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干、箕子、微子这三类人，在中国历史上都有表现，只不过有人是真心的，有人是在演戏。虽然这三类人是标准样板，但是真正选择合适的立场来表现可不容易，搞不好就是画虎不成反类犬，这个看历史看多了自然有感觉，不用我多举例。比如说有人觉得微子是叛国者，那么如果做得难看，那真是叛国者。但是反过来，那些叛国者也会拿微子给自己贴金，说自己是曲线救国，所以样板模式之中的攻守互动，思考一下也蛮有趣。

这个模式话题暂且说到这，下面继续描述历史。
比干被杀这个没什么好说的，纣王在罪恶的道路上又增添了一笔血债，说到纣王到底该如何看待，也是个麻烦。因为现在已经是作为昏君暴君的样板，所谓助纣为虐，不过我们现在从考古研究的角度来看待商代社会，又能有什么新的视角呢？比如说人殉问题，从考古发掘和甲骨文字来看，人殉风鼎盛时期，那是商王武丁时代。武丁东征西讨，开疆辟土，战俘自然是少不了的，人殉数量也多，这个有甲骨文为证。但是后世来说，人殉数量自然呈现递减态势，到了商代末期那么人殉更少。如果我们把武丁时代看做盛世，那么盛世的一个衡量标准就是人殉多寡，我想现代人恐怕难以接受。人殉又涉及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是否自愿。据说在中亚一些文明古国也有人殉问题，具体细节我没看到相关论述，简而言之，考古学者认为那些人殉可能带有自愿。如果按照这个自愿与否来看，是否能作为民主与否的一个要素，或许也值得思考一二。这个就是点到为止，下面继续说纣王。

纣王这个名号，按照现在的分析，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属于贬称；一种则是属于“受”的音转，受应该是纣王的本名。这个在《尚书》里有记载，《尚书•牧誓》：“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

周人把纣王听信妇人之言作为拿到台面上说的罪状，于是乎一朝天子用女人之言是一种昏庸的表现。现在我们可能会觉得这种想法过于偏激，但是我们还真不好拿妇好之类的例子作为反驳理由，为嘛呢？想想武丁盛世的恐怖吧。有些事情是搅合在一起，说对也不是，说不对也不是。但是周人就这么认为了，你纣王听女人胡咧咧就是不对，这也就算一条罪状。
还有什么罪状呢？不敬鬼神，不祭祀祖宗。好了，如果较真起来，我们都是桀纣之徒，一辈子翻不了身了。

但是有人提出一种让人觉得惊悚和颠覆性的观点：就是前面那个字，在甲骨文里一般是作为宰杀牲畜的动词使用，那么放在周方伯前面，就等于是将周方伯当祭品一样宰杀。如果这个解释成立的话，那么周文王的命运可能就不像想象那么好了。
清华简中有《保训》，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人，假托周文王口吻留下的遗言，从学术角度来说，不会有人把这个东西当作周文王真正的遗言。而是当作春秋战国时代的学者托古言志的一种学术风气来讨论，如果周文王真的是被宰杀的。那么就连留遗言的机会都没有了吧。

从当时的局势来看，周文王时代，已经开始一点点向东推进。比如《尚书》有西伯戡黎。黎在哪？学者们查书翻资料，反复比对，基本认为在现在的山西省长治县。而当时商代的首都在殷，河南安阳，或者是行都朝歌，河南淇县。
但是我们看看武王伐商怎么玩的。绕道孟津，而且还问诸侯该不该伐商。诸侯们说可以，武王却说未知天命，结果回去了。然后过了两年，才开始正式伐商。于是古代有的学者就提出了：伐黎的西伯不是文王，而是武王。王夫之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从战争路线的角度提出，如果是武王时期伐黎，从黎往朝歌打不行么？非要绕点路。认为戡黎的还是文王。但是我从逆向思维角度考虑，如果说文王时代就拿下黎，为什么文王不乘势拿下朝歌呢？

这回好了，清华把这个证据的问题解决了。另一篇文章，叫《耆夜》，提出伐黎发生在武王八年，伐黎之后武王、姜子牙、毕公、周公老哥几个喝酒行酒令吟诗唱和，好不风雅。不过我个人的看法呢，可能带有点捣浆糊的味道。就是伐黎不止一次，文王伐过一次，武王伐过一次。不管怎么说吧，从进攻路线来看，周人可能吃过亏。所以武王时代伐商的时候改变了线路。在《左传》里说了一段历史，或许能帮我们猜想一下周文王到底遭遇到了什么。话说春秋五霸的秦穆公，听说晋文公去世，晋襄公继位，打算伐晋。老臣蹇叔反复劝谏，穆公就是不听。蹇叔知道劝说无效，于是把参军的儿子叫到身边说了一段话：晋人御师必于崤。崤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风雨也。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结果发生了崤之战。崤在哪？今河南陕县东。文王辟风雨怎么辟那去了？而且蹇叔的语境可以看出，他认为崤地当是秦军遭到灭顶之灾的死地，那么既然秦军好不了，文王在那估计也好不了。

结合周原甲骨文和武王伐商路线的转变，我个人就形成这么一个看法：即文王在东进过程中遭到纣王的阻挡，兵败被俘，然后被纣王作为祭品杀死。周原卜骨一向有商人卜骨说和周人卜骨说，可能是周人将相关卜骨取回，也可能重新临抄，这些属于猜测，可以相信也可以不信。这里引申出一个纪年的问题，按照传统说法，文王死后没几年，武王就开始伐商。由此又引申出武王是否改元的问题，这个话题太复杂，这里点到为止。另一方面就是商朝末期一直在和夷方作战，这个夷方也可以叫人方，甲骨文的说法。和后来的东夷概念不完全一致。可能因为纣王把精力放在东边，忽视了对西边的防御，给了武王可乘之机。不过古代社会条件简陋，这种机遇恐怕失去了获得第二次就是比登天，武王把握了这次机遇直捣腹心，结局我们都知道，不必多说。古代的防御体系显然是很不完备的，长驱直入却基本上没有遇到什么抵抗，这个实际上于当时城防结构有关，但是后世却夸大为武王顺应民心，天下皆从，这个属于舆论导向问题。武王伐了商只是说占有了一个有利的地理地位，然后可以调整后展开各种军事活动，扩大战果。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在商代能直接控制的地域也就是河南山东山西这些地区，其他地区存在大量独立的势力。往深远了说可能还有独立传承的文明，商人是否够得上盟主还很难说。基本上就是靠武力来维持基本盘格局，然后向外稍微扩展扩展就了不得了。周人使出了一个新招，可能商人也用过，所谓的封侯建国。其实这个封侯建国，多半都是空头支票，那些地方本来不归周人直辖，也不是商人直辖区，但是我许给你了，这块地的所有权和人民的支配权都是你的，你带一票人，打多少算多少。有些地方势力愿意投靠的我也册封，就这么着算是落地开花。

开始的时候这些还没展开，首要任务是安抚商人，因为纣王突然就这么没了，多少带有点斩首行动的味道，商人还有抵抗实力，只是一时没反应过来统帅就没了。所以周人首先需要把纣王的儿子武庚抓在手里，但是武庚很快就联合管叔蔡叔叛乱了。
当时武王也不在了，周公则为了避嫌先躲了一阵子，然后可能是姜子牙将叛乱给平下去了。然后就开始逐步搞起分封，微子就在这个时候取代武庚成为商人的头儿，封宋国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么箕子是什么态度呢，其实从现有资料来说很难说清楚。尚书里面专门有一篇文章，叫做《洪范》，就是以箕子的名义。箕子阐述一系列治国治心的哲学，在里面箕子还是强调占卜的重要作用，说了一大堆。核心观点就是：君王反对也好，官员反对也好，百姓反对也好，如果占卜说是好事，那还是好事。从这一点看出，《洪范》可能确实是符合商人的政治思想的。

至于箕子到朝鲜一事，有人认为是被武王封的，有人认为是箕子不忍见中原如此，避居朝鲜。从考古资料来看，恐怕都不足为据。首先先解释一下箕子的箕。其实在甲骨文中，“其”就是箕，也就是用簸箕的象形来假借为虚词“其”。这种假借在甲骨文里很常见。后来加个竹字头，专门指簸箕。但是箕子的箕，在古文字里是另外一种写法，是上面一个“己”下面一个“其”。我们可以把这个字释为“箕”。也可以释为另外一个字，那就是“纪”，纪国在西周是姜姓诸侯，也就是吕尚姜子牙的后代，这个国家在历史上没多少事迹，主要还是史料缺失。唯一比较有名的，就是纪国国君谗言周天子，煮死齐哀公，古文叫鼎烹。纪国的纪和箕子的箕在金文里实际上是一个字，代表某地地名。箕子的封号可能是商代所封，周人掌权，那么就涉及到转封问题。一九七三年春夏之际，在辽宁喀左北洞村出土殷晚期的“箕侯铜器”。

而后从考古和中国先秦文献的角度来说，历史戛然而止。后面怎么样，完全是一片空白。那么箕子朝鲜又从哪冒出来的呢？这个主要是《三国志》裴松之的注释里面说了一些历史片段：
“昔箕子之后朝鲜侯，见周衰，燕自尊为王，欲东略地，朝鲜侯亦自称为王，欲兴兵逆击燕以尊周室。其大夫礼谏之，乃止。使礼西说燕，燕止之，不攻。后子孙稍骄虐，燕乃遣将秦开攻其西方，取地二千馀里，至满番汗为界，朝鲜遂弱。及秦并天下，使蒙恬筑长城，到辽东。时朝鲜王否立，畏秦袭之，略服属秦，不肯朝会。否死，其子准立。二十馀年而陈、项起，天下乱，燕、齐、赵民愁苦，稍稍亡往准，准乃置之于西方。及汉以卢绾为燕王，朝鲜与燕界于浿水。及绾反，入匈奴，燕人卫满亡命，为胡服，东度浿水，诣准降，说准求居西界，（故）中国亡命为朝鲜籓屏。准信宠之，拜为博士，赐以圭，封之百里，令守西边。满诱亡d，众稍多，乃诈遣人告准，言汉兵十道至，求入宿卫，遂还攻准。准与满战，不敌也。其子及亲留在国者，因冒姓韩氏。准王海中，不与朝鲜相往来。”

这里面记录了箕子朝鲜末代君主的名号：箕否、箕准。中间还有谁谁谁世系如何，完全不知道。但是呢，在李氏朝鲜时代，那时候还是跟中国好得跟一个人的时代，不知从哪里冒出一套完备的箕子朝鲜世系表，而且还有王号和在位时间。历史学家吕思勉曾经在《中国民族史》一文中引用了朝鲜家谱《鲜于氏奇氏谱牒》。此外韩国还有诸如《清州韩氏族谱》、《太原鲜于氏族谱》，都有类似的谱系，朝鲜编纂的史书《历代总要》也收入了相关世系和在位年代，可以整理出如下的世系表：

《舆地胜览》云：武康王始皇二十七年申巳立，汉惠帝元年丁未，燕人卫满来侵，率佐右宫人浮海南出，立国金马郡，今益山，改国号曰马韩，在平壤为王二十七年，自箕圣东渡己卯后，凡四十一世，历年为九百二十九年。
从严谨的历史考证角度来说，除了箕否、箕准两代的在位年代相对可信之外，整个世系表应该是编造出来的。只能表明当时的朝鲜人承认箕子朝鲜这么档子事儿，以此为荣。而现在则是颠倒过来，如何能抹煞箕子朝鲜，是某些朝鲜韩国历史学家们思考的重点。

至于箕子到朝鲜一事，有人认为是被武王封的，有人认为是箕子不忍见中原如此，避居朝鲜。从考古资料来看，恐怕都不足为据。首先先解释一下箕子的箕。其实在甲骨文中，“其”就是箕，也就是用簸箕的象形来假借为虚词“其”。这种假借在甲骨文里很常见。后来加个竹字头，专门指簸箕。但是箕子的箕，在古文字里是另外一种写法，是上面一个“己”下面一个“其”。我们可以把这个字释为“箕”。也可以释为另外一个字，那就是“纪”，纪国在西周是姜姓诸侯，也就是吕尚姜子牙的后代，这个国家在历史上没多少事迹，主要还是史料缺失。唯一比较有名的，就是纪国国君谗言周天子，煮死齐哀公，古文叫鼎烹。纪国的纪和箕子的箕在金文里实际上是一个字，代表某地地名。箕子的封号可能是商代所封，周人掌权，那么就涉及到转封问题。一九七三年春夏之际，在辽宁喀左北洞村出土殷晚期的“箕侯铜器”。1982年北京市顺义县牛栏山金牛村一周初墓葬中，出土八件带铭青铜器鼎、卣、尊、觯、觚、爵等，铭文皆为“亚箕侯父乙”字样（26）P65~67；1867年（同治六年）在北京城郊出土的两件周初的燕侯诸器中，“匽侯匜”（即“亚盉”）上铭文为：“侯亚箕，匽侯锡亚贝，作父乙宝尊彝”（23）P370，以及北京芦沟桥、房山县琉璃河殷周之际墓葬，都出土有铭文“亚箕侯”的青铜器。匽侯就是燕侯，战国七雄里面的燕国国君的祖先。燕侯的始祖就是召公奭，又叫太保。据说是个老寿星，他有个儿子留在京城世世代代当卿。国人暴动时期，将自己儿子替换周厉王儿子的召公虎，也是召公奭的后代，召公奭的一个儿子被封为燕侯，往河北辽西那边发展。箕子大概也是跟在后面，想来不会是一个人，应该有自己的军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