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之后有朋友相信指出这样的变化并不是好事，宗族的固化对个人自由还是社会环境都不是好事，比如私刑或者包办婚姻，聚众斗殴，血亲复仇，问题一大堆。
这一质疑改变了整个思考的走向，开始深入到宗族、宗法乃至儒家价值导向等厚重的命题。
我试图论证宗族其实就跟地主阶层一样，在特定的时代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以阶级史论的观点来说，汉初的军功地主阶层是统治阶级的主体, 西汉政权是军功地主利益的代表, 但是, 军功地主阶层在西汉前期是处于衰变之中的, 除了彻侯和关内侯两级之外, 其余各级均为降级继承, 随着时间的流逝, 其后代则将逐步失去其原来的爵位, 由军功贵族演变为豪民地主。
这一部分豪民没有经过普通工商业者的创业过程, 而是继承其父祖的财产而致富,他们的田宅、奴婢、畜产等动产和不动产都来自于血缘继承,“家产”一词就透露出浓重的家庭家族色彩，在失去政治特权之后如何保护财产不外流，强调宗族关系是必须的。

私以为，儒家的很多东西都只适合作为道德规范而不是法律条文，只适合用以约束士大夫而不是要求全民遵守。法律要求应该是基本的而不是高规格的，毕竟，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可比做一个不犯法的人困难太多了，士大夫混个美名有利可图所以有动力去追求（毕竟官声影响仕途），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孝道更应该是赡养父母这类具体的事情，守孝期间啥也不能做这种规定除了折腾人之外没有别的意义……如果士大夫因此就觉得庶民道德水平太低太不孝，要用法律的惩处来规范他们，我就只能说这是四体不勤脑子有坑的结果……
都说外儒内法，儒家和法家都是怀抱着政治理想建立学派，并且历经了漫长的时间去践行其主张，最后也都在具体的政治操作中蒙尘，都有其美好的地方也都有不好的，有适用的范围也有不适用的。就整体发展而言，儒家干涉立法和司法是我最看不惯的事情，礼法合一不管对礼之庄严还是对法之公正都是巨大伤害，虽然让法家有些严酷的律令变得和缓了一些，但是同时也把遵纪守法的难度提高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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