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意义上的幸福生活，它仅仅是一个指标；而真正从内心感到安定和对于政权的认可，则来自于信仰。这就是孔夫子的一种政治理念，他认为信仰的力量足以把一个国家凝聚起来。
　　这样的解释与孔子的实际情况有点不大一样。
　　国家的定义是什么?
　　根据汉语词典的解释，国家的第一个意思是某一政权所领有的区域，国家的第二个意思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是阶级统治的机关，由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组成，是对被统治阶级施用暴力的机器。
　　在秦始皇“车同轨、书同文”以前，现在叫中国的这块地方是有很多个小国家的，各国建有自己的政权。孔子本来是鲁国的司寇，因为跟国君政见不合，就抛弃了祖国。

公元前５００年，齐景公和晏婴想拉拢邻国鲁国和中原各国，把齐桓公当年的霸业重新干起来，就写信给鲁定公，约他在齐鲁交界的夹谷地方开个会。
　　那时候，诸侯开会，都得有个大臣当助手，称做“相礼”。鲁定公决定让鲁国的司寇（管司法的长官）孔子担任这件事。
　　孔子说：“齐国屡次侵犯我边境，这次约我们会盟，我们也得有兵马防备着。希望把左右司马都带去。”
　　鲁定公同意孔子的主张，又派了两员大将带了一些人马，随同他上夹谷去。
　　在夹谷会议上，鲁国取得了外交上的胜利。会后，齐景公决定把从鲁国侵占过来的汶阳（今山东泰安西南）地方的三处土地还给鲁国。
　　齐国的大夫黎鉏认为孔子留在鲁国做官对齐国不利，劝齐景公给鲁定公送一班女乐去。齐景公同意了，就挑选了八十名歌女送到鲁国去。
　　鲁定公接受了这班女乐，天天吃喝玩乐，不管国家政事。孔子想劝说他，他躲着孔子。这件事使孔子感到很失望。
　　孔子的学生说：“鲁君不办正事，咱们走吧！”
　　打那以后，孔子离开鲁国，带着一批学生周游列国，希望找个机会实行他的政治主张。

可是，那个时候，大国都忙于争霸的战争，小国都面临着被并吞的危险，整个社会正在发生变革。孔子宣传的一套恢复周朝初年礼乐制度的主张，当然没有人接受。
　　他先后到过卫国、曹国、宋国、郑国、陈国、蔡国、楚国。这些国家的国君都没有用他。
　　有一回，孔子在陈、蔡一带，楚昭王打发人请他。陈、蔡的大夫怕孔子到了楚国，对他们不利，发兵在半路上把孔子截住。孔子被围困在那里，断了粮，几天都没吃上饭。后来，楚国派了兵来，才给他解了围。
　　照这样看来，孔子对国家的信仰是：哪个国家好，就往哪里跑。
　　西方人对国家的信仰倒是跟孔子差不多。西方人认为，国家的设立首先是为了维护本国人民，协调各阶级的利益，保护本国人民不受侵犯。如果政府干得不好，人民就要更换政府或者跑到其他国家或地区去生活。
　　西方人认为：“先有人后有国家，所以人高於国家。”
　　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孟子则认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
　　二者异曲同工。由此推及，国家的作用是为了使多数人的利益最大化而存在的，当国家起不到这种作用时，国家的存在就遭到了否定。

　我看过央视的《大国崛起》，在其中关于荷兰人的那一集最能体现这一点。荷兰人的建国理念就是保护荷兰人的钱袋子和生活幸福。他们可以容忍被别国兼并，可以接受侵略者指派的总督，但政府要想提高纳税数额，门都没有。政府强迫征税，荷兰人就选择战斗。这与我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天朝理念南辕北辙，但却体现出了人们对于国家最基本的要求。如果人民的权利不被保护，国家就在和其他社会集团竞争公民的忠诚中失败，国民以后会另寻保护人，不再对国家效忠。西方人说，私人的茅草屋，“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19世纪流放到澳大利亚的英国囚徒，本来都是英国本土上的刑事犯罪分子，多数压根儿就是强盗、窃贼或者杀人犯。到澳大利亚以后，奶酪没了，面包没了，显现在他们面前的只是无际的沙漠和要命的干旱。他们没有自弃，没有沉沦，经过100多年的自强不息，不仅有了奶酪和面包，连佩剑和诗歌也有了。澳洲沙漠里孵化出来的“孬种”的后裔并不比英国本土的后裔差着什么，一样出大政治家、大科学家，一样产生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个建在沙漠和干旱土地上的国家，同样可以排名于世界先进行列。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1945年6月，那时首相邱吉尔的权力和声望正处在巅峰。但是，在他出现不民主苗头的时候，在他可能居功自傲的时候，英国人将他选了下来，用这种方式给他们中的精英一个思考机会，告诉他没有谁是不可替代的，再大的功劳也不能成为获取权力的砝码。对此，邱吉尔他本人也给出过一种答案，他说，“对领导人物不感恩戴德，是一个强大民族的标志。我们的人民是上进的，任何上进的人都不会局限于恩惠和情义。我奋斗一生，就是为了保卫人民具有罢免我的权力。”

　古代中国人跟英国人相比，也豪不逊色。秦始皇为什么能够吞并六国一统天下，靠的就是韩非子、李斯等一大帮背叛自己祖国的客卿们的大力相助。新加坡的华人比例接近百分之八十，都是从中国本土跑出去的。现在生活在中国疆域以外的华人有五、六千万，我们总不能说他们对国家没有信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