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观兵周疆，问鼎轻重
　　楚庄王经平定内乱与灭庸后，统治已趋稳定，遂萌北上图霸之志。其时，中原国家仍以晋实力最强，它西抑秦东制齐，秦、齐虽渐上升或恢复，仍非晋之强劲对手。但晋当时国君晋灵公，却十分残暴无道，对内残害臣民，对外受赂无信，故国内统治既不稳定，国外威信也日益下降，这就为楚庄王北上提供了有利时机。
　　公元前610年(楚庄王四年)，晋会卫、陈等诸侯于扈(郑地，今河南原阳西)，以郑有二心于楚，拒绝郑穆公与会，经郑子家书告赵盾，申辩郑居大国之间不得不从强令的苦衷，晋才允于请和。从中亦可知楚已复强，郑不得不考虑与楚改变关系。公元前608年(楚庄王六年)，郑即以晋无信，伐齐、伐宋，皆因受齐、宋赂，半途而废，于是叛晋而“受盟于楚”(《左传·宣公元年》。）附晋之郑，现在主动与楚结盟，说明随着楚国的稳定与实力的增强，一些中原国家，开始看风使舵，认真选择自己的出路了。恰在这时，陈国国君共公卒，楚庄王不派人前往吊[口言]，陈灵公一气之下，与晋结盟。楚庄王见时机已到，立即亲领大军攻陈，接着又攻宋。晋赵盾率军会宋、陈、卫、曹诸国军队于　林(今河南新郑北)，攻郑以救陈、宋。楚庄王派�贾率军救郑，与晋军遇于北林(今新郑)，晋军败，大夫解扬被俘，晋军只得退回。
　　同年冬，晋为摆脱被动局面，攻打秦之与国崇，想迫使秦来救，然后便于向秦求成，不料秦国并不理会。晋又攻郑，以报北林之役。这样，第二年，即公元前607年(楚庄王七年)春，郑受楚命攻宋，以打击晋国。郑、宋战于大棘(宋地，今河南睢县南)，宋军大败，郑囚华元(右师)，获乐吕(司寇)，及甲车四百六十乘。华元逃归，为宋筑城。筑城之役人歌而讽刺说：“[目旱](大目貌)其目，皤(大腹貌)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多须貌)，弃甲复来。”(《左传·宣公二年》。)秦为报复去年晋侵崇之役，出兵攻晋，围焦(今河南陕县南)。秦、晋关系紧张。同年夏，晋赵盾解焦围，接着联合卫、陈攻郑，以报大棘之役。楚庄王立即命斗椒(子越)领兵救郑，赵盾以斗椒属若敖氏“殆将毙矣，姑益其疾”(同上。)为由，悄然退去。郑攻宋、秦攻晋，以及赵盾不敢与斗椒正面交锋，都说明其时楚国实力日益上升，晋国则在走下坡路，“不竞于楚”(《左传·宣公六年》。）正当晋国外争不利时，国内又因晋灵公暴虐，这年为赵穿所杀，赵盾等立公子黑臀为国君，是为晋成公。晋成公初立，即于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八年)，就率军攻打郑国，抵达延阝](今河南郑州北)，郑被迫与晋和，订立了盟约。
　　同年春，楚庄王亲领大军北上，攻打陆浑之戎(即姜戎，散居黄河南、熊耳山北之阴地，又称阴地戎)，至于洛水，直抵周天子都城洛邑附近，在周王室边境陈兵示威，“观兵于周疆”(《左传·宣公三年》。）周定王惶恐不安，派周大夫王孙满慰劳楚庄王。楚庄王在接见王孙满时，问九鼎之大小、轻重。九鼎相传为夏禹所铸，象征九州，夏、商、周奉为传国之宝，是天子权力的标志。楚庄王问九鼎，意在“示欲逼周取天下”(《左传·宣公三年》杜注)，由自己取而代之。王孙满见楚国国势炽盛，只得委婉地答道：“在德不在鼎。……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左传·宣公三年》。)楚庄王一方面以“楚国折钓之喙，足以为九鼎”(《史记·楚世家》)，表示蔑视；另一方面也意识到取代周王室条件还不成熟，便退兵了。
　　楚庄王现兵周疆、问鼎轻重，是我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它标志着楚国已进入空前强盛时代，实际上支配着中原局势。
　　夏，楚庄王观兵周疆后，为了打击晋成公，即移兵攻打郑国(《左传·宣公三年》：“夏，楚人侵郑，郑即晋故也。”故攻打郑国，实为教训晋成公)，晋未出兵对抗。此后，楚庄王连续北上用兵，声威也日益远播。

三、镇压若敖氏叛乱
　　若敖氏源自春秋初楚国国君熊仪。熊仪即君位后，又号称若敖，熊仪之子斗伯比即以若敖为氏，因别封斗邑，故亦称斗氏。因此，若敖氏之族属王族的分支，在熊仪之后，特别是在武、成、穆、庄诸代，均居高位，是楚国举足轻重的大姓之一，对楚国的发展与强大，作过突出的贡献。如斗伯比正值熊通(楚武王)称王发展时代，在楚武王攻随服随与称王中就立了大功。另一位若敖之后斗廉，不仅是一位军事统帅，而且也是一位春秋初期著名的思想家。他提出“卜以决疑，不疑何卜”的观点，闪烁着唯物主义战斗精神。楚武王创设的令尹，也是首先从若敖氏之族中挑选出的斗祁充任的。楚成王初立，子元乱国，为斗班所杀。斗谷於菟(子文)任令尹，其弟子良任司马。子文“毁家纾难”，佐楚成王东征北战，争霸立业，功勋卓著。其后，子玉任令尹，子西任司马。子玉死后，子上曾继任令尹。就是到楚穆、庄时，若敖氏出任令尹的，也有四人(楚穆王时任令尹为成文心、子孔。楚庄王时令尹除子孔外，还有子扬、子越)，可见若敖氏之族长盛不衰，在楚国扩展过程中，权势日趋膨胀炽盛，不仅与王室存在矛盾，而且也招致其他贵族大姓的不满。公元前637年(楚成王三十五年)，子文荐子玉接替自己继任令尹时，大夫叔伯([艹/为]吕臣)就以“子若国何”(《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表示怀疑与非难。城濮之战前夕，子玉在[艹/为]治兵，[艹/为]贾又在子文面前抨击子玉说：“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过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断定子玉必败。子玉对此很反感，向楚成王请战(围宋攻晋)之理由，就是“愿以间执谗匿之口”(《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矛盾竟演化到甚至想在战争中以侥幸取胜来回敬对方的抨击。楚成王在关键时刻，看来是支持�贾、贬抑子玉的，如他要子玉撤宋围，说晋文公是“有德者不可敌”的。当子玉派子越去向楚成王请战时，“王怒，少与之师，唯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实从之”(同上。）一方面与�贾攻击相呼应，另一方面又“少与之师”，并以若敖氏武装充数，一反常态，完全不是从战争大局考虑的。战争拉开后，楚左右两军受挫，子玉亲自指挥的中军(主力)却安然无恙，照理是过中有功，子玉却被迫自杀，连晋文公也感到意外。司马子西不久被贬为商公，�吕臣则被任为令尹。以子玉为首的若敖氏成为城濮败北的牺牲品。从中可见楚成王对有军事指挥才干、却又锋芒毕露的子玉是信不过的，王权与若敖氏的矛盾，已呈现表面化。
　　楚穆王即位后，虽先后以子玉之子成大心及其弟子孔为令尹，但王室与若敖氏的矛盾并未消退。原被贬为商公的子西，心怀不满，沿汉[氵斥]江将入郢(顾炎武《补正》：“(子西)将入郢为乱。”)，恰好被正在渚宫(渚宫，楚之别宫，地在今湖北江陵城内。)的楚成王发现了，楚成王并未深究，仍任为工尹。公元前617年(楚穆王九年)，子西又串通子家(仲归)谋杀楚穆王，谋泄，两人均为楚穆王所杀。
　　楚穆王卒，楚庄王刚即位不久，子仪(斗克，若敖氏之族)与公子燮乘令尹子孔、太师潘崇领军去攻打群舒之机，发动叛乱，结果被庐大夫戢梨所杀。这场叛乱，子仪是利用公子燮求令尹不得的不满情绪而发动起来的，显然是主要策划者。楚庄王虽仍以子孔(若敖氏)为令尹，但又不出号令，日夜淫乐，暗中观察动静，当与若敖氏有关。三年后大刀阔斧地整顿朝政，任伍举(疑为伍参)、苏从以政，若敖氏之政敌�贾也被任为工正。
　　公元前605年(楚庄王九年)，正当楚庄王伐陆浑之戎、观兵周疆凯旋回来时，若敖氏、�氏这两大姓之间的斗争也愈益尖锐化。其时，若敖氏子杨(斗般，子文子)、子越(斗椒，子良子)分别担任令尹和司马，主宰着楚国军政大权，�贾则为工正。子越是个状似熊虎、声若豺狼的野心家，为其伯子文所厌恶。《左传·宣公四年》记载说：“初，楚司马子良(子文弟)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杀之!是子也，熊虎之状而豺狼之声；弗杀，必灭若敖氏矣。谚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为大戚。及将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无及于难。’且泣曰：‘鬼犹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馁而!’”这不免有宿命论的色彩，但也反映了深谙楚国政治的子文，对若敖氏权力膨胀而引起的后果的严重忧虑。事情果不出子文所料，子越为司马时，野心不死，�贾看清了这一点，便诬陷令尹子扬(斗般，子文子)，子扬被楚庄王所杀，子越得以晋升为令尹，�贾亦升任为司马。但斗争并未结束，子越的野心也并未因升任令尹而熄灭。《佐传·宣公四年》载：“子越又恶之(指�贾)，乃以若敖氏之族，围伯嬴(即�贾)于　阳而杀之，遂处蒸野，将攻王。”另据《史记·楚世家》载：“九年(楚庄王九年)，相若敖氏(指令尹子越)。人或谗之王，恐诛，反攻王。”从这两则史料记载，可以获知�贾与子越矛盾又告激化，“子越又恶之”、“人或谗之王”，都指的�贾在楚庄王面前攻击子越，子越于是倾其族将�贾囚杀。同时，若敖氏与王权矛盾继续尖锐化，看来楚庄王是支持�贾的，故子越孤注一掷，先杀�贾，再谋害楚庄王，夺取政权。

至此，若敖氏经武文成穆诸代的兴盛与挫折，终于与王室摊牌，挺而走险了。
　　若敖氏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叛乱的声势也很浩大。楚庄王从大局出发，开始采取妥协态度，提出以“三王之子(楚文、成、穆王之子孙)”为人质(《左传·宣公四年》。)谈判解决。但子越骄狂已极，拒不接受。楚庄王于是亲领大军出征，会师于漳�。同年秋，王军与若敖氏之族战于皋浒(今湖北襄阳西)。子越向楚庄王连射两箭，一箭射在铜钲上，一箭穿过车盖，均几乎伤着楚庄王，军队惊恐，开始后退。楚庄王急中生智，派人传令说：先君楚文王克息时曾得到三支利箭，子越偷走了两支，现已射完，用不着害怕了，军队才稳定下来。楚庄王接着亲自击鼓，王军奋勇进击，很快把若敖氏的叛乱镇压了下去。
　　子文之孙克黄，时任箴尹，子越率族叛乱时，正出使齐国，回来至宋时，听到镇压叛乱消息，有人劝他不要回去，他以君命为重，还是回国向楚庄王复命，然后自拘于司败，主动请罪伏法。楚庄王念及子文之功，仍使克黄担任箴尹，改名为“生”(《左传·宣公四年》。）楚庄王镇压了若敖氏叛乱，消除了隐患，加强了王权，巩固了统治，有利于楚国的图霸与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不过，若敖氏在楚国历史上是有功劳的，不应因子越领其族叛乱而予以根本否定。

　　孙叔敖在执政中注重法治。据《说苑·至公》载，荐孙叔敖为令尹的虞丘(庄王封为国老)，家里有人犯法，孙叔敖法不徇情，“执而戮之”。虞丘亦喜，称赞孙叔敖“奉国法而不党，施刑禄不�，可谓公平”。由于孙叔敖奉公律己，带头执法，楚国吏治清明，人民生活比较安定。《史记·循吏列传》载，孙叔敖执政后，“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列女传》更称其时“道不拾遗，门不闭关，而盗贼自食”。
　　其三，整顿军制，增强战斗力。《左传·宣公二十年》载：“�敖为宰，择楚国之令典，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能用典也。”意即谓孙叔敖选择楚国有关行之有效的军政典令，进行军事改革。在行军时，右军从将军之辕所向而进退，左军追求草藤为宿备，前军探道，以旌为标帜告后军，以防不测。中军制谋，后以精兵为殿，百官各建其旌旗，以表明其地位与职司，并依此而行动。这样，孙叔敖将军队分为五个部分，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组织严密，灵活作战，做到“军政不戒而备”，具有更大的战斗力。正因为孙叔敖进行了有效的军事改革，故在楚、晋�之战中，楚获大胜，楚庄王因而得以称霸。
　　为了加强北境建设，孙叔敖又筑沂城(今河南正阳境)。他遣封人(具体筹办者)筹度工程，上报司徒。封人计量工程、时间、人员、材料、[饣侯]粮(干粮)，结果三十天完成，顺利地实现了预定计划。这项工程不仅建立了北进之基地，加强了与晋争战的实力，而且也说明孙叔敖重科学技术，具有突出的治国才干，正如杜预所称“《传》言叔敖之能使民”(《左传·宣公十一年》及杜注。）其四，求实务实，开楚国一代政治新风。据《史记·循吏列传》载，“楚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业”。市令向孙叔敖报告说：“市乱，民莫安其处，次行不定。”孙叔敖听后，立即命令罢去新币，恢复旧币。然后向楚庄王作了禀报，楚庄王赞同，结果“下令三日而市复如故”。又载，“楚民俗好庳(下，指底座低下)车，王以为庳车不便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数下，民不知所从，不可。王必欲高车，臣请教闾里使高其捆(门限)。乘车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数下车。’王许之。居半岁，民悉自高其车”。司马迁评论说；“此不教而民从其化，近者视而效之，远者四面望而法之。”《皇览》记载说：“民传孙叔敖曰：‘葬我庐江陂，后当为万户邑。’”可见孙叔敖求实务实作风，深受吏民欢迎，树立起一代政治新风。
　　孙叔敖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贤相，司马迁作《循吏列传》，把他列为第一人，司马贞《索隐》赞其“奉职循理，为政之先”。《吕氏春秋·情欲》说：“世人之事君者，皆以孙叔敖之遇荆庄王为幸。……孙叔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为故，故使庄王功绩著乎竹帛，传乎后世。”楚庄王的立威定霸，与孙叔敖的奉职循理、忠心辅佐是分不开的。楚庄王、孙叔敖“主明臣贤”(《韩诗外传》)，其霸业政绩，永垂史册。

　五、德刑并重，威服陈、郑
　　陈、郑地处楚、晋中间地带，故楚、晋争霸，必首先争夺陈、郑。楚庄王镇压若敖氏叛乱后，任孙叔敖为令尹，政治稳定，国力增强，就全力北上攻陈伐郑，与晋展开了正面交锋。陈是小国，力量不强，故时而亲楚，时而附晋，受到晋、楚两国交互攻伐。公元前604年(楚庄王十年)，楚庄王刚平乱后，即兴兵伐郑，陈惧，转而附楚。晋毫不示弱，亦立即出兵救郑，伐陈。次年，晋为讨伐陈国亲楚，又继续攻打陈国。楚则攻打郑国，郑被迫与楚和。公元前602年(楚庄王十二年)，郑又转而与晋和，晋成公于是会宋、鲁、卫、郑、曹等国国君于黑壤(即黄父，今山西翼城东北)。在此形势下，次年，陈只得与晋和，楚不放手，立即出兵攻陈，陈又转而附楚。公元前600年(楚庄王十四年)，晋成公又会宋、卫、郑、曹等国国君于扈(郑邑，今河南原阳西)，陈不与会，表明陈已坚定从楚，不畏惧晋等中原国家的压力。但陈国国君陈灵公却是一个荒淫无耻之徒，与大臣孔宁、仪行父一起与夏姬(郑穆公之女，陈大夫御叔之妻)通奸，他们三人还穿着夏姬的汗衣，“以戏于朝”。大夫氵曳]冶谏阻，反而被杀。这件事影响很坏，据说孔子还进行了抨击《左传·宣公九年》。）过一年，即公元前599年(楚庄王十五年)，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变本加厉，竟然在夏姬家喝酒取乐，谓“其子为似以为戏”(《左传·宣公十年》及杜注。）夏姬之子夏征舒已年大为卿，见此情景，恼羞成怒，射杀陈灵公，孔宁、仪行父奔楚，陈灵公太子午奔晋。夏征舒自立为君(《史记·陈世家》。）第二年夏，楚庄王经伐郑服郑后，即与郑、陈盟于辰陵(陈邑，今河南睢阳西北)。据《左传·宣公十一年》载，这年冬，“楚子为陈夏氏乱政，伐陈”。对此，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释：“今年楚庄犹以夏征舒为陈侯而与之盟，则此冬讨征舒，非仅因其杀君而已。或者夏征舒杀灵公而自立，陈国必有不服者，自易生乱，楚亦因而讨之。”可见楚庄王为了稳定陈国局面，再一次举兵伐陈。攻入陈后，“杀夏征舒，　诸栗门。因县陈”(《左传·宣公十一年》。）楚庄王灭陈为县后，百官皆贺，唯楚大夫申叔时出使齐国回来后复命而退，不贺。楚庄王使人责问其故，申叔时答道：“夏征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讨而戮之，君之义也。抑人亦有言曰：‘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牵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夺之牛，罚已重矣。诸侯之从也，曰讨有罪也。今县陈，贪其富也。以讨召诸侯，而以贪归之，无乃不可乎?”(同上。)申叔时以“蹊田夺牛”的故事告诫楚庄王，行义讨伐乱国之臣，诸侯是欢迎的，如因此而贪其地灭其国，则又会失去诸侯的。楚庄王听后立时清醒过来，高兴地说：“善哉!吾未之闻也。”(同上。)仍恢复了陈国，迎陈灵公子午为国君，是为陈成公。孔宁、仪行父也被送回陈国。为显耀武功，从陈国乡取一人，集居一起，谓之夏洲(据《清一统志》说，其地在今湖北汉阳北)。楚庄王灭陈后又复陈一事，当时影响很大，受到普遍称赞。如《淮南子·人间训》载：“诸侯闻之，皆朝于楚。”《孔子家语·好生》载：“孔子读史至楚复陈，喟然叹曰：‘贤哉楚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之信。’”楚庄王在讨陈服陈的同时，也全力与晋争夺郑国。从公元前604年(楚庄王十年)至公元前597年(楚庄王十七年)的七年间，楚伐郑六次，几乎年年出兵，晋有时救郑，有时因郑与楚和又转而伐郑，争夺极其激烈，郑国忧心忡忡，深受其苦。如公元前600年(楚庄王十四年)，楚伐郑，晋来救，郑败楚师于柳棼(郑地)，“国人皆喜，唯子良(公子去疾)忧曰：‘是国之灾也，吾死无日矣。’”(《左传·宣公九年》。)第二年夏，郑惧楚报复，请和，楚与之盟。晋以郑叛之，立即会宋、卫、曹之师伐之，郑又与晋和。冬，楚庄王以郑附晋，又举兵攻讨，晋亦又会宋、卫、曹救郑，逐楚师于颖北(今河南禹县之北)。随后晋等四国军队还驻守在郑国，以防备楚国的进攻。
　　公元前598年(楚庄王十六年)春，楚庄王从争霸战略出发，再一次亲率大军攻郑，进抵郑邑栎(今河南禹县)，郑国难以支持，惶恐不安，子良说：“晋、楚不务德而兵争，与其来者可也。晋、楚无信，我焉得有信?”(《左传·宣公十一年》。)遂从楚。晋这次未出兵往救，说明楚势旺，晋已回避。楚庄王见陈，郑已服，遂与之盟于辰陵(陈邑，今河南睢县西北)。但楚庄王以为郑在晋、楚交兵过程中，时而亲晋，又时而亲楚，故从楚是迫不得已的，“自是楚未得志焉”(同上。）尤其是郑在辰陵之盟后，“又徼(求)事于晋”(同上)，故于第二年(公元前597年)春，为彻底服郑，楚庄王又亲率大军攻伐。这次攻郑声势浩大，晋不敢及时来救，郑穷困已极，郑襄公只得肉袒牵羊迎楚请罪。《左传·宣公十二年》对此作了详细记述：
　　十二年春，楚子围郑，旬有七日。郑人卜行成，不吉；卜临(哭)于大宫(太祖之庙)，且巷出车，吉。国人大临(哭)，守阵者哭。楚子退师，郑人修城。进复围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门，至于逵路。郑伯肉袒牵羊以逆，曰：“孤不夭，不能事君，使君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听?其俘诸江南，以实海滨，亦唯命；其翦以赐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顾前好，徼福于厉、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县，君之惠也，孤之愿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实图之。”左右曰：“不可许也，得国无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几乎!”退三十里而许之平。子良出质。
　　楚庄王对陈、郑均采取宽容怀柔态度，先以兵讨之，后以德服之，充分显示了这位霸主的睿智大度。《左传·宣公十二年》记晋士会语：“楚君讨郑，怒其二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岁入陈，今兹入郑，民不罢劳，君无怨[[读言](音独，痛怨)，政有经矣。”这种评论是很恰当的，楚庄王之所以能立威定霸，与这种德刑并重的政策是分不开的。

七、围而不攻，逼宋从楚
　　晋、楚争霸中原，争夺宋国是主要目标，宋之臣服与否，也是称霸的重要标志。昔日楚成王败宋，称霸中原；楚穆王于宋“田孟诸”，亦有实霸中原的标帜。故楚庄王平群蛮百濮后，即于公元前608年(楚庄王六年)，与晋争夺宋国，并于北林(今河南新郑)大败晋军，晋大夫解杨被俘。第二年，楚又命郑伐宋，战于大棘(宋地，今河南睢县南)，宋军又败，宋被迫筑城。其后，楚庄王重点打击陈、郑，对宋暂置一旁，宋则坚定附晋。
　　公元前598年(楚庄王十六年)，楚庄王以陈、郑已服，形势对己有利，就命左尹子重攻宋，自己也前往前线声援(《左传·宣公十一年》：“王待诸[延阝]。”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此[延阝]当离陈、宋、郑不远。”)，但无结果。[必阝]之战后，楚庄王率军攻萧时，宋竟然以蔡国军队相救。萧溃，宋又参加晋、卫、曹等国的清丘之盟。盟后，宋即援引“讨贰”(《左传·宣传十二年》。)的盟约，讨伐附楚的陈国，公然与楚国为敌。
　　楚庄王为了彻底降服宋国，在[必阝]之战后，把矛头指向了宋国。公元前596年(楚庄王十八年)，楚庄王为报复宋救萧之举，亲领军攻宋，但这只是教训性的。第二年，当作好了充分准备后，楚庄王决定派申舟出使齐国，指示他“无假道于宋”(《左传·宣公十四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无假道者，不请于宋而迳过其地也。楚庄禁其假道而欲其迳过宋国，正欲以挑衅。”《仪礼·聘礼》有“过邦假道”之礼。）申舟在楚穆王“田孟诸”时，又因“宋公违命”，申舟“[扌失](笞击)其仆(宋公之卿)以徇(示众)”(《左传·文公十年》)，得罪过宋国。故楚庄王的用意在于向宋国挑衅，试探宋人的态度。申舟至宋时，宋人果然制止。宋国执政华元说：“过我而不假道，鄙我(以宋为楚国之野鄙)也。鄙我，亡也。杀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左传·宣公十四年》。)竟杀了申舟。楚庄王获此消息后大怒，“投袂而起。履及于窒息，剑及于寝门之外，车及于蒲胥之市”(同上。）这一年(公元前595年，楚庄王十九年)秋九月，楚庄王亲率大军攻宋，把宋国团团包围。
　　宋国君臣惊恐，派乐婴齐赴晋告急求救。晋景公想派兵救援，大夫伯宗反对，认为“天方授楚，未可与争”(《左传·宣公十五年》)，待楚衰后再见机行事。但宋一直是晋之盟国，失去它又很痛心，所以宋景公派大夫解扬(原被楚俘，此时则已归晋)去宋诡称晋军即至，不要降楚。解扬过郑时被郑人所俘，并献给了楚军。楚庄王要他反其言(晋军不来救)，不料解杨在宋军前大呼晋军即将来救，切莫降楚。楚庄王开始想杀他，既而又感其为臣讲信难得，就把他释放了。
　　过一年(公元前594年)五月，楚军围宋已很久了，粮食将尽，宋又坚守不降，楚庄王准备撤军。申舟之子申犀要求为父复仇，继续攻宋。申叔时献“筑室，反耕者”(同上。)之计，即在宋境修建军营，屯兵耕作，以示持久围城不去之意。据《史记·宋微子世家》载，其时，“宋城中急，无食，华元乃夜私见楚将子反。子反告庄王。王问：‘城中何如?’曰：‘折骨而炊，易子而食。’庄王曰：‘诚哉言!我军亦有二日粮。’以信故，遂罢兵去”。《左传·宣公十五年》记叙得较详细，《史记·楚世家》记叙略同。楚庄王见宋已服，就与宋结盟，宋以华元为质，楚释围罢兵而回。楚庄王围宋，前后达九个月之久(《春秋》、《左传》等记从公元前595年秋九月至第二年夏五月，前后为九个月。《史记》则称围宋五月。此从《春秋》)，晋国始终不敢出兵，足见楚国霸势强盛。楚庄王逼宋从楚，不轻易举兵攻城，后见其穷困难支，又主动撤兵。这种兵临城下，围而不破、逼其诚服之举，也属我国军事史上罕见的战例，具有深远的影响。
　　围宋之役，震撼了中原国家。如鲁国大臣孟献子(公孙归父)建议鲁国遣使去宋向楚庄王“聘而献礼”，“谋其不免也”(《左传·宣公十四年》)，鲁宣公赞同，派孟献子去宋拜见楚庄王，加强了楚、鲁之间的关系。
　　楚庄王在位期间，继承祖业，发扬楚人“筚路蓝缕”精神，一生戎马倥偬，南征北战，“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韩非子·有度》)，称霸中原，威播四方，使楚国霸业进入了鼎盛时期，“天下大事尽在楚”(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楚庄王在争霸的同时，又能举贤赏劳，发展生产，整顿吏治，以法治国，国内政治相对安定。楚庄王不愧为春秋时期著名的霸主之一，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