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幸，任何人也不能
指望使用贿赂或者
其他不当手段，借以
影响一位英国新闻记者。
可惜，考虑到即使未曾
受到贿赂时，这些人也会
作出的种种不堪之举，
人们实在无法感到欣慰。
——亨伯特.沃尔夫，《英国新闻记者》

英国的新闻记者就整体而言并不受欢迎。国家级大报的流通量长期以来一直处于颓势。有些最著名的报纸面临着最严重的销量问题——例如分处市场两端的《金融时报》与《每日镜报》。有些地方性报纸混得还算不错。但是这股衰退形势的影响范围早已远远超出了通常所谓的舰队街。编辑们为了提升销量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大报开始采取由小报开拓的报道与观点严密融合的技巧，咄咄逼人的报纸降价，层出不穷的各种特刊，越发花里胡哨的彩印广告首页，火车里与饭店中的增刊，夹在大报里面的免费小报，甚至还有遭到裁剪的报纸版面尺寸，等等。作为第一份采取小报版式的大报，《独立报》逆势而为，取得了可观的销量增长。该报纸一直利用自己的头版宣传中左立场，就像持右翼立场的《每日邮报》向来所做的那样。

但是如果从大局来观察英国报业市场，这些手段并未生效。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呢？绝不是因为缺乏人才，这一行雇佣了许多全国最出色的写手。《卫报》与《每日邮报》这样风格显著的报纸在设计上都十分出色，远远超过二三十年前的水平。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由新闻驱动的世界，从巴格达到威斯敏斯特，从德国食人狂魔的审判到英国皇室的性生活，从全球变暖危机到非洲艾滋病肆虐，新闻故事并未陷入无以为继的短缺境地。过去几百年间英国国民与新闻之间缠绵悱恻的关系一直令评论家们与外国游客们惊讶不已。英国国民的报纸购买量与阅读量依旧远远超过其他任何欧洲国家，而且英国报业千姿百态的分化也令美国望尘莫及。几十年来一直有人声称英国人与新闻已经姻缘难续，几十年来的事实也反复证明了这些人的错误。但是今天的报纸销量实在不容乐观，这难免令人思考新闻记者们日常的具体工作当中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失误。

在单纯的销量数字之外，还有一场宏大并逐渐展开的大讨论，主题是采访记者的职业道德、工作习惯以及最终产品。对于BBC的雇员们来说，由于伊战之后上演了一场怒火攻心的大戏，这场辩论尤其尖锐。一位受雇于政府的科学家大卫.凯利博士为《今日》节目充当了线人，该节目令唐宁街大为光火。随后凯利的线人身份遭到曝光，致使他最终割腕自杀而死。随后由赫顿勋爵主导的调查工作严厉地抨击了BBC的许多工作流程与表现，使得这个大量受众十分信任的新闻来源大受打击。报告结果发表之后几个小时之内，BBC就损失了总裁加文.戴维斯与总导演格雷格.代克这两员大将。（1）许多新闻从业者都认为公共生活的世界与新闻业的世界之间发生了文化冲突；赫顿勋爵对于这一行业失之苛刻并缺乏同情心；而且某个特定节目中的单一错误（尽管影响很大）沦为了贬损整个行业的凶器（“可是你们一直以来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地对付我们的啊！”政客们反唇相讥道。）

对于新闻业的信任并不是一个可以等闲视之的话题。赫顿勋爵的调查暴露了新闻行业内部的潜规则与陋习，使得许多新闻工作者对此都无话可说。可以仅仅依靠单一消息来源进行严重的指控吗？（作为威斯敏斯特专访记者，过去二十年里我一直都是这么干的。）采访记者的笔记应当多么完备而精确呢？（许多采访记者的速记系统都不甚可靠——甚至根本不会速记。）有些人一边隐藏身份一边攻击他人，采用这些人的匿名言论算得上公平吗？（大概不算公平，可要是不这么做，报纸上一半的新闻都将烟消云散。）电视以及电台记者在面向千百万观众听众进行广播之前是否应当写下所有报道要点而非即兴发挥呢？（这样做的确更安全，对于内容危险的报道尤其如此。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做法会导致演播风格死板无味，可能会迫使受众换台。）当大卫.凯利事件的当事人，BBC记者安德鲁.吉利根在法庭上徒劳地向王室法律顾问以及赫顿勋爵辩解自己的所作所为时，许多到场的记者们都垂头丧气地窝在法庭后半截，琢磨着自己的采访手段能否经得起如此严苛的考验。他们的消息来源有多么可靠呢？他们对消息来源重要性的夸大有多么频繁呢？对于引用言论的注水又有多么频繁呢？在偷偷摸摸地与消息来源短暂会面并套取信息之后，他们是否经常会向对方加以复核呢？

给BBC造成如此惨重打击的吉利根事件并不孤立。著名的美国报纸也曾经爆出过采访记者编造新闻故事的丑闻——其中杀伤力最强的一起就是2003年《纽约时报》解雇杰森.布莱尔的事件（2）。在英国，天空新闻台的一位采访记者伪造了英国潜水艇发射巡航导弹的镜头，遭到揭穿与解雇后自杀而死。经常性的故意夸张、不实报道与知错不改长期以来一直是英国报界的特色，尽管最优秀的英国报界成员一直试图依靠读者监督与自我改正来改善自己的地位。

但是英国一直有着震耳欲聋的出版自由传统，而且这一传统的背后也有着很有力的理由。在历史上，遭到嘲讽与边缘化的少数人往往是正确的，而洋洋自得的多数人往往是错误的。例如克劳德.柯克本（3）在三十年代开办的反绥靖主义油印《一周报》就比《泰晤士报》更加清楚地看到了纳粹外交活动掩饰下的侵略意图；又比如安德鲁.莫顿（4）就查尔斯与戴安娜的灾难性婚姻而撰写的内幕故事一开始也饱受揶揄，但最后出洋相的还是那些所谓“专家”。英国公众很有理由感谢“不负责任的”新闻业。有些话人前不好说，但是在白厅与威斯敏斯特的黑暗角落里，依旧还有人认为就算安德鲁.吉利根再有多少不是，犯了多少错误，到头来他还是十分有道理的。

我从未立志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是不小心栽进新闻这一行的。当时我已经拿到了必需的英语学位，参与过政治，画过漫画，还学会了如何一天抽六十根香烟而不犯恶心。我开始了博士学位的攻读，刷过盘子，还前往某二手书店求职未果。尽管我有着第一等的学位以及令人难以置信的阅读量，但是我还是开始意识到自己其实什么也干不了。我不会唱歌，不会演戏，不会讲笑话，不会演奏任何一种乐器，不会任何需要手接脚踢棍子打的球类活动，不能气不长出地跑完几百码距离，不懂任何一门外语，也无法稳固地组装任何器物。我在科学知识方面无知得近乎天真，我的创业本能好比十三世纪的农夫，我的意志则如同翩翩蝴蝶一样坚决。综合考虑起来，新闻行业就成了我唯一的选择。

即便在当时，从事新闻业看起来也怪吓人的。大学校园里总能见到这些身材修长俊美，满脸时不我待的青年男女，他们来去匆匆，没有时间说话，更没工夫微笑，除非是“讽刺性”的假笑。他们会向伦敦的报社打电话通报自己的日记内容，他们把学生报刊完全当成了正事来办。他们都会打字。不像我那样，他们从未将大部分时间耗费在为了支持（不知感恩之心为何物的）工人阶级而举行的游行活动当中，也从不喝酒。这些人当中有一位日后成为了一名成功的《金融时报》编辑，另一位则成为了《周日泰晤士报》的著名驻外特派记者。

八十年代初的时候人们全都一窝蜂似的往伦敦金融城里面挤，但是对于那些脑袋不够灵光或者贪心不足，无法投身学术的准知识分子们来说，新闻业依旧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时学校里的一位早期明星学生离校一年后又回来了，就英语系教员发动的一场抗议活动对我进行了采访。“招收”了他的《全景》节目对这件事很有兴趣，打算拍摄一部短片。他穿着一件风衣来到了我们事先约好见面的酒馆。他或许并没有往头上套一顶写有“记者”二字的帽子，不过实际效果也差不多。我们两个多少不算生人——彼此可以以教名相称。“罗伯特.哈里斯（6）——BBC——《全景》节目。”说着他伸手过来，脸上见不到一丝微笑。“你好，罗伯特。”我答道。我觉得这家伙完全就是个二逼。然后我几乎立刻又意识到，这完全正是我心目中一直向往的那种二逼。

当时BBC每年都会提供十几个实习岗位。考虑到广播工作只需要说话而不需要学习打字，这一选择看起来比试图寻找报界的工作更加吸引人。坐在通往伦敦的火车上，我读了一份《经济学家》——至少掀了几页。我对于时事有着十分透彻的了解，因为我一直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多种马克思主义国际杂志，例如《新左翼观察》与《激进哲学》等等。尽管我当时穿着一件粗呢大衣，还扎着羊毛领带，摆出一副成熟的架势，可事实上还是露了怯。因为我把好几个我最珍重的徽章小心翼翼地别在了外套上——反纳粹联盟徽章，蓝黄双色反核扩散徽章，东欧团结运动徽章——借以表示我对时事的深入了解。哦对了，当时我还留了一嘴橘色的胡子。

到了伦敦之后，我们先来到BBC广播主楼对面的波特兰宫，若干位十分和蔼但老得不像话的工作人员接待了我们，这些人全都三十有余，有几个甚至已经上了四十岁。我们先冲着话筒朗读了几篇全都特意写得十分拗口的稿件，然后又接受了关于时事政治的盘问。我觉得这一切全都很容易。实际上我觉得太容易了，以至于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喝了好几杯啤酒，希望能够放松心态好应付下午的主要面试。由于吃完饭后还有时间，而且我穿得实在太厚，因此我前往了摄政公园想要小憩一下。下午面试在三点钟进行，我在两点五十九分才醒过来。我赶紧一路呼哧带喘地冲回了波特兰宫，满面红光（恰好与橘色的胡子相得益彰），满头大汗，脑子里一片空白。回答了面试官的三四个问题之后，我发现他们说话速度特别慢，而且脸上都带着鼓励一般的友好微笑。

“你——希望——在——BBC——干什么——呢？”一位女士问道。
这是一个很有趣也很难回答的问题。我静静地坐了一分钟还多，琢磨这个问题。然后就微笑着回望了过去。
“你——愿意——担任——体育——记者——吗？”有人问道。
我想了很久。“是的。”
那位女士接着问道：“你——对——体育——感兴趣——吗？”
我又想了很久。“不。”
他们十分友好地对我微笑致意并结束了面试。不知何故，我居然没能得到这次实习机会。

万幸的是，《苏格兰人》报的一位正牌记者提供了一个实习岗位，而我的好几封请求信当中有一封终于见效了。我受邀前往爱丁堡进行面试。于是我在国王十字火车站登上了通向爱丁堡的通宵卧铺二等车厢。这种车厢是两人合用的。我的室友是一条体格壮硕、满面虬髯的苏格兰大汉，全身仅着内裤一条，遍体纹身，抽烟不止，一个人恨不得就占据了一多半的车厢空间。他先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很好，”他用一口十分别扭的英格兰口音说道，“别误会，我不是那种随随便便的基佬。”说着他就不知从哪里掏出来一整箱罐装啤酒与一条免关税香烟。于是八个小时之后，胡子拉碴、醉意俨然、全身一股咸鱼气味的我来到了举行《苏格兰人》面试的爱丁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