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桑的酒家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村茅屋下一个直板的木柜,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放牛的人,傍午傍晚散签了牛,每每花一个五铢钱,买一碗酒,——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每碗要涨到五个五铢钱,——靠柜外站着,热热的喝了继续放牛;倘肯多花一个五铢钱,便可以买一碗糖炒猪耳,或者汉末瓜子,做下酒物了,如果出到十个五铢钱,那就能买下整个酒家,但这些顾客中,多是编草鞋的,大抵没有这样阔绰。只有穿得起蜀锦汉袍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茅屋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
我从十二岁起,便在村口的楼桑酒家里当伙计,掌柜说,样子太受,怕侍候不了汉袍主顾,就在外面做点事罢。外面的牧人主顾,虽然容易说话,但唠唠叨叨缠夹不清的也很不少。他们往往要亲眼看着米酒从铜鼎里舀出,看过鼎子底里有水没有,又亲看将鼎子放在热水里,然后放心:在这严重兼督下,羼水也很为难。所以过了几天,掌柜又说我干不了这事。幸亏老爹的情面大,辞退不得,便改为专管温酒的一种无聊职务了。
我从此便整天的站在柜台里,专管我的职务。虽然没有什么失职,但总觉得有些单调,有些无聊。掌柜是一副凶脸孔,牧人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只有大耳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
大耳是站着喝酒而穿蜀锦汉袍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纤弱;苍白脸色,脸上有时候有些伤痕;没蓄胡子。穿的虽然是蜀锦,可是又旧又打满了补丁,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得换。他对人说话,总是低着头很是小声,教人听不真切。因为他姓刘,别人便从竹简上的“上夫人刘氏”这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叫作刘大耳。大耳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大耳,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痕了!”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猪耳朵。”便排出九个五铢钱。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被隔壁的阿瞒非礼了!”大耳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阿瞒钻进了你家的茅草屋,飞一般似的。”大耳便涨红了脸,根根头发竖起,争辩道,“这不能算非礼……非礼!……我和阿瞒,能算非礼么?”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嫁鸡随鸡”,什么“君子不言家事”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听人家背地里谈论,大耳原来也曾举孝廉,但终于没有钱财贿赂高级官员,又不会做饭;于是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了。幸而编得一手好鞋,便替人家编编鞋,换一碗饭吃。可惜他又有一样坏毛病,便是容易被人拐走。坐不到几天,便连人和蒲苇鞋席一齐失踪。如是几次,叫他编鞋的人也没有了。大耳没有法,便免不了偶然做些旁门左道的事。但他在我们店里,品行却比别人都好,就是从不拖欠;虽然间或没有现鞋,暂时记在木柜上,但不出一月,定然编好,从木柜上拭去了大耳的名字。
大耳喝过半碗酒,涨红的脸色渐渐复了原,旁人便又问道,“大耳,你当真和阿瞒离了?”大耳看着问他的人,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他们便接着说道,“那你怎么还和阿瞒这般恩爱呢?”大耳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嘴里说些话;这回可是全是滚粗讨厌之类的,一些不懂的话。在这时候,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在这些时候,我可以附和着笑,掌柜是决不责备的。而且掌柜见了大耳,也每每这样调戏着,引人发笑。大耳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便只好向孩子说话。有一回对我说道,“你读过书么?”我略略点一点头。他说,“读过书,……我便考你一考。阿瞒的字,怎样写的?”我想,弱受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便回过脸去,不再理会。大耳等了许久,很恳切的说道,“不能写罢?……我教给你,记着!这些字应该记着。将来被调戏的时候,还手要用。”我暗想我和掌柜才不傲娇呢,而且我们掌柜也大字不识一个;又好笑,又不耐烦,懒懒的答他道,“谁要你教,不就是一个眼睛加上满的一边么?”大耳显出极高兴的样子,将两个指头的长指甲敲着柜台,点头说,“对呀对呀!……瞒字有十样写法,你知道么?”我愈不耐烦了,冷笑着走远。大耳刚用指甲蘸了酒,想在柜上写字,见我毫不热心,便又叹一口气,显出极惋惜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