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诗外传》有两段话写得好，活脱脱地展示了子贡外交辩士的风采。一段是孔子问子贡之志，子贡答：“得素衣缟冠，使与两国之间，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粮，使两国相亲如兄弟。”对此，“孔子曰：辩士哉！”另一段是孔子问子贡之愿，子贡答：“两国构难，壮士列阵，尘埃涨天，赐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粮，解两国之难，用赐者存，不用赐者亡。” 按《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述，孔子死后，子贡在外交上又取得了更加辉煌的成就，他的敏捷的才思、无碍的辩才再加上财力，所到国家，诸侯都无不与之分庭抗礼。才如天健之三：子贡超杰非凡的政治才能。孔子非常肯定子贡的政治才能，因此鲁国首席卿大夫季康子问孔子：可以让子贡搞政治吗？孔子说：赐这个人，辩才无碍，政事了然，搞政治有什么困难呢？即季康子“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孔子）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论语.雍也》）子贡也确实屡次出任鲁国或卫国的政治高官，因此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写道：“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又说子贡“常相鲁卫，…卒终于齐”。意思说子贡常常担任鲁国或卫国的相即执政大臣，最后死于齐国。子贡是从“鄙人”受教于孔子，成为一个辩才无碍、政事了然的士。他首先是从怎样做一个真正的士，向孔子请教的，“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论语.子路》）我们知道卫国是子贡的故乡，鲁国既是老师孔子的“父母之国、坟墓所处”又是子贡求学、生活、做事的第二故乡，子贡非常想把鲁、卫两国治理好，在孔子教导下，他是最先知道仁政和去尝试施行仁政的政治家。开始子贡只从做人的角度认为管仲不仁，为此他向老师孔子例举了有关事实，可是没想到老师并没有表扬他，相反从一个政治家的角度和天下政治统一的高度否定了管仲非仁，并大赞特赞管仲，他充满感情、激动地说，管仲相齐国，桓公得以称霸诸侯，并以周之德之文匡正了天下，人民至今都享受这恩赐，如果没有管仲我们就将披散着头发衣襟左开了。难道要管仲因为小节而像普通男女那样，自杀在路沟里而没人知吗？这就是“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当子路同样问孔子时，孔子更是激动而坚定，他干脆直接地肯定管仲政治上的 仁德，他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把对人民、对天下一统有大德的政治家、政治作为称作仁，这是孔子的伟大发明，他第一次明确了仁不仅是个人品德而且还是政治作为。这首先教育了有政治之才的子贡和子路，继而甚至还启发孟子由此入手，专门发挥孔子思想的这一方面，创立专讲仁政的学说和门派。听了孔子的教诲，子贡就跃跃欲试，他问孔子如何推行仁政，孔子进一步教导了他，这就是“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论语.卫灵公》）子贡是一个精益求精、精进不止的人，他就仁政问题再进一步地请教孔子，他问道：“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这里也使我们和子贡一样知道孔子之道关于圣与仁的界说与分野。子贡依然没有满足，他就政治不可或缺的三要件又向孔子发问，这就是：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好一个辩才无碍的子贡，像连珠炮一样地发问，看看到底能否难倒孔子，他就政治三要件中谁更为重要，竟似发难一般地追问到底，对此孔子则是毫不含糊地给予了解答。“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写到这里不禁令人掩卷沉思，真是问得精彩，答更精彩，不由得看与写着就更觉精彩！立夫是这样理解这段问答的，不知对否斗胆写出，恭请指教。我认为前半段问答是讲一般的、正常的情况下政治的三要件，这时三者不可或缺；后半段问答则是讲特定的、非正常的情况下，在必须作出取舍时而不得已的选择，即不得已时可以去兵，留下民众能有饭吃以及民众信任的选项；但无论什么时候和情况下都不能背弃民众的信任、让政治信誉破产而使民不信。

非常遗憾，后来由于春秋战国相交之际的鲁、卫两国，在政治上根本没有早先那祥的影响力了，更加上国小而力弱，两国只是在诸大国的后面望尘莫及，两国的史料亦明显不足，因此有关子贡在鲁、卫两国为政的具体细节都难以叙述了。 才如天健之四：子贡超杰非凡的经商才能。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的《仲尼弟子列传》和《货殖列传》中两次写了子贡的经商事迹。《仲尼弟子列传》只是略写：“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家累千金，卒终于齐。” 《货殖列传》则是详写：“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埶而益彰者乎？” 在《论衡.知实》中王充说子贡富比陶朱，他写道：“孔子曰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罪子贡善居积，意贵贱之期，数得其时，故货殖多，富比陶朱。” 谁是陶朱？知道的人都晓得陶朱即陶朱公，即范蠡在助勾践灭吴后就功成身退，他用计然之策富家，他到了陶这个地方，叫朱公，后人尊为陶朱公。《史记.货殖列传》为货殖者作传，先写陶朱公，再写子贡。太史公写道：“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由此，范蠡在十九年之中三次赚取千金，年老后子孙继业，“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史记.货殖列传》）计然之策如何能变范蠡为陶朱公，如果弄清楚了，可能对搞清子贡的经商之策也有帮助。计然之策本是计然教越王勾践以商富国，勾践用之十年竟国富而霸。《史记.货殖列传》写道：“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帀。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囤积发财，关键的道理在于务求把货物卖光和决不贷款。货物买卖，对容易腐烂变质，如吃的货物是不可以留的，更不敢囤积贵的货物。根据市上货物的多与少，就知道是贵还是贱。贵的上涨到极度反而要贱了，贱的下跌到极度反而要贵了。贵了就要把它像大粪脏土一样出掉，贱了就要把它像珍珠宝玉一样取进。钱财一定要让它活动、运转、流通如同流水一样。对子贡超杰非凡的经商才能，孔子在世时就已亲见，他说子贡不认受穷的命而去囤积牟利，凡进行预测就经常猜中，这就是“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子贡善于经商，正是由于他超杰非凡的经商才能，方使他成为春秋时代最成功的商人之一，后来他的财富到了可以和诸侯分庭抗礼的程度。

但是子贡的可贵、可敬，并不仅是因为他富比陶朱，而在于：一是当他有了一些财富时，他知道富而无骄，在孔子进一步点拨他后，他又知道不应满足于富而无骄，而是继续向上进入更高的境界即富而好礼。这就是《论语.学而》：“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遍看今日富豪，富而无骄（不膨胀）尚且少有，知道、愿意富而好礼（自觉按规范行事做人）的更是凤毛麟角，十个当中不知能否有一个。 二是《史记.货殖列传》写道：“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埶而益彰者乎？”孔子死后，子贡富可与诸侯分庭抗礼，势力不可不谓强大，但他却并未全部自私其财，而是因势利导去宣扬孔子之名、孔子之道以及为此前赴后继、连续不断、不遗余力，凡此种种才真正是后人大可贵、大可敬、大可赞、大可叹、大可表、大可学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