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居士的社会生活
有人说，人类是社会的动物，所以，凡是人的生活，便不能脱离社会。所谓社会的定义，应该是「有组织的团体」，所以，我们最大的社会，可以包括全体人类，最小的社会，可以小到仅仅是二人以上的结合。
因此，家庭是社会的基础，社会是家庭的扩大。家庭，可以少到仅仅是夫妇两人的结合，社会可以大到全人类的组织，乃至在未来的太空世纪，可将星际的人类也概括在内。所以，社会的含义是不受空间及时间所限制的。
从佛教的立场说，一个在家的居士，他所活动的范围，可比一个出家的僧侣深广得多，他所隶属的社会，也比出家的僧侣，繁复得多。所以，就居士而谈社会生活，乃是必须的。一个居士，在家庭中，有著很多的身分：对父母而言，是儿女；对儿女而言，是父母；对弟妹而言，是兄姊；对兄姊而言，是弟妹；对配偶而言，是夫妻；对父母的父母，对儿女的儿女，乃至对亲属的亲属等等，皆会成为各各不同的身分。由一个家庭扩大而成为一个家族，再扩大至家族以外的社会：对老师而言，是弟子；对弟子而言，是老师；对长官而言，是属下；对属下而言，是长官；对政府而言，是人民；对团体而言，是团员、党员、社员、会员；尚有朋友的朋友，关系人的关系人等等，都是形成社会形态的因素。一个居士，就是生活在如此繁复的社会关系之中。一个理想的菩萨道的实行者，便很乐意生活在如此繁复的社会关系之中。因为，有了关系，才有接触的机会，有了接触的机会，才能引导他们归向解脱之道的唯一处所——佛法僧三宝。
但是，要度众生，单凭一股宗教狂热的情绪是不中用的，宗教的狂热，固然能使人们生出赴汤蹈火的勇气，去宣传、去辩论、去冲锋、去陷阵、去战斗、去牺牲，但那决计不能持久，也决计不能产生深远的良好影响，如果有的话，便像是学取了基督教的狂热精神，促成了共产主义的暴力**！
佛教，是以服务社会为菩萨道的表徵。佛在往昔的无数生中，以种种身分、种种形态、种种方式，深入种种的族类群中，每每能居王的地位。所谓王，就是领袖，那些领袖的地位，不是仗武力打得来的，全是以服务大众的道德价值所感召而致的，因为，唯有真正能为大众谋幸福的人，才是最够资格做大众领袖的人，才是最能赢得众望所归并心悦诚服的人。否则，那不是王，而是贼、而是盗、而是匪、而是枭！
因此，一个理想的居士，虽然不必在任何场合都要以领袖的姿态出现，至少，他该是受到任何场合所欢迎的人，乃至是能受到任何场合所尊敬的人。可惜不幸的很，就我所知，有些居士，当他们信佛学佛之后，竟与他们的社会关系疏远了、冷淡了、隔阂了，甚至被人视为孤独、冷漠、不近情理的怪物了。当然，这是由于他们的慕道心切，他们一心向往解脱之道的出世生活，所以跟他们的社会关系，渐渐地脱节了，接不上了。但是，我要告诉他们，这不是一个居士应有的态度，修道的居士，也是不该如此的。纵然是出了家的人，对于名利物欲，固然要冷，对于社会公益，仍当要热。事实上，在佛教史上凡是有大成就证大果位的人，对于社会的大众，无一不是热烘烘的。这种热，就是悲心——菩提心的流露。信佛学佛，是为发菩提心，信佛学佛之后的居士，反而放下了菩提心，岂不成了背道而驰？最低限度，一个居士，不该是惹人讨厌的对象。要不然，那就是他没有尽到应尽的义务，乃至是亏辱了职守！既然不尽职守，仍然享受职守上的待遇或权利便是一种债务，便是一种罪行，便是一种因果！那绝不是一个居士的本色。有生活的义务，即使出了家的人，也不能例外。一个佛教徒的本色，应该是多尽义务，少享权利，才能获得他人的应该是爱戴。
因此，佛为统摄一切团体（社会）的要求，说了四种德目，称为四摄法。摄是统摄和摄受，也就是领导或化导的意思。所谓四摄法，就是领袖人物所不可缺少的四种处世方法，切实地做好了四摄法的工作，便能感化群众，也能领导群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