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登（209－241），字子高，三国时期吴大帝孙权的长子，于公元229年被立为皇太子。

中文名： 孙登
别名： 子高
国籍： 吴国
民族： 汉族
出生日期： 公元209年
逝世日期： 公元241年
职业： 太子
籍贯： 吴郡富春
谥号： 宣太子
典故： 孙登比丸

历史评价
陈寿：孙登居心所存，足为茂美之德。

孙登比丸
孙登比丸的典故：吴国的太子孙登一次乘马出行，忽然有一颗弹丸飞过。
孙登左右侍从进行搜查，恰巧看见一个人手持弹弓，身佩弹丸，都以为就是他射的。他申辩不承认。侍从要打他，孙登没有同意。命令找出飞过的弹丸相比，不一样，于是便把他放了。人之遭受冤枉，大多起因于案情是非难辨。断案的官吏不能细查慎处，便躁怒地滥施威刑，结果导致无辜蒙冤。

周瑜之女嫁孙登细考
关于周瑜之女嫁孙登事，在《周瑜传》只有一句“瑜两男一女。女配太子登。”但陈寿在《程秉传》里详述了这次婚嫁，全文如下：
“黄武四年，权为太子登娉周瑜女，秉守太常，迎妃于吴，权亲幸秉船，深见优礼。既还，秉从容进说登曰：“婚姻人伦之始，王教之基，是以圣王重之，所以率先众庶，风化天下，故诗美关雎，以为称首。愿太子尊礼教于闺房，存周南之所咏，则道化隆于上，颂声作于下矣。”登笑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诚所赖于傅君也。”
从以上内容我们可以推断出以下几个事实：
1、大婚时孙登17岁，周家小妹15或16岁。
黄武四年，换成公元记年是225年，《孙登传》记载孙登卒于赤乌四年，即241年，卒年33岁，倒推一下，黄武四年孙登17岁。而周瑜病逝在210年，所以225年小妹应该是15或16岁左右，比孙登略小。
2、太子大婚礼仪官是程秉。
《三国志》说“秉守太常”，那么太常是个什么官名呢？《汉书》曰：“太常，古官云：伯夷秩宗，典三礼，欲令国家盛大，社稷常存，故称太常。”又曰：“奉常官掌宗庙礼仪，有丞。景帝六年更名太常。”《汉书》注颜师古曰：“太常者，王之旌也，画日月焉。王有大事，则建以行，礼官主奉持之，故曰奉常。后改曰太，尊大之义也。” 《汉官解诂》曰：“太常，社稷、郊祀，事重职尊，故在九卿之首。”简单说太常是负责掌宗庙礼仪之职的。“守”，本义职守也。“守太常”即履行太常之职。
太子大婚是国之大事，礼仪方面当然不能偏废。程秉是当时的名儒，作为孙权聘的太子太傅，是负责孙登教育的师傅。所以程秉就是主持孙登大婚礼仪的最佳人选。后来程秉对孙登侃侃而谈的关于婚姻的说词，也正和他礼仪官及太子傅的职责。
3、迎亲路线是武昌——吴（今苏州）——武昌（今鄂州）。
周瑜自从辅佐东吴后，宅邸就搬到了吴地，巴丘病卒后也是“丧当还吴”，所以周家小妹在周瑜故后一直居住在吴。而孙权在魏黄初二年（221年）自**徙都至鄂，改名武昌，后黄龙元年（229年）迁都建业，让孙登留守武昌，在此期间，孙权和孙登都居住在武昌，那么迎亲路线就是从吴迎娶到行都武昌，即“迎妃于吴”。
武昌和吴之间往返可走长江水路，顺流而下，太子太傅程秉当时亲自赴吴迎亲，孙权又“亲幸秉船，深见优礼”，足显孙权对委托程秉此事的高度重视，亦可见太子娶妃之礼是举办的相当隆重的。
黄武四年，离周瑜过世的建安十五年已经有15年之久了，孙权15年之后的此举，虽然有政治上倾向扶植淮泗系统将领和北方南渡大族、平衡各派势力之意，但他对周瑜也算是恩遇有加，至于后来周循、孙登皆早卒、周胤罪徙、周护（周瑜侄儿之子）性行危险不用、周家彻底落败是命运和形势发展所致，亦非孙权初衷，不可强求。需要一提的是，裴注里提到芮玄女也嫁给了孙登，可能给人造成一点迷惑，但周家小妹是太子正妃无疑，而芮玄女极有可能是补选的妃嫔，理由有三。来看《潘浚传》里裴松之援引韦昭《吴书》的原文：“权为子登拣择淑媛，群臣咸称玄父祉兄良并以德义文武显名三世，故遂娉玄女为妃焉。黄武五年卒，权甚愍惜之。”
首先，“拣择淑媛”何解？先看类似例子，《太平御览》引《魏书》一段话：“（甄氏）及为皇后，宠愈隆而弥挹。每因闲宴，常言：‘昔黄帝子孙蕃育，盖由妾媵众多，获斯。愿广求淑媛，以丰继嗣。’帝心喜焉。”拣择淑媛、广求淑媛都是为封建君主充实妻妾、繁荣后代的手段，古代本非一夫一妻，孙登当时是太子，是孙权选定的接班人，更不可能只有一个女人，拣择淑媛很可能是孙权为孙登选扩妃嫔，所待选的也可能还有其他女子。而“淑媛”本身还是一个宫中女官名（自曹丕首创，晋及后世有沿用），位在王后之下，所以，拣择淑媛不可能是选太子正妃，应是补充妃嫔。
其次，东吴宗室联姻基本由孙权一手决断，多是大族间婚配，政治倾向明显，按孙权一贯作风，这种事不会交由群臣来左右。而孙权为孙登拣择淑媛时群臣提选芮玄女，说明娉芮玄女是一个随机事件，孙权之前似并未拿定主意，所以应只是一般的补充嫔妃。
最后，按前文，娉娶周家小妹礼节隆重，是太子太傅程秉以太常主持，按程秉身份及其说孙登语，也可见周家小妹是太子正妃，而以芮玄在东吴地位，即使按常理，芮玄女能与周家小妹并列的概率也很小，但推断其娉娶时间也应在黄武四年。

陈寿评价，茂美之德。
茂：美，有才德
美：好，善：～德。～学。～谈。审～。～丽。～容（美化容貌）。～不胜收。
称赞，以为好：赞～。～言。～誉。

附孙登诸子传
子璠、希，皆早卒，次子英，封吴侯。五凤元年，英以大将军孙峻擅权，谋诛峻，事觉自杀，国除。
（吴历曰：孙和以无罪见杀，众庶皆怀愤叹，前司马桓虑因此招合将吏，欲共杀峻立英，事觉，皆见杀，英实不知。）

在临终前，他在写了一封遗书给父亲孙权，在遗书里写了很多方面的内容，但却没有一个字是写自己，所有的笔墨都用于对于国事的看法，主要包括：1、对将来的政局指出了隐患。他推荐了弟弟孙和，建议孙权赶快立其为太子，以安民望。后来的历史果然验证了他的担心，，是于孙权迟迟未定，太子与鲁王的党争，造成了吴国的内乱，绝大多数的忠臣和良将都在此次动乱中无辜牺牲了，给吴国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吴国此后一蹶不振，在实质上再也无力与北方一争长短了。
2、举荐了一大批忠良优秀的人才。在他的遗书里，他列举了许多人，并根据自己对他们的了解进行了分类。比如，诸葛恪、张休、顾谭、谢景，说他们“皆通敏有识断，入宜委腹心，出可为爪牙”；范慎和华融“矫矫壮节，有国土之风”；羊道“辩捷，有专对之材”；刁玄“优弘，志履道真”；裴钦“博记，翰采足用”；蒋修和虞翻，“志节分明”。陆逊“忠勤于时，出身忧国，謇謇在公，有匪躬之节。诸葛瑾、步骘、朱然、全琮、朱据、吕岱、吾粲、阚泽、严畯、张承、孙怡”忠于为国，通达治体“。
3、提出了以民为重、以德治国的方针。在孙权中后期，朝中出现了吕壹等奸臣当道、偏听偏信、排抑忠良、穷兵黩武、荒于朝政等种种严重错误。孙登去世的时候，这些问题并没有暴露出来。但是，孙登却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他在遗书提出“诚宜与将相大臣详择时宜，博采众议，宽刑轻赋，均息力役，以顺民望。可令陈上便宜，蠲除苛烦，爱养士马，抚循百姓”的方针，这样，就可以“五年之外，十年之内，远者归复，近者尽力，兵不血刃，而大事可定也”。
另外，他在遗书说“方今大事未定，惧卒陨毙”。呜呼，临终之际，仍挂念为国家效力，这与太史慈的那句著名的遗言“丈夫生世，当带七尺之剑，以升天子之阶。今所志未从，奈何而死乎！”何其相似，何其壮哉。书生仗剑，亦是英雄。
我们仔细读孙登的遗嘱，就会发现，他对整个国家的担忧是多么的沉重。他对父亲的种种举措是多么的担心，在他的遗嘱中，我们读到的是一个臣子对国家的无限尽忠之情，是一个儿子对父亲无限敬爱与温柔的告诫之意，是一个未来皇帝对自己不能承担大任的深深的忏悔。
如果说，孙登的遗嘱里有什么奥秘的话，那也只能是说，他看到了自己国家的潜在危机，他看到了父亲处理一些事情的不正当方法。他想用自己最后的话来唤醒父亲，希望父亲能按照自己所布置的一切走下去。
可惜，这一切并没有被孙权所采纳，在他死后，孙权的昏庸导致了孙吴政权的崩溃。我们不可以假设孙登若在，孙吴政权是否能永远地存在下去。因为孙登毕竟死了，他的死于生者来讲是大痛苦，于整个孙吴政权来讲是最大的不幸。
孙登太子实力雄厚，看看他身边几个人，都是吴国超级大臣的儿子。
孙登自己又厉害
蝴蝶效应，他一死什么多少事都乱了

以上资料转自孙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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