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兵：1967年生于西安。14岁时因家庭原因中止学业到西安建筑设计院工作。1991年进入沈阳鲁迅美术学院摄影系学习，1995年毕业后到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进修。1999年底回到沈阳，开始用DV拍摄纪录片《铁西区》。2002年2月，5个小时的初剪版本参加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聚焦中国”专题展映，6月获葡萄牙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2003年2月，《铁西区》最终版本的第二部分《艳粉街》参加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单元，完整的《铁西区》年内还将参加香港国际电影节与鹿特丹国际电影节。
北京的几场小规模放映之后，王兵打算把《铁西区》“搁起来”。毕竟一部长达9小时的三部曲式的记录电影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很难发行。当作品面对观众时，对导演来说它已经是过去时了。
导演对影像的控制能力使《铁西区》时常闪出视觉亮点，影片记述的底层生活状态会令从未接触过的人震惊，但它的长度对观者的耐力的确是个考验。18个月的拍摄，18个月的剪辑，王兵的投入在短时间内显然既不能得到经济回报，也无法广泛接触观众获得精神回馈。但他并不在意，他自信这是一部“经得起时间”的作品。
《铁西区》的开场，是长达3分钟的运动镜头组接。摄像机置于火车头窗后，在铁西工业区的铁道上缓缓穿行，雪中的庞大工业建筑群陈旧苍凉，如同幻境。而当镜头进入人群，工人在休息室斗嘴打架玩“梭哈”、少年在巷口追逐女孩在逼仄的棚屋聚会玩闹或者叹喟、状如盲流的父子在破窝中呆坐……人们脸上的无奈、麻木、茫然甚至谐谑，其实无比真实，却会因为距离遥远，让观者难以置信。
南方周末：怎么想到要拍这样的题材？
王兵：1993年我在沈阳“鲁迅美术学院”上大学时，第一次去了现在拍的工厂。当时拍摄的一套图片和《铁西区》中记录的是同一个班组，同样的人。
1995年，我毕业来到北京，进了电影学院。最初看到安东尼奥尼的《红色沙漠》中的工业场景，感觉特别好，当时也不知为什么，只是意识、印象上的东西。1999年再回到沈阳，发现好多东西根本没有变化，突然感觉又回到从前，与1991年到沈阳上学时的情感和境遇是一样的——好多努力，没有实现任何事情。在铁西区的时候，让人伤感：那些锈蚀的钢铁、废弃的厂房……但开始和工人接触的时候，我觉得进入了另一种生活。和这些人站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都是处在这样的状态——一直在一个既定的、非常狭窄的体系里生活，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去跳出这样的处境，同时也满足于这样的生活，并且在这里面很充实。
你如果很冷静去看那些影像资料，你会问：为什么会造这么大的一个工厂？其实那是一个时代的理想，在那个时期，整个国家、个体以及其他一切东西，都在为它服务。我们想创造一个世界，但最终这个世界怎么了？我拍的是一个主流人群的生活，他们和社会的关系，他自己生命的印迹。如果把过去几十年的东西拿过来和我的片子放在一起看，你就会看到这几十年人们在做什么事情，就会看到那个时代人的理想是什么，最后他们的理想实现了没有。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南方周末：有意见说电影中对人物的记录没有向纵深进行，而是平铺的状态，你是怎么看的？
王兵：3个工厂就是我的主人公，是我影片的命运。它怎样发展、延续，经过怎样一个过程，是最重要的东西。然后是在这里面我会选择哪几个人群展现这个命运。可能在这个人身上展现出一点，在那个人身上展现出一点，构成这些人整体的命运。它会形成影片的另外一个结构，而不是局限在一个人的感情上面。那种整体的历史感和命运感，在影片里会是非常确切的。
有一次我拍到第一个车间要停产的时候，当中的一个人，他躺在凳子上谈他的经历，从上小学开始一直到下乡，你在听一个人讲述他生命的一个过程，以及他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还有他怎么看他自己。他没有意识到，仅仅是10分钟之后，他命运的改变就开始了，工厂停产了。那个时刻是特别重要的，因为现在我们看是属于已知的，但当时拍摄的时候它是未知的。你和他共同度过那一刻，你会对它记忆非常深刻。
北京的几场小规模放映之后，王兵打算把《铁西区》“搁起来”。毕竟一部长达9小时的三部曲式的记录电影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很难发行。当作品面对观众时，对导演来说它已经是过去时了。
导演对影像的控制能力使《铁西区》时常闪出视觉亮点，影片记述的底层生活状态会令从未接触过的人震惊，但它的长度对观者的耐力的确是个考验。18个月的拍摄，18个月的剪辑，王兵的投入在短时间内显然既不能得到经济回报，也无法广泛接触观众获得精神回馈。但他并不在意，他自信这是一部“经得起时间”的作品。
《铁西区》的开场，是长达3分钟的运动镜头组接。摄像机置于火车头窗后，在铁西工业区的铁道上缓缓穿行，雪中的庞大工业建筑群陈旧苍凉，如同幻境。而当镜头进入人群，工人在休息室斗嘴打架玩“梭哈”、少年在巷口追逐女孩在逼仄的棚屋聚会玩闹或者叹喟、状如盲流的父子在破窝中呆坐……人们脸上的无奈、麻木、茫然甚至谐谑，其实无比真实，却会因为距离遥远，让观者难以置信。
南方周末：怎么想到要拍这样的题材？
王兵：1993年我在沈阳“鲁迅美术学院”上大学时，第一次去了现在拍的工厂。当时拍摄的一套图片和《铁西区》中记录的是同一个班组，同样的人。
1995年，我毕业来到北京，进了电影学院。最初看到安东尼奥尼的《红色沙漠》中的工业场景，感觉特别好，当时也不知为什么，只是意识、印象上的东西。1999年再回到沈阳，发现好多东西根本没有变化，突然感觉又回到从前，与1991年到沈阳上学时的情感和境遇是一样的——好多努力，没有实现任何事情。在铁西区的时候，让人伤感：那些锈蚀的钢铁、废弃的厂房……但开始和工人接触的时候，我觉得进入了另一种生活。和这些人站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都是处在这样的状态——一直在一个既定的、非常狭窄的体系里生活，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去跳出这样的处境，同时也满足于这样的生活，并且在这里面很充实。
你如果很冷静去看那些影像资料，你会问：为什么会造这么大的一个工厂？其实那是一个时代的理想，在那个时期，整个国家、个体以及其他一切东西，都在为它服务。我们想创造一个世界，但最终这个世界怎么了？我拍的是一个主流人群的生活，他们和社会的关系，他自己生命的印迹。如果把过去几十年的东西拿过来和我的片子放在一起看，你就会看到这几十年人们在做什么事情，就会看到那个时代人的理想是什么，最后他们的理想实现了没有。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南方周末：有意见说电影中对人物的记录没有向纵深进行，而是平铺的状态，你是怎么看的？
王兵：3个工厂就是我的主人公，是我影片的命运。它怎样发展、延续，经过怎样一个过程，是最重要的东西。然后是在这里面我会选择哪几个人群展现这个命运。可能在这个人身上展现出一点，在那个人身上展现出一点，构成这些人整体的命运。它会形成影片的另外一个结构，而不是局限在一个人的感情上面。那种整体的历史感和命运感，在影片里会是非常确切的。
有一次我拍到第一个车间要停产的时候，当中的一个人，他躺在凳子上谈他的经历，从上小学开始一直到下乡，你在听一个人讲述他生命的一个过程，以及他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还有他怎么看他自己。他没有意识到，仅仅是10分钟之后，他命运的改变就开始了，工厂停产了。那个时刻是特别重要的，因为现在我们看是属于已知的，但当时拍摄的时候它是未知的。你和他共同度过那一刻，你会对它记忆非常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