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围海工程相当艰苦，与大海斗智斗勇，一边铺路一边通车，潮水一来就得逃命，潮水一退就得抢工期，有时昼潮夜汐冲得猛烈，几天的血汗都白费了。
那间房子的租期快到了，房东要一次交满一个季度，而我和凌一尧的八万块共同定期存款还有一个多月。她舍不得放弃利息，问我有没有现金，可我身无分文。
刚好有一个堤坝等待合拢，若是潮水来了，豁口会被冲开，而抢堵的时间很有限。业主方为了避免大的损失，许诺谁去把这事操作了，可以现场支付劳务费以及机械台班费，双倍。
其实这事的危险并不大，只不过潮水将至，上机操作的人会被困在堤坝上，直到潮水退去。
我和另一个小伙子约好一起上了，两个人，两台大型挖掘机。
一个多小时左右，豁口堵住了，我想回到岸上，但指挥部不允许，要我们呆在挖掘机上。果然，二十分钟后，潮水铺天盖地漫上来了，把黑色的编织袋堤坝淹没了，刚好把挖掘机的履带淹没一半。
我四周都是茫茫的海水，海风卷着浪水往驾驶舱打，像下雨一样。没有方向感，恶心，眩晕。期间，凌一尧发短信问我在干什么，我没敢告诉她我在海水中央，我说外面在下雨，我在打牌。
她说:“你不是一向不喜欢打牌吗？”
我说:“玩玩嘛，闲着。”
她有点不高兴:“你不要沾惹那些坏习惯。”
整整三个小时，潮水才渐渐退下去，我回到指挥部已经反胃得不想吃饭。拿到业主给的两千元现金，我直接开着一辆破摩托车赶往十五公里外的小镇，把钱打了过去。
“我把钱打给你了。”我打电话说。
“你前天不说没钱么？借的？”
我说“是啊”
她切地一声，说“你才不会向别人借钱呢，你不会是打牌赢来的吧？”
我楞了一下，然后笑:“哈哈，被你发现了。”

凌一尧是一个十足的守财奴，即便她不缺钱，也不舍得在享受消费上花费过多。相处那么多年，她惦记过的名牌东西少之又少，我几乎可以数得过来。
她曾经眼巴巴地惦记IPONE4，我打算给她买一部，但她嫌贵不肯要，最后买了一个IPOD。她一手举着IPOD，一手举着那只被时代甩得老远的夏普翻盖，说：“这两个加起来，就是IPONE啦，分工还很明确呢！”
我问她：“你干嘛那么节省？”
她说：“怕把你花穷了，以后娶不起我。”
我又逗她：“如果以后咱们俩不在一起，你不是亏大了吗？”
她一边鼓捣着IPOD，一边随口答道：“那更不能乱花了，万一别的女孩大手大脚的，你更娶不起了。我得给你攒着，不能让你打光棍。”
她当时只顾着玩游戏，没有多想，可是晚上睡觉睡到半夜，她突然一下子坐起来，把我吓了一跳。我问她：“你怎么了？”
她说：“刚才做梦，梦见你白天和我说的话，你为什么说以后咱们俩不在一起？”
我无奈地解释：“我就随口说说而已。”
她把被子往旁边一扯，睡到床的边缘，背对着我，嘀咕道：“以后不许说了，提都不能提。”

凌一尧从未到过海边，她印象中的海滨是蓝天白云软沙滩，海水哗哗地**丫，但我这里是黄海，海水像咖啡一样浑浊，海风达到六七级是起步价。她毕业时曾经想来这里看我，但我没有让她来，只是说我一闲下来就争取回去找她。
我怕破坏她对大海的憧憬，怕她嫌弃我十天半个月不洗澡的邋遢，怕她心疼我的嘴巴因水土不服而长出一圈血痂。这里连一个女性专用的卫生间都没有。
她到处找工作，尽管姿态摆得很低，却还是屡屡碰壁。有的单位觉得她的学历过高，生怕她呆得不长久，于是不录用；有的则完全将她视为一个普通的劳力，开出的待遇很低；甚至有人觊觎她的年轻漂亮，作出一些暗示。
而那段时间，我们正在和当地的一拨人开仗，他们带来几辆渣土车堵路，要包揽这里的活儿，叫我们让出便道工程。若是在城市里碰到这种飞扬跋扈的人，我兴许会躲得远远的，宁可吃一点亏也不去招惹，但这次不一样。
我要生活，我赚钱，我要像野狗一样咬死所有抢我饭碗的同类。
那场架的参与者大概有四十多人，我们这边是一帮来自天南地北的年轻人，而对面都是当地的流氓。我们这边的人大都是老实的工人和斯文的技术员，要么不会打架，要么下不去手，非常吃亏。我遭到围殴，后脑被狠狠捶了几拳，整个人都懵了，拎起一块木方就挥舞，完全处于混乱状态。
那个和我一起守堤坝的小伙子被打急了，他满脸鲜血，一边吼着，一边爬上一台轮式挖掘机。油门一加，斗子的钢齿直接拍扁一辆渣土车的驾驶室，这样一个疯狂的举动，终于镇住那帮地痞，也保住我们的便道工程。
事后我才发现，我左手疼得厉害，端不起饭碗。我朋友送我去医院拍片子，虎口骨折并且肌腱撕裂。原本这事我们可以报警，让对方赔偿，甚至以故意伤害罪起诉，但是一旦如此，那个开挖机的小伙子也可能逃不脱干系。
老板说：“这事就算了吧，医药费我们自己付。”
而左手虎口的伤，虽然差不多治愈了，最终还是留下终生的缺陷，大拇指的反应非常迟钝，握拳执物时总是非常别扭。老板叫我不要去鉴定伤残，直接承诺补贴我五万元，有时，我们对于这个社会而言只是一个小小的工蚁，随时可以是一个牺牲品。
凌一尧知道以后在电话里哭，叫我赶快回南京，但我没有听她的，固执地留了下来。我叫她再等我一段时间，只要工程结束，我拿了工资分红和伤残补贴金，就完全有能力娶她回家了。

凌一尧向来是一个非常隐忍的女孩，如果不是沉重得让她无法承受的坏情绪，她都不会轻易向我宣泄，顶多闹一闹小脾气就过去了。她终于找到一份算得上满意的工作，每天一个人上班下班，一个人吃饭睡觉。
我从镇上搞来一个无线上网卡，夜晚闲下来时会开车开到一个搜得到信号的堤坝上，和她视频一会儿。她每次都会像约会似的认真对待，梳洗化妆，连小房间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由于摄像头和屏幕是两回事，我们轮流看着着镜头，好让对方可以感受被“深情凝望”的滋味。
有时我会说：“尧尧，我想要你了。”
她说：“来吧。”
然后我们互相抖窗口，这就是相隔数百公里的性爱。
有一天，她加班到十点多，往回走时遭到一个变态男人的尾随，无论走得多快，对方都紧随不舍。情急之下，柔弱的她向路边一辆车子求助，司机帮她用远光灯照那个变态，并且大声叱问，那个变态才落荒而逃。
尽管安全脱险，但凌一尧受到很大的惊吓，一整夜都没敢睡觉，她打电话与我吵架，问我到底回不回去。我给出的答案与以往一样，做完这个工程至少能带十七八万回去，只要干完就立即回去。但她不依不饶，两人开始争吵起来。
最后她说了一句狠话：“我今天要是被人强奸了，你带一百万回来又能怎么样？你口口声声说赚钱是为了娶我，我看你是为了你自己，这样的恋爱谈了还有什么用，有你没你都一样，不如分掉算了。”
那天我陷进淤泥潭里差点丢了小命，被人救援上来腰部以下几乎麻木，从小到大从未受过那样的罪，本来就满腹的委屈，被她这样一说，我也忍不住光火了：“分就分！嫌我没出息的是你，现在埋怨我不在身边的又是你，你以为我想背井离乡在这个鬼地方卖命？既然这样，你去找一个富二代好了，不愁没钱花还天天陪着你，只要拔一根毛就能把你娶走！”
她听我这样一吼，顿时被呛住了，电话那头沉默许久以后她才低声地说：“吕钦扬，你以前不是说过么？我是你辛辛苦苦追来的，几千双眼睛见证的。。。”
她说到这里就说不下去了，带着哭腔挂了电话。
而我一下子醒悟过来———高中毕业的那个暑假，我曾经说过，“你是我辛辛苦苦追来的，几千双眼睛见证的，以后只有你甩我，没有我甩你。即使你哪天说了分手，我也不会答应。”
原来她一直都记在心里。

当我年底离开海边，那场异地恋已经持续长达九个多月。这九个月里，我们一个在风急浪高的海边，一个在节奏匆忙的城市，过着完全迥异的生活。我提着行李包从车站里走出来，城市的喧嚣让我觉得无所适从，就像一个流放雪山多年的野人。
一看见我，凌一尧的眼圈就红了，她扑上来一把抱住我的时候，周围的人都在好奇地看着，仿佛我们是偶像剧的男女主角。当我走过一面镜子，无意中往里瞥了一眼，这才明白到底怎么回事———我穿着一件我自以为还算干净的军大衣，面部被海风和紫外线弄得又黑又粗糙，头发不自然地翘着，仅仅在路上耽误两天就长出青色的胡渣，完全是一个年轻农民工的形象。
而我身边的凌一尧，衣着细致，身材窈窕，化着几乎看不出来的裸妆，完全是一个漂亮得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的都市女孩。
不知道怎么的，她挽我胳膊时，我不自觉地往旁边避让，总是不习惯这样的亲昵。她很快感受到我的疏远，也不再勉强，打车时我们坐在后排，每人坐一边，互相不说话。她带我去买衣服，然后一起去宾馆开房，我洗澡时她帮我搓背，两人赤裸相对时我才告诉她，刚才我突然涌起一阵自卑感。
凌一尧努力地搓我身上的尘垢，摸到我后背那条不慎被钢钎剌出来的狰狞伤疤，她用手指轻轻触碰着，许久都没有说话。
“早知道是这样，死也不会让你去那里。”她说。
我却非常希望她看到我的成就，我洋洋得意地告诉她，我已经和那个公司的领导处得很好，年后可能要被派去乌鲁木齐负责一个项目，年薪十五万。然后我自顾自地描述一个美好的未来，要考一级建造师，要赚更多的钱，要积累更多的经验和人脉，以后还要自己拉工程队单干。
但凌一尧对此并不感兴趣，而她是我唯一在乎的听众。
那天我们**了，我不记得久别重逢时的具体细节，只记得她突然狠狠地咬住我的肩膀，像被夺食的猫一样死死地咬住。我疼得连头皮都麻了，却没有反抗，我知道她心里堵着许多情绪不知如何表达。那两排细细的齿痕至今未消，一直烙在我的左肩，有时我怀疑它是一个诅咒，如影随行，一直延续到我彻底忘记她的那天。

不知道为什么，以往二十五六年，我一向是文艺小青年，但在海边呆了大半年以后，我突然怎么也变不回来了。即便我穿着体面的衣裳，做了好的发型，但几天以后衣裳皱巴巴了，发型也乱糟糟了。
我觉得自己像一张被烫皱的透明糖纸，再也熨不平了。
最让我无法接受的是，回到正常的人类文明社会，我才发现自己的肤色与周围的同龄人明显区分开来。为了恢复原先的肤色，我买了各种牌子的美白护肤品，每天早晨中午和晚上都要用一遍，甚至在堂妹的指导下学习使用面膜。
可是，海边滩涂的紫外线辐射比城市高出数倍，咸海风侵袭下的肌肤就像风腊肉一样，那些措施几乎不起一点作用。
我之所以那么焦躁，是因为她的父母又在给她介绍对象，我年底必须去拜会一趟，让他们认可我这个女婿。当我把内心的忧虑告诉凌一尧，她毫不在乎地安慰道：“没事的呀，我就说你是为了养我才去闯的，他们不会为难你的。”
她这样一说，我才稍微安心下来，但事实证明，我此生做的最失败的事情，就是将那么重要的拜会搞砸。

大年二十七夜，我拎着几瓶天之蓝登门拜访，虽然她父母很热情，但我总觉得那更多是一种客套。吃饭时她爸爸问到我的学历，职业，以及家庭，我敢肯定这些问题他已经在凌一尧面前问一遍，只是想要我亲口重新给一次答案。这种技巧性的拷问让我非常不自在，但还是毕恭毕敬地回答：我大专毕业，现在做工程，家离市区还有十几公里，父母都是种植花木的农民。
她爸爸说做工程赚钱，现在农村人日子过得挺好，她妈妈一直没有表态，只是叫我喝酒吃菜。酒一喝多，我就觉得自己的口风有点把不严了，于是忍住少开口，而她妈妈这个时候提及我这有碍观瞻的肤色。
我的心里堵得慌，满是委屈，又不敢反驳，生怕酒劲之下言多必失。凌一尧跑回房间，拿来我以前的照片，解释说我以前不是这个样子，她爸爸则打圆场说年轻人不怕吃苦很难得，又不是天生黝黑。
那原本只是一次不太完美的拜会，但下楼的时候，遇到的一件事情让这次拜会变得非常糟糕。我离开时他们送我到楼下，刚好小区里有邻居远远地打招呼，她父母都一起过去握手闲聊，凌一尧和我在原地聊天。
但她妈妈很快也把凌一尧招呼过去，向对方介绍这是自家闺女，研究生毕业，在哪里哪里工作。这个时候我才发现，邻居那边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皮肤白皙，一身的书生气。凌一尧在父母的指引下叫伯伯，叫婶婶，接受夸奖时礼貌地笑，不时地回头望我一眼。
我看着一辆电动车后视镜里的自己，皮肤黝黑，加上酒后的模样，完全不是我自己能接受的模样。我在那里傻傻地站着，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最后我还是带着一身酒气，沿着墙角自个儿晃了出去。
凌一尧打电话来的时候，我已经坐在出租车里往回走，她问我为什么不辞而别，我呵呵地冷笑。我不敢对她父母表达内心的不满，只能把气撒在她的身上，我故意用冷漠的态度让她内疚，让她知道我不是没有尊严。
可我偏偏忘了，那个愿意一边抹眼泪一边默默被我肆意伤害的凌一尧，正是那个唯一在乎我情绪的人。别人都只在意我飞得有多高，飞得有多远，只有她在意我飞得累不累，也只有她希望我停下来歇一歇。
可惜，我这样一个**，最擅长的就是伤害身边最亲近的人。

我与凌一尧恋爱的初期，我们都小心翼翼地经营着，有时也会因为一点小事儿生闷气，无端吃醋，生怕人生第一场恋爱夭折。但时间一久，慢慢磨合着，彼此之间竟然如同家人般相互依偎，从不敢想过旧人换新欢，从未想过分离的一天。
但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
尽管凌一尧说那是长辈们的安排，她个人从未认同，一口咬定我是在无理取闹，但我问她那天为什么和别人一起去敬年香，为什么不直接去拜堂算了，她一下子愣住了，然后说：“你不相信我？”
我想说我当然相信她，但我只是无法忍受她与别人像情侣一样在人前出入，更不能忍受当整个世界都对我发动围剿暗算，而我认为绝不相负的那个人却站在战场的另一边。我的所有姿态，尊严和自信，都一下子垮了，就像《悟空传》里那只猴子一样，被刀劈斧砍雷劈火烧之后只剩一副躯壳屹立不死，但紫霞仙子的一句话，便让那双眼睛再也失去神色。
元宵节之前，她父亲忽然打电话给我，约我单独见一次面。

她的父亲约我在一家茶座见面，我并不知道他要聊什么，但还是努力做了准备，争取让他明白我对凌一尧的感情。
但我坐到他面前，才发现我根本没有为自己辩护和自荐的机会，她父亲几句话就将我堵得死死的。他说:“这段时间我虽然没有过问你们的事情，但我也看得出来，你和尧尧处得不好，她经常躲在房间里哭，不吃饭，两个人连相处都不好，还怎么一起生活？”
他又说:“我选这个位置，就是想让你看看这个路口，今天还算天气不错，但雨雪天呢？严寒酷暑天呢？别的女孩坐在车子里打着空调，我们家尧尧坐在你摩托车上淋雨顶风晒太阳吃尾气？我们不是势利也不是物质，只是希望她过得好。”
我终于抢话说:“我不会让她受穷，我会去赚钱，我已经有二十多万了，以后我也可以让她过上好日子！”
她爸爸呵呵笑了一声，说:“以后？你没有权力要求别人等你一个空头支票啊。”
而后，她爸爸还说了其他一些东西，譬如我和她站在一起就没有夫妻相，她母亲也不希望凌一尧嫁给一个包工头。
但我已经无力听下去了，脑子里只是想着大二那年我们一起去周庄玩，吃饭时旁边一个话唠老太和我们搭话，啧啧地赞叹我们是金童玉女，以后生出来的小宝宝一定也很漂亮。当时凌一尧红着脸一直笑，而我闲得无聊与老太太扯，老太最后一拍大腿去择菜去了。
当时我心口压抑得难受，担心自己一个黝黑的爷们儿当众哭出来，站起来不服气地对他拱了拱手，转身去前台结账走人。
我当时心口堵得慌，胸口压着一块巨石，像一条狼狈的狗一样微微张着嘴巴，呼吸困难且短促。

　那段时间，凌一尧的日子也不好过。她明确拒绝他人的安排与介绍，每天不洗漱打扮，更不出门，用这样的方式向我证明自己的立场。为此，她与母亲发生激烈的争吵，闹得左邻右舍都议论纷纷，她母亲患有支气管炎，春节还没结束就住院了。
但我又能怎么办？虽然她父亲还没说完，我就起身离开了，但我明白他此行的目的绝不是对我羞辱或是嘲讽，而是要我与凌一尧停止交往。
我过得黑白颠倒，不知道自己为谁而活，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脾气变得极其暴躁。早在2008年，我妈妈就已经见过凌一尧，她知道我遭遇怎样的事情，几次自责自己没本事，没有为我积累财富。我没有安慰她，也没有责怪她，只是一个人独自发呆。
我把所有罪责都归结到自己是一个穷小子的原因上，也是从那段日子开始，我对金钱产生无比执着的痛恨，以及无比狂热的向往。刚好朋友打电话过来，约我一起去乌鲁木齐参与一个太阳能发电站的工程，但需要提前垫资。我几乎没有犹豫，一口答应下来，决定把我和我父母所有的积蓄一起带上，孤注一掷。
事到如今，我已经没有什么好畏缩的，我连凌一尧都输了，还有什么输不起的？大不了哪天形影相吊，身无分文，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了结这条可笑可悲可怜可耻的贱命。
临行之前，凌一尧打电话过来，她说：“吕钦扬，我们分手吧。”
只是简单一句话，不由我分说，她便直接挂了电话。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竟然一点痛楚的感觉都没有，麻木得就像一块死肉，直到许久之后手机再次震动，我才醒悟过来。
凌一尧在短信说：“刚才免提说给我妈听的，你不要当真。你今天去订票，我们一起回南京。”
我一下子精神起来，回复说：“要什么时候的票？”
“明天中午，好吗？”她像在哀求我。
我当即开摩托车赶去车站，一路狂飙七八十码，订了第二天中午11点20分去南京的长途车票。当时我的内心掺杂着各种情绪，疑虑，自责，兴奋，欣慰，以及被全世界围剿时与她一同突围的悲壮。

第二天上午十点我就在车站外面等候着，手里捏着两张车票，既期待又忐忑，就像守在高墙外即将与主公家千金私奔的狗奴才。
凌一尧一开始还低声和我打了电话，说等会儿就出来，但两个短信之后，便再也没有动静。我有些焦急，但又怕在不恰当的时刻打不恰当的电话，于是耐心地继续等。
11点20分过去了，车子发动了，她还是没有出现，我捏着两张过期车票傻傻地站在那个空空的检票口。
大约十一点半，她终于发来短信，说:“你直接来南京，我已经在路上了。”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猜想今天的她一定处境混乱，于是顾不上多问，赶紧重新买了最近一班的票。
我颠簸一个下午，到达凌一尧那里已经快到下午七点。我们避开那些不愉快的话题，就像以前一样一起拥抱，亲吻，然后去外面吃饭。
那是我第一次请她吃西餐，也是我第一次吃西餐。当厨师把牛排端上来，说他要揭盖子了，而我木然地看着他，不知道他揭盖子与我有什么关系。
凌一尧解围说:“先帮我揭吧。”
她把红色的餐巾挡在面前，厨师揭开盖子，油星点四溅，被餐巾挡住。我当时才想起来，这步骤我以前是知道的，只不过在外面呆久了，早已忘记。
那厨师望了我一眼，又看了凌一尧一眼，虽然面无表情，一句话都没讲，但不知道怎么了，我就是莫名其妙地多想了。
晚上我住在她那里，那个我们曾经一同经营的小家。与以前一样，我们一起打扫整个寒假都没人住的房间，一起铺床套被子，然后轮流洗澡，最后在床上拥吻**。
那天我有些蛮横地占有她的身体，她似乎感受到我的情绪，一直咬着嘴唇默默承受着，但我准备退出去戴套时她却搂住我的脖子，说:“就在里面！”
我问:“安全期吗？”
她低声地说:“不是。”
我看着她的眼睛，她目光坚定，她的手指紧紧地抓着我的肩膀，指甲嵌入肌肤，仿佛已经决定破釜沉舟，再也不回头。

那天凌一尧送我去车站，但她连候车大厅都没有进得去，两个人在安检口就仓促地分开了。我本来想再回头与她告别，但门口拥堵着太多旅客和工作人员，我们只能隔着长长的通道望着，最后打着手势，两人在玻璃幕墙内外杵着。
我们互相听不见对方的声音，只能面对面地打电话，就像囚犯与探监者一般。她说：“我昨天把重要的东西都收拾在包里了，打算今天一直送你到站台，兴许到时候一咬牙就直接跟你一起上车，一起去乌鲁木齐。”
听着她这有些孩子气的话，我不禁苦笑一声，问道：“你这是想私奔么？”
她却将脸凑近玻璃，认真地说：“我没有开玩笑，我真想过了，我也做得出来。”
我伸出手指在玻璃上刮了一下，就像以往刮她鼻尖一样，检票口通知检票时，我在玻璃上哈气，写了两个反体字：“等我。”
我不喜欢南京车站，我讨厌一切为了管理方便而设定的有悖人情的垃圾规定。
从南京到乌鲁木齐，一共41小时，我睡了又醒，醒了又睡，做着各种各样的梦。其中一个梦最为蹊跷，当时一个列车员推着小车来售卖零食饮料，我刚好迷迷糊糊地睡着，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又回到高三，我和凌一尧迎面走来，她的嘴角洋溢着微微的笑容，我走过去大声地说：“凌一尧，我们以后会在一起，十年，我们以后还要结婚！”
然后凌一尧骂我是流氓，周围的同学都笑，连大乔和子石都笑，我非常生气地告诉他们俩这是真的。不一会儿，姚千岁大老远地跑过来，手里拎着一个棍子，我就没命地跑。按理来说，梦里的人不会跑得快，可我跑得非常快，甚至能感受到头发被风扯得嘶嘶作响。我就那样一直跑着，感觉这辈子都要用来奔跑，我很快乐，我要大声地笑。
旁边人的声音陡然提高，我一下子从梦里惊醒，发现那列车员竟然仍然推着车子往这里走，前进距离不超过五米。
当时我突然想起一个悲观的故事：黄粱美梦。
我真希望自己这辈子一直活在那个梦里，被姚千岁追赶着，拼命地逃命着，全校学生都在笑着，教学楼阳台和路边都黑压压地站着一大片，就在围观运动会上的三千米长跑。那时候的我还是一个勇敢的少年，而凌一尧也是一个羞涩文静的少女，我们所有的爱情都藏在那一次次擦肩而过，沉默不语的微笑里。

新疆的戈壁滩，开春之前的积雪淹没小腿，我戴着银行劫匪般的头罩，裹着又长又厚的军大衣，扛着沉重的仪器，在荒野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海边是湿冷，这里则是干冷，但温度低得出乎我的想象，我的嘴巴不停地开裂。夜里盖着被子时脚上的冻疮痒得难受，只能伸在外面冻一会儿，冻醒了再缩回被窝里暖一会儿，痒醒了才伸出去冻。
凌一尧想给我寄冻疮膏，但快递根本不可能送到，我这里太偏僻了，连蔬菜和肉都要从很远的地方拖过来。一拖就拖一卡车，一吃就是大半月。
一起在这里混生计的也有与我差不多年龄的，农民工耐得住吃苦，但那些细皮嫩肉的年轻人都熬不住，没呆几天便跑得光光的。幸好我在海边干过大半年，那边的条件比这里好不到哪里，早就习惯了，何况我已经没有退路。

过了没多久，凌一尧打电话告诉我，例假来了，孩子没来。她显然有些沮丧，而我说不清自己是什么心情，也不知道自己应该怀有怎样的心情。她家里还是极力试图促成她与罗XX在一起，我们之间偶尔还会因一点小矛盾而争吵，我的脑袋像被门板夹过似的，明明知道她与我一起抗争着，可还是忍不住一次又一次通过这种拙劣的方式来向自己证明她没有离我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