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留这两棵树，设计方案就改了好几次。新四合院的整体性极强，牵一发而动全身。为了避开树要改变一面墙的位置，在设计上却几乎是重新走一遍。　　这两棵树，现在依然生长在菊儿小区中。庞大的树冠几乎能荫蔽整个院子。菊儿小区不过20多年历史，但有了这两棵老树，似乎又有着百年的沧桑。　　95张图纸最后确定了现在的新四合院。一方面是从宫殿王府建筑群里汲取灵感，并列的两座院落中形成长夹道，另一方面参照了苏州宅第中的“备弄”(又称壁弄)串院落群，夹道和备弄就构建起“交通干线”的作用。　　小区以通道为骨架进行组织，向南北发展形成若干“进院”，向东西扩展出不同“跨院”，由此突破了北京传统四合院的全封闭结构。　　楼栋高两至三层，错落有致，像旧四合院一样围合而成。在保证私密性的同时，又保留了中国传统住宅合院式结构。现在走进41号院，配合花架、座凳的生活情趣和阁楼变化的韵律，看着像南方水城的格局。　　建筑用色上则基本沿袭了传统，灰瓦粉墙，不时以稳重的暗红提示人们，这是一组皇城脚下的建筑群。同时它和顶层的阳光屋告诉人们这是现代的产物。同样的粉墙黛瓦，不像南方建筑那样婉约，却有着京城独具的大气严整。　　马玉琴回忆起菊儿小区完工时的情景仍难掩激动。施工期间，他们这些需要拆迁的原住户，都被安排到东直门附近的一栋临时房中暂居。　　1990年7月，菊儿小区一期工程完工。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这座建筑，只能用“惊艳”来形容。马玉琴说：“那时候的楼都是‘方盒子’，谁能想到楼居然能建成这个样子，就像画里一样。”　　菊儿胡同改造之前，老住户们最大的奢望是能“住楼房”，眼前的这个四合院式的公寓楼，几乎让他们喜出望外了。这种巨大的心理满足持续了很多年。　　李媛是在2000年前后调到菊儿胡同社区工作的。第一次看到菊儿小区，她的眼里满是欣羡：“那时候看菊儿小区，就和现在看高档别墅区一样。这里简直就是皇城根下的别墅。”　　标准之辩　　从菊儿小区一期入住，到1994年二期完工，颁给菊儿胡同新四合院的各种表彰、奖项就纷至沓来。北京市科技成果二等奖、亚洲建筑师协会优秀建筑金奖、世界城市建设荣誉工程、联合国人居奖……时至今日，菊儿胡同新四合院工程也是我国获得国内外大奖最多的建筑作品。　　对新四合院的住户来说，那段日子被喜悦和赞誉充满了。　　马玉琴说，40多家住户搬进了新房，很长时间里，每家每户都是宾客盈门，每天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这些人中，有菊儿胡同的老街坊，有各级政府组织的观摩团。到后来，全国乃至世界范围的参观者都来了。菊儿小区简直成了一个“旅游景点”。　　然而，在交口称赞的背后，还有一番不被外界所知的争论。　　后来在北京市房改办工作的何红雨，曾多次带国内外的专家、政府官员参观菊儿小区。一次，来自新加坡的建筑师参观后却说“看不懂新四合院”。他随后提出的问题在当时很有代表性，“从菊儿胡同的地理位置上说，住宅的标准应该比新四合院更高；从解决居住者的现实困难来说，新四合院的标准又太高了。”　　这其实是建筑规划领域“老生常谈”的一道难题，归结起来就是“当前与长远”的矛盾，从来就没有绝对的正确答案。　　即便是当年“喜出望外”的老住户，在20多年过去、有太多更高标准的住宅出现后，他们也会对新四合院的某些设计产生不满。比如户型面积小，一居40平方米、二居64平方米、三居73平方米，比如客厅面积小，仅相当于一个饭厅……　　其实，如果公平地把新四合院中的几种户型和同时代的住宅户型比较，就会发现，那些现在被住户们抱怨的问题，新四合院的设计反倒是“超前”的。　　左川说，设计标准提高对建筑师来说很容易，但危改对象的经济能力却不一定能承担得起了。在营造新四合院之初，吴良镛确定了几个原则，第一，采用普通材料，造价不能贵；第二，面积不能太大，让中等收入的家庭也能买得起，住得起。　　在三层楼高的新四合院中安排下46个住户，已经是“螺蛳壳里做道场”，把这种建筑的容积率利用到了极致。“当时南锣鼓巷一带已被列入旧城四合院保护区的范围，旧城改造限高9米，盖高了会对鼓楼的中轴线有破坏，但菊儿胡同改造恰到好处，胡同口看不出有楼，尺度感好，形成了视觉走廊。”左川说。　　再提高容积率，只能加高房子，合院式的结构就不可能实现了，又回到了行列式的住宅楼。旧城居住区风貌保护就无从谈起了。　　对菊儿小区设计标准的争辩，其实争论的是“这块区域该建什么房子”，“这块区域的房子该让什么人住”，经济效益才是其背后的真正动因。　　何红雨说，当时参观完菊儿小区，很多人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新四合院好是好，但是学不起。”　　这个“学不起”，指的就是新四合院的“投入产出比”太低了。　　左川回忆，当时负责菊儿小区开发经营的是一家叫“东城区住宅开发公司”的企业，说是企业，其实属于东城区房管局，近乎政府办事机构。即便是这样的企业，后来对新四合院的兴趣也不高。公司负责人曾汇报，菊儿小区一期“略有盈余”，二期则“亏了”。　　也就是在菊儿小区二期工程前后，进入上世纪90年代，房地产开发开始在中国兴起，城市中的危旧房改造往往也是结合房地产开发进行。经济利益驱动着各方的积极性。因为“不挣钱”，菊儿胡同新四合院模式在好评如潮的同时，却成了一个“孤本”。　　菊儿胡同改造的三期、四期工程，原本已经完成了方案设计，但三期工程在拆迁阶段就陷入停滞，最终不了了之。　　这个结果让人惋惜却无奈。吴良镛在其著作《北京旧城与菊儿胡同》一书中表示：从国内到国际，菊儿胡同项目获得了众多奖项，这表明了它所具有的创造性、开拓性和真实的价值。但作为“试验”，因为它在一些人眼里不够好，比如容积率不够高，经济效益也不够好，所以没能说服有关方面采用“试验”成果……

　菊儿胡同新房客　　二十多年风霜雨雪，菊儿胡同新四合院已经略显老旧。光环褪去，历史和现实在这里演进着北京的寻常巷陌、市井生活。　　院落中原本设计有“户外公共客厅”，所有院落由开放式的游廊相连，便于行走，户与户之间视线通透，能一眼望到。　　但居民们似乎并不买账。游廊不仅没有按想象的变成藤蔓密布的绿山墙，相反，几乎全部都被加以改造，筑起一道新的玻璃钢墙，每个窗户还都加上了防盗窗。问及原因，居民们很务实地回答，一是可以增加房屋使用面积，二是为了安全，“游廊管什么用啊，冬天往屋里灌风，还一点都不安全，不放心”。
　　看上去，新四合院中的邻里关系，已经和现在的公寓、住宅楼并没有什么差别，不像大杂院时代的紧密亲切。　　其中的变迁，只有新四合院的住户们能够感知。　　马玉琴说，大杂院的邻里关系虽然近，现在回忆起来却不全是温暖。相互干扰、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也常见。她觉得新四合院的邻里关系很好，既能像过去那样“低头不见抬头见”，大家都很熟识，又保持了各自的独立空间，互不干扰。“街坊间的情谊比现在那些高楼亲近多了。”　　新四合院在现代生活方式中延续下来的四合院情趣，在更多人眼中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生活体验和时代记忆。　　何红雨以博士学位到北京市房改办工作，按照当时政策应当分配一套三居室住房。几番周折之后，分给她的房子，竟然就在她参与设计的菊儿胡同新四合院中。　　何红雨的丈夫是美国人，和她一起住进了菊儿胡同。他们的两个混血儿子，也在菊儿胡同出生、长大。何红雨说，她的两个孩子，比同龄的大多数北京孩子更“北京”。他们虽然有一副标准的西方人面孔，却说着一口“京片子”，他们爱喝豆汁儿、爱吃卤煮，他们淘气时能爬树上房，他们能在胡同里随便哪个大爷大妈家里“混吃混喝”。傍晚时，何红雨往往要在新四合院的院子里“喊他们回家吃饭”……　　有意思的是，新四合院保留的老北京生活，对外国人更具吸引力。从新四合院建成后，这里的房客就从未断过“洋面孔”。最多时，210户的新四合院中，竟然租住着70户“老外”。　　记者采访时，遇到了来自德国的建筑工程师伯纳德。他骑着一辆老式“二八”自行车进胡同，一路热情地打着招呼。老人们对这样的邻居也习以为常，谈笑自若。　　伯纳德说，他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喜欢北京胡同的氛围：“我认为这里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院落里种着花草树木，大人们在院子里乘凉，孩子们在那里打闹嬉戏，这样的景色在德国已经很少能见到了。”　　二十年，是一代人的时间跨度。日子在每一天柴米油盐的琐碎中过去，菊儿胡同新四合院的居民们，有的在此终老，有的迁居他处。第一批的老住户还只剩十几户了。　　曾经“标新立异”的新四合院，对比后来层出不穷的现代化建筑，已经有了历史的斑驳和沧桑，但在北京旧城居住区的胡同中，它魅力依然。就像当年联合国人居奖的颁奖词所写：“吴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在菊儿胡同工程中所创造的是一个人文尺度的答案。尽管它的人口密度与高层住宅相似，但它却创造了一个永恒的人与人交往的社区。最重要的是菊儿胡同捕捉住了中国的四合院的传统，即北京的合院形式……”　　“有机更新”等北京旧城区保护和改造理念，也是从菊儿胡同新四合院试点开始真正落地生根。　　2000年到2004年，北京相继修订完成了《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北京皇城保护规划》、《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这些规划构建起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保护区、历史文化名城三个层次分明的保护格局。与“有机更新”一脉相承的“微循环”，成了北京旧城保护和改造协调统一的有效方式。　　二十年，时间积淀成了历史。　　城市日新月异地飞速发展着，古都神韵依然流动在古老的街巷和红墙黄瓦间。新四合院静静矗立在菊儿胡同中，也渐渐成了这座城市的一段历史，却更融入了城市的肌理。就像一朵盛开的菊花，装点着古老的城市，余香袅袅，韵味悠长。上一页1234

好帖啊

马玉琴大妈已过世了。

你的文字太有魅力了．好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