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青瓷荷叶盏、托
这组荷叶盏、托，为唐代越窑烧制，系青瓷。它由一盏一托组成。盏呈五瓣莲花状，口敞侈，深腹，有圈足；盏托呈四片卷边荷叶状，托中心部下凹形成一定深度，正好与盏的下腹部套合；通体一色青釉，犹如一朵盛开的荷花。荷，亦称莲。《尔雅·释草》中说: “荷，芙渠……其实莲”。在古乐府《江南》中亦有“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之说。它夏季开花，为淡红色或白色，有单瓣和重瓣之分，可观赏，能作药；由根茎膨大形成的藕，是美食，也能入药，在文人墨客的笔下，说它“出污泥而不染”，常被看作是洁身自好的象征。因此，仿荷作盏，用茶怡性，反映了古人的追求。这件荷叶盏的造型端庄清丽，灵秀潇洒，有强烈的装饰美，给人以庄重中不失秀美之感，从而使该件青瓷茶盏更具文化品位和艺术价值。
　　相传，茶盏始于唐代，因它的下部衬有托子，所以又叫茶托子，即后来的盏托。据李匡义《资暇集》载:盏托始于唐代宗宝应年间， 成都府尹崔宁，生活十分讲究。其女喜欢饮茶，但茶盏注入茶汤后，端茶时易烫手，深感不便。一日，她灵机一动，把蜡烤软，做了一个大小与盏底相同的蜡环，放在碟子上，再将茶盏置于环内，如此端盏饮茶，既不烫手，又不会使茶盏倾倒。后来，她让漆工按此做了个漆托，用它置盏饮茶。其父崔宁见了，十分高兴，因它是用来托茶盏的，就将这种碟子称做“托”。从此以后，逐渐流传开来，“人们愈新其制，以至百状焉”。所以，茶学家一般认为，盏托始于唐代。现今出土的众多古代茶具亦表明: 还没有出土过比唐代更早的茶具盏托，这也就从一个侧面为盏托的起始年代做了“注脚”。

白瓷茶杯，为唐代制品，现收藏于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此杯造型为撇口直腹，釉色白中泛黄，胎体坚致。装饰上，重视胎质釉色质地之美，不加任何纹饰，给人以简洁自然的美感。
　　唐代，我国南北方烧造的瓷器，出现了以青瓷和白瓷为代表的两大系统。青瓷以越窑为代表，白瓷以邢窑、曲阳窑为代表。
　　我国的白瓷，南北朝时初创，经历隋代的发展，到唐代，工艺制作和烧造技术都已与青瓷一样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唐代李肇在《国史补》中说: “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 。杜甫在《于韦处乞大邑瓷碗》诗中称大邑烧造的白瓷“轻且坚”，“扣如玉”“胜霜雪”。在中国
陶瓷制造史上，白瓷工艺技术水平的发展，对以后各代的瓷器生产，产生过很大影响。由于唐代烧造出精美的白瓷，才有元、明、清三代的瓷器生产百花争艳的景象，才会出现白地蓝花的青花瓷制造，才会有各类彩绘瓷的产生。唐代的白瓷器，为以后的瓷业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也正是这件唐白瓷茶杯的宝贵之处。

为河南偃师出土的唐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7年)穆悰墓中的茶具之一， 距今已有1150余年的历史，是唐代中下层官吏的饮茶专用茶具。
　　这件唐瓷茶盏，一式三件，即由盏、托、盖组合而成,通高为11.0厘米，圈足直径5.5厘米，通高6.9厘米。 盏的内外壁均施以白釉，呈淡青色。这与唐代崇尚茶汤以“绿”为贵有关，认为青色瓷，可使茶汤呈现绿色，有益于茶。陆羽在《茶经》中说的“青则益茶”，就是这个意思。盏上的盖，呈倒浅盘形，上有低矮圈足，便于提手握盖。盖表外壁施全釉，釉色白中泛青，而内壁仅中心部位施釉。盖的最大直径12.0厘米，通高2.7厘米。 托呈浅盘状，下有低矮圈足。除圈足底部外，均施以淡青釉。 托的最大直径9.3厘米，圈足直径为3.5厘米，通高2.2厘米。从整体看，这件唐瓷茶盏、托，全套呈淡青色，色泽调和，符合唐时对茶的审美观。并增加了盖，这是饮茶器具的一种改进，它对注茶和饮茶时的保香、防污、增温，都有较好的作用。但这套饮茶器具，从整体看，托盘似乎偏小，因此，有人怀疑它可能当初并不配套，或许是下葬时乱中出错所致，但这仅仅是一种猜测，不足为证。

这件釉下彩执壶，出土于1975年湖南省望城县长沙窑址，属晚唐至五代制品。现珍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长沙窑釉下彩执壶， 高21.7厘米，口径8.0厘米，为灰白色胎，青黄色釉，撇口，矮颈，椭圆形腹，平底，低圈足；腹的一侧有管状短流，与此相对的一另一侧有长曲形把手；壶身通体彩绘，用褐绿相间的联珠纹组合成重叠山峦图案，画面显得洒脱奇特，颇有变化。整件作品，无论是造型，还是装饰，使人有拙朴其外，秀慧蕴内之感。
　　长沙窑产品以茶具、酒具等饮食器具为主。釉下彩绘，是长沙窑的首创，它突破了以往茶具的单一釉色，又为以后茶具釉下彩的发展开了先河。长沙窑釉下彩执壶，在茶具发展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执壶，古人又称之为瓶，今称为壶，主要用来作为汲水或盛茶水的器具。在长沙窑中，执壶的造型很多，如壶腹就有圆形、扁圆形、瓜棱形、椭圆形等形状；壶口有喇叭口、直口、洗口等式样；壶流(嘴)有直管、八角、方形等形式；壶柄随壶身变换款式。总之，唐代壶的造型之多，长沙窑是首屈一指的。

这件秘色瓷茶碗，出土于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通体为五瓣葵口圈足状，高9.4厘米， 口径21.4厘米，深7.0厘米，足高2.1厘米， 底径9.9厘米，腹斜下收，素面无花纹，既有造型活泼之感，又不乏典雅大方之美，打破了唐初及其以前茶碗造型平板的格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茶碗在供藏时，因用印有簪花仕女图案的纸包装，至今其图案印痕还在碗壁留有痕迹，为茶碗增添了姿色。
　　法门寺，是我国古代安置释迦牟尼佛真身舍利的著名寺院，被誉为“关中塔庙之祖”。而塔下地宫秘色瓷茶碗的出土，揭开了历史上只闻其名，不见其物的秘色瓷茶具之迹。据查，秘色瓷茶具，最先是根据宋人的解释而提
出来的，史书记载，在五代十国时，割据江、浙一带的吴越国钱氏，曾下令当时烧制青瓷质量最上乘的越窑，生产供皇宫使用的器物，地方庶民不得使用，独尊于世，以示皇威。于是，这一青瓷器，被称之为“秘色瓷”。由于秘色瓷茶具由朝廷命官员严密监制，因此，民间实属难觅，连它的釉料配方、烧制工艺等外界也不得而知。近代，有人根据杭州及其近邻临安等地相继发掘的钱氏墓地中出土的瓷器，推断可能为秘色瓷。而这次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僖宗供奉的秘色茶具，终于揭开了带有神秘色彩的秘色瓷茶具之迹；同时，还将原来推测最早始于五代十国的秘色瓷茶具，提早至唐代中期或更早。所以，秘色瓷茶具的发现，为中国的茶文化又增添了新的一页。

唐代煎茶，首先要用炉煮水。唐代陆羽在其《茶经》中这样说道: “风炉，以铜铁铸之，如古鼎形”。又说:“其炉,或锻铁为之，或运泥为之。”表明风炉通常由铜、铁，甚至揉泥制作而成。而这件唐壶门高圈足座银风炉，乃是宫廷御用茶具，无论是材料与制作，还是工艺与装饰，都非常讲究，是民间风炉所无法比拟的，它为研究唐代宫廷茶文化提供了最好的物证。
　　壶门高圈足银风炉，通高为56.0厘米，盖高31.3厘米，口径17.7厘米，炉身高25.2厘米，全重3920克。通体素净，钣金成型，由盖和身组成。炉盖的顶部有三层银片做成仰莲瓣，并承托锥顶状莲蕾。盖面为半球形，上部镂空，还有两层莲瓣。盖沿有渐收的三层棱台。炉身系敛口，深腹，筒状，平底，圈足，其口沿亦有三层渐收的棱台。腹部上小下大，有稳定感。腹壁分内外两层；内层与炉底铆接；外层亦作圈足。腹的下部有六个壶门，以利通风发火。炉底与炉壁铆接，下焊十字铜片，以承托木炭，供燃烧生火。炉身两侧，各装一个提耳，以便移动。出土时，盖面贴有封签，墨书:“大银熏炉，臣杨复恭” 字样。表明这件高圈足座银风炉，是由杨复恭奉献的。
　　据查，杨复恭(公元?—894年)，字子烙。原为唐懿宗时的一名宦官，福建人。为唐天下兵马都监杨复光从兄。他通文墨，常监诸镇兵。唐僖宗时，因参予镇压庞勋起义有功，由河南监军升为宣徽使，旋为枢密使。后因黄巢起义军克攻长安(今陕西西安)，僖宗逃居兴元，杨氏代田令孜为左神策中尉。僖宗回长安，任观军容使，封魏国公。后定策立昭宗，专典禁兵，操纵朝政。昭宗大顺二年(公元891年) 被迫致仕，后为李茂贞擒杀。由于杨复恭深得唐懿宗、僖宗、昭宗宠爱，职位显赫，因为，在唐懿宗咸通十五年(公元874年) 正月初四在封闭法门寺佛塔地宫时，在对佛供俸的“供养道具及金银宝器、衣物”之中，杨复恭的高圈足座银风炉也就赢得了一席之地。它为了解茶在唐代贵族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