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日本经历是众所周知的，他是陈天华、秋瑾同期的中国留日生，而且回国后，与日本文人和出版人一直有密切的联系和很深交情。譬如在上海开书店的内山完造，与鲁迅一生至交。
鲁迅是去日本学习医术的，但让中国人永远记住他的，是他的文章，更确切地说，是他对“中国国民劣根性”一针见血的剖析。
鲁迅为何对中国国民性看得那么真、那么深，达到了“稳准狠”的境界？
翻看鲁迅文章，对中国国民性的分析，发现与一些日本学者的见解不谋而合。

桑原骘藏，与鲁迅同时代的日本著名历史学者。他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认识与鲁迅异曲同工。他在《东洋人的发明》中，介绍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人类的贡献，同时指出∶“造纸、印刷术、罗盘、火药固然是伟大的发明，但可惜的是，其老祖宗的东洋，经历几百上千年，依然未脱旧态。
同样的感慨，可在鲁迅杂文《恨恨而死》中找到。文章也讽刺中国人只知“将火药用来做鞭炮”、“将罗盘用来看风水”。

桑原将中国国民性首先归纳为“保守”，并将这个特性视为中国人的天性。
同样，鲁迅也对中国人的保守天性刻骨铭心，那句“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的名言就是对此劣根性的深恶痛绝。
保守为何成为中国人的天性？桑原是从中国的文化和精神演变史找原因，而鲁迅也认为这些是历史堆砌的产物。桑原对“中国人食人肉的习俗”进行了详细考证，而鲁迅的小说《药》、《狂人日记》均写及食人肉。那位“狂人”翻开历史书，透过字缝，居然看到：“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与桑原到底谁“吸收”了谁？无从考察说不清，但一个显著的事实是，鲁迅在中国籍籍无名时，桑原在日本乃至东方学界早已是名声鹊起了。
鲁迅与桑原的“暗合”，客观构成了中日两个不同空间中对中国国民性互相印证、互为阐释的双面镜。在这双面镜子里，中国人的保守、多疑、懦弱等国民弱点表露无遗。
诚然，鲁迅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未必是对同胞的蔑视，而桑原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当然也不能臆想为对中国的爱。两人在批判中国国民劣根性时心境应该是截然不同的，鲁迅大约是爱之深责之切，而桑原也许是“唇亡齿寒”。

从文化交流看，鲁迅“亲日”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从长远的国民精神改造而论，这种“亲日”并无什么不妥，与“汉奸”也并不搭界。爱之深责之切，也许他很深知：以邻为镜会比孤芳自赏有益得多，相似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兴衰之道，在疗治中国国民精神上，日本学者那里也许能提供更准的“解剖”点。

民族复兴是每个族人都愿意看到的，鲁迅也不例外，毕竟是人不是神，即便对神来说，站的方位不同，观点也会有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