新是就永远是新的么？那把新扫帚现在就和旧扫帚靠在一起，一年后的这个时候，它会和它身旁的那把旧扫帚一样老。
从祖母和母亲轻轻的开门声关门声开始，我们其实一直就处在半睡半醒之间。她们在轻声说话，她们在来回走动，厨房的火在哔剥作响，虽然夜还很黑，空气尖锐得像刀子，但我们的心和身下的土炕一样热乎乎的，我们的耳朵在捕捉着腊月二十八这天从凌晨三四点开始的所有声音，包括母亲去院外的场里扯动一背兜麦草、抱起一捆苞谷杆的声音。
我们都在期待着那一刻的到来：当白面蒸馍在火与水的共同努力下慢慢将自己的芳香化作第一股白色的丝线缠住我们的鼻孔时，第一锅馍马上就出锅了，不用爬起身，躺在热乎乎的被窝里，我们就可以吃到那暄软、香甜的白面蒸馍了！
“屁臭盐咸，蒸馍馍过年！”在我们乡下，这是讥讽人头脑简单、想问题仅停留在表面最常用的一句话，大人娃娃都会说，都会用。我之所以将它放在这里，不仅是它包含了蒸馍和过年这两件事儿，其实这句话一年四季不分春秋冬夏都被村里人如同父亲的烟锅一样吊在嘴边，我想说的是这里有一个规律性的认识，也就是和前面两种事物的物理属性被人认同着一样，蒸馍，是只有过年时就会有的东西。而这，却是粮食匮乏年代的特有产物，现在比我年轻十岁或十几岁的人或许根本不能理解的。记得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乡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家家都有了余粮，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都可以吃上白面蒸馍时，我的祖父却对此忧心忡忡，对我们天天吃白面似乎有一种暴殄天物的担心，“这顿顿吃白面是要遭罪的，还是多吃一些五谷杂粮吧。”祖父可能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这种担忧不仅没有变成现实，在城里，五谷杂粮竟比小麦白面吃香，二斤小麦才是一斤玉米的价。
“二十四扎扫帚，二十五拐豆腐，二十六杀年猪，二十七灌酒去，二十八蒸馍馍，二十九，再到集上走一走！”扫帚其实是不用扎的，父亲一入腊月就从二十里外的马跑泉买来了。它早早地就来到我家，或挂在屋檐下，或靠在院墙上，它浑身青绿，一片一片的竹叶还没有褪去它的绿，如同出嫁的不久的姑娘脸蛋上还透着红润。有风吹过时，它会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声，风也会把它特有的清香送入我的鼻孔。
它应该是我家一年中的最后一位客人或者第一个客人吧，而且好象是父亲专门请来的贵客。在二十四之前，它什么都不干，什么也不做。而那把去年和它一样享受过如此待遇的扫帚此刻已显出了老相，筋骨枯黄、稀松，毛发全无，做活时也发出了“吱嘎吱嘎”的响声，而且活儿也做得不像过去那样干净利落，不是这儿落了一根鸡毛，就是那儿遗了一堆尘土，它斜靠在院门旁的旯旮里，似乎在说：“都一年了，就让我歇了吧！”新和旧的扫帚就这样显明地将一年的日子划分为结束和开始！
吃过早饭，当太阳挂到我家院外那棵核桃树的最高的树梢上时，桌、椅、凳、几、柜、箱、罐、盆、碗已将一个偌大的院落挤得满满当当，如同人头攒动的节日商场。父亲戴上他那顶帽沿已不知脱落了几圈的草帽，从上房的第一根梁柱开始，墙肩墙缝墙脚墙角、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由高到低地开始了他一年里最为仔细最为认真的清扫，他甚至不会放过墙壁只有芝麻粒那样小的蝇屎，他会伸出自己的食指，用那尖硬的指甲耐心地抠掉。而我们的好奇却全在院子里的那些柜柜箱箱、罐罐盆盆里，那可是我们家的家底和所有的家当呵！它们平时都呆在屋内的某个角落，默默地朝我们眨着神秘莫测的光。今日是它们享受一年中难得的阳光机会，也是向我们展示它们神秘内涵的好时机。我们怎么会放过？比如那个被黑漆漆得透亮的箱柜上的那把金黄的铜锁，比如帽盒中那支花翎和黑面红里的瓜皮小帽，那只只有烟盒大小有抽盖的精致木盒里的银耳勺、铜耳环，都会引起我们极大的探究的兴趣。可惜那时我们年龄小，并没有追寻到这些物件背后的故事，随着祖父祖母的相继离世，这一切已成了永远无法解开的谜，如同被父亲扫出门的那些积年的灰尘，已无法找回它的真相了。包括那些让我们流连忘返的小物什，也在岁月的流转中慢慢藏起了它们的身影。前两天我的一个堂叔父曾说我祖父有一个白铜的水烟锅，那应该是我们村里为数不多的好东西之一。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次也没有见过它，就像已故的很疼爱我的祖父，十年的时光过去了，他竟很少到我的梦里再给我一次少年时整日都包裹着我的疼爱，是时光改变了记忆的容颜，还是记忆背叛了时光里的人和事？
经过父亲大半天的忙碌，家就如同一个经过梳洗打扮的人显出干净整洁的模样，一切旧的东西似乎已经都走出门去了，一切新的都将到来。但旧的永远不会回来了么，新是就永远是新的么？那把新扫帚现在就和旧扫帚靠在一起，一年后的这个时候，它会和它身旁的那把旧扫帚一样老。
从祖母和母亲轻轻的开门声关门声开始，我们其实一直就处在半睡半醒之间。她们在轻声说话，她们在来回走动，厨房的火在哔剥作响，虽然夜还很黑，空气尖锐得像刀子，但我们的心和身下的土炕一样热乎乎的，我们的耳朵在捕捉着腊月二十八这天从凌晨三四点开始的所有声音，包括母亲去院外的场里扯动一背兜麦草、抱起一捆苞谷杆的声音。
我们都在期待着那一刻的到来：当白面蒸馍在火与水的共同努力下慢慢将自己的芳香化作第一股白色的丝线缠住我们的鼻孔时，第一锅馍马上就出锅了，不用爬起身，躺在热乎乎的被窝里，我们就可以吃到那暄软、香甜的白面蒸馍了！
“屁臭盐咸，蒸馍馍过年！”在我们乡下，这是讥讽人头脑简单、想问题仅停留在表面最常用的一句话，大人娃娃都会说，都会用。我之所以将它放在这里，不仅是它包含了蒸馍和过年这两件事儿，其实这句话一年四季不分春秋冬夏都被村里人如同父亲的烟锅一样吊在嘴边，我想说的是这里有一个规律性的认识，也就是和前面两种事物的物理属性被人认同着一样，蒸馍，是只有过年时就会有的东西。而这，却是粮食匮乏年代的特有产物，现在比我年轻十岁或十几岁的人或许根本不能理解的。记得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乡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家家都有了余粮，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都可以吃上白面蒸馍时，我的祖父却对此忧心忡忡，对我们天天吃白面似乎有一种暴殄天物的担心，“这顿顿吃白面是要遭罪的，还是多吃一些五谷杂粮吧。”祖父可能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这种担忧不仅没有变成现实，在城里，五谷杂粮竟比小麦白面吃香，二斤小麦才是一斤玉米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