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最近我经常琢磨这个问题,我们在判断一个事物是否具有合理性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有“科学的依据”?科学依据是否是唯一的依据?在科学依据之外,我们是否还有别的“依据”?比如我们是否可以强调“经验的依据”或者“历史的依据”?在科学的依据与其它依据发生冲突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依靠科学的依据?在一种方法获得科学的依据之前,是不是应该先把它废掉?人们的生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依靠科学的?
实际上,在我们绝大多数的日常生活中,科学的重要性是很小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些事情的发生都不需要了解科学在先。你能否骑好自行车,并不取决于你是否学好了牛顿力学。倘若要先有了科学依据才能行事才能生存才能有效地生存的话,猴子们还有活路吗?我们吃大米,并不需要知道水稻的DNA图谱,并不需要知道水稻的各种氨基酸含量。中国工匠李春没有学过科学,也能造出赵州桥。对于我们的生活起直接作用的是技术,而技术并不需要有科学在先,完全可以凭借经验的累积而不断发展和完善。
人体是一个接受刺激反应的生物体,有一个刺激,产生一个反应;换一个刺激,产生另一个反应。一个正常的人在他的生长过程中,会逐渐获得足够的对外界刺激作出恰当反应的能力。一个人是否心怀恶意,我们能够一望而知或三思而知,不需要进行“科学的”调查,不需要包括科学在内的任何理论的依据就可以根据我们的“经验依据”做出判断。而科学在这些问题上常常是无能为力的。
最直接的判断依据是经验依据。而历史依据则可以看作是长时段的集体的经验依据。毫无疑问,这个依据是与民族传统和地域文化密切相关的。
比如刀耕火种,从最直观的想象和缺省配置出发,我们会觉得它会破坏环境,会认为这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如此,则从长时段来看,刀耕火种的民族所生活过的地方应该留下一片片荒山秃丘才对。然而实际上,人类学家看到的却是“一面刀耕火种,一面青山常绿。”也就是说,“刀耕火种破坏环境”这种说法是没有“历史依据”的。
中医也是这样。
在中华文明的语境之内考虑,中医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已经经过了正、高、有、证的检验。在理论上,中医理论有着自己完备的有足够生长能力的思想体系,在某种意义上,这套体系与西方现代医学目前所基于的还原论、机械论、决定论的“科学方法”是水火不容的。在实践上,中医拥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依据,经验依据。这些理论和实践依据远在西方现代科学诞生之前就已经完善成熟了。为什么要等西医出现之后,为什么要在获得了西医的证据之后,才能获得价值、获得意义、获得生存的权利呢?
相反,按照托马斯·刘易斯的说法,现代西医作为一门年轻的科学,只有一百年的历史。也就是说,现代西医虽然有科学依据,却没有充分的历史依据。比如四环素,相信上市的时候也经过了临床实验,获得了科学依据,但是十年之后发现,小时候有幸享用这种科学产品的孩子长出了一嘴四环素牙。还有那个著名的“反应停”,只用了几年功夫,就导致了上万名婴儿畸形。这个东东刚发明出来的时候,也一定有科学的依据吧,大概也会装饰着为人类造福之类的说辞吧?当然,科学卫士们会说:反应停之所以酿成悲剧,恰恰是因为它上市的时候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从“科学依据”到“充分的科学依据”,呵呵,多了三个字。然而,怎么样叫做“充分的科学依据”呢?是不是没出事儿就做充分,出了事儿就叫不充分呢?这不是事后诸葛亮嘛!如果我们把“充分”理解成足够的时间长度,那么,又有哪一种医术比两千年的中医更加充分呢!
中医不仅仅是经验的技术,中医这种完整独立的理论,同样不需要科学赋予其正当性。
说到这儿,我已经获得了一个诡异的结论。如果从宽泛的意义上理解科学,中医已经具有了科学依据。如果从狭义的具体的意义上理解科学,中医不需要科学依据!
最近我经常琢磨这个问题,我们在判断一个事物是否具有合理性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有“科学的依据”?科学依据是否是唯一的依据?在科学依据之外,我们是否还有别的“依据”?比如我们是否可以强调“经验的依据”或者“历史的依据”?在科学的依据与其它依据发生冲突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依靠科学的依据?在一种方法获得科学的依据之前,是不是应该先把它废掉?人们的生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依靠科学的?
实际上,在我们绝大多数的日常生活中,科学的重要性是很小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些事情的发生都不需要了解科学在先。你能否骑好自行车,并不取决于你是否学好了牛顿力学。倘若要先有了科学依据才能行事才能生存才能有效地生存的话,猴子们还有活路吗?我们吃大米,并不需要知道水稻的DNA图谱,并不需要知道水稻的各种氨基酸含量。中国工匠李春没有学过科学,也能造出赵州桥。对于我们的生活起直接作用的是技术,而技术并不需要有科学在先,完全可以凭借经验的累积而不断发展和完善。
人体是一个接受刺激反应的生物体,有一个刺激,产生一个反应;换一个刺激,产生另一个反应。一个正常的人在他的生长过程中,会逐渐获得足够的对外界刺激作出恰当反应的能力。一个人是否心怀恶意,我们能够一望而知或三思而知,不需要进行“科学的”调查,不需要包括科学在内的任何理论的依据就可以根据我们的“经验依据”做出判断。而科学在这些问题上常常是无能为力的。
最直接的判断依据是经验依据。而历史依据则可以看作是长时段的集体的经验依据。毫无疑问,这个依据是与民族传统和地域文化密切相关的。
比如刀耕火种,从最直观的想象和缺省配置出发,我们会觉得它会破坏环境,会认为这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如此,则从长时段来看,刀耕火种的民族所生活过的地方应该留下一片片荒山秃丘才对。然而实际上,人类学家看到的却是“一面刀耕火种,一面青山常绿。”也就是说,“刀耕火种破坏环境”这种说法是没有“历史依据”的。
中医也是这样。
在中华文明的语境之内考虑,中医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已经经过了正、高、有、证的检验。在理论上,中医理论有着自己完备的有足够生长能力的思想体系,在某种意义上,这套体系与西方现代医学目前所基于的还原论、机械论、决定论的“科学方法”是水火不容的。在实践上,中医拥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依据,经验依据。这些理论和实践依据远在西方现代科学诞生之前就已经完善成熟了。为什么要等西医出现之后,为什么要在获得了西医的证据之后,才能获得价值、获得意义、获得生存的权利呢?
相反,按照托马斯·刘易斯的说法,现代西医作为一门年轻的科学,只有一百年的历史。也就是说,现代西医虽然有科学依据,却没有充分的历史依据。比如四环素,相信上市的时候也经过了临床实验,获得了科学依据,但是十年之后发现,小时候有幸享用这种科学产品的孩子长出了一嘴四环素牙。还有那个著名的“反应停”,只用了几年功夫,就导致了上万名婴儿畸形。这个东东刚发明出来的时候,也一定有科学的依据吧,大概也会装饰着为人类造福之类的说辞吧?当然,科学卫士们会说:反应停之所以酿成悲剧,恰恰是因为它上市的时候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从“科学依据”到“充分的科学依据”,呵呵,多了三个字。然而,怎么样叫做“充分的科学依据”呢?是不是没出事儿就做充分,出了事儿就叫不充分呢?这不是事后诸葛亮嘛!如果我们把“充分”理解成足够的时间长度,那么,又有哪一种医术比两千年的中医更加充分呢!
中医不仅仅是经验的技术,中医这种完整独立的理论,同样不需要科学赋予其正当性。
说到这儿,我已经获得了一个诡异的结论。如果从宽泛的意义上理解科学,中医已经具有了科学依据。如果从狭义的具体的意义上理解科学,中医不需要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