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人会打开窗，
　　有多少人痴痴地望，
　　那么蓝的月亮，
　　那遥远的月亮，月亮。
　　—高晓松《月亮》
　　站在十几岁的尾巴上，我没有感慨。我把自己的事写在作文里，交上去。老师说：“你的小说写得交关好。可是，这样的故事尽可以更煽情一点，你为什么没有？”我笑笑，站在十几岁的尾巴上说自己的事，怎么会一点感觉也没有？像在说别人一样。
　　我不是自卑，而是不耐烦把我的事告诉别人，这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祥林嫂般的神经质，而这些我都不具备。但是痛苦的埋藏也需要毅力，我不堪重负了，于是我把那些事告诉漫生，漫生哭了，我没有。站在十几岁的尾巴上的时候，我觉得哭也没有用，我也没有麻木，往事随着身体成长，硬生生地生在肉里，像一条布捻子来回抽动，时有隐痛。
　　一个小姑娘有一个很爱鲜花的妈妈和一个爱讲故事的爸爸。在五岁以前，小姑娘的幸福只能用鲜花和故事来形容。那时的快乐是小仙女的快乐，是大丽菊花红艳艳的快乐。后来又有一个女人来了，她的面目在印象中总是狰狞的：雪白的脸像嵌了“老粉”，血红的嘴吸食着他们的幸福。她把小姑娘的爸爸拐走了。妈妈扑上去咬爸爸，恶狠狠地咬。多年以后，告诉漫生，她含着泪说：“妈妈好！妈妈咬他！”爸爸挣脱开，小姑娘又去抱住他的腿，他蹬开了她，她跌在地上，忘记了疼。幸福不是她有愿望就能实现的。再后来，这个家里就没有了爸爸，至少小姑娘的生活里就没有他了，没有了爷爷、奶奶。小姑娘仍旧叫搭搭，仍旧跟他姓，但他仿佛是和她不相干的一个人，和我不相干的一个人。
　　我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从童年到现在，我和妈妈总在不停地搬家，从那个可恶的屋子里搬出来，再搬到舅舅家里去，再搬出来……行李很简单，是几个纸箱子，纯粹为了方便搬运。

拜伦说：“相见时的颤抖，离别后的不安”我似乎都没有感觉到，其实我们不算“恋爱”，充其量只是拉拉手。但这拉拉手，也使我感动——冉漾竟然喜欢这个不好看的小姑娘。从没有一个男孩子喜欢过我。在他第一次拉我手的那天回到家，我在镜子前站了很久，又用妈妈的粉饼把镜子里的自己抹了，真难看！
　　我没有忘记侃侃，他好比是一个理想，高山仰止。圣诞节我还是寄了贺卡给他，他仍没有回音。漫生说：“如果有一天他不再收到你的贺卡了，不知他会不会落寞和沮丧。”我说：“不会的。他不会沮丧，因为他其实从来没有正眼瞧过我，或许我长什么样子他也忘了。但我不会忘了寄贺卡给他，我有一种不可理喻的坚持。”
　　我也这样跟冉漾说，他似乎并不高兴。他说：“原来你还是很喜欢他的，那么我在你心里究竟是什么位置？”我没有辩解，也觉得没有必要，有很多事情我可以迁让，可以克制，但我不说违心的话。
　　我说这不是“恋爱”，因为爱人的眼睛是蒙着烟雾的，而我却很快发现了与冉漾格格不入的地方。
　　我一直听着电台里不播放的不热门的歌曲。不知道为什么《同桌的你》会那么风靡一时，老狼的别的所有的歌都比这一首好；高晓松的其余的任意一首词，都比这一首出色。可是这些歌却少有听众，让我觉得自己是固守码头的愚人。冉漾听了他们的歌，默默地把磁带还给我。我作好了准备，等他说“不好听”。可他却说：“好倒蛮好，只是不够味儿。”我几欲跌倒，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是不够味儿？我有一种跟他说“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冲动。
　　这一切我都告诉妈妈，妈妈没有任何反对我们交往的意思。我们一向相依为命，她只希望我能够快乐。她叫我不要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人。我却觉得冉漾的评价有点亵渎的意味。
　　有的时候，只要对人有一种固定的认识，这种认识就会愈演愈烈。我和冉漾还是在一起吃饭，他依然在放学时送我到车站，有时中午我们一起出去逛逛，一切都像开始时一样。可是我对他的不满却一天天地溢出来。他习惯把所有的不愉快都讲给我听，而我觉得那是芝麻绿豆大的事。
他有一种女性化的多愁善感，我把我的故事告诉他，希望他明白，他的挫折是多么不值一提。他却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句：“你很坚强啊！”或许他并不是没有感触，只恐怕不能达到我理想的效果。他总是沉浸在自己的苦难里，有一点陶醉，不能自拔。他把我当作一个避风港，一个可以依靠的人，而我本身也许更需要人支撑一下。

　　我问漫生：“如果我爸爸死了。我应不应该去参加他的追悼会？”我实际上在问自己。“为什么不？他是你爸爸。”我也是这样想，十几岁的年龄就要结束，人突然有一种理性的飞跃。我们认识的诗人说：“寂静来了/黑夜降临/地球旋转得很快/我们走了/我们走了/一切都很自然。”我喜欢自然：成长的自然，人性成熟的自然……
　　站在十几岁的尾巴上，我告别了过去。我从过去走出来，于是那个时空不再立体而成了一个平面。我把它叠好，压在记忆的箱子底下，随它去尘封，去化灰。
　　二十岁就要来了，一个崭新的开始，一个新的我……
　　不忧愁的脸，
　　是我的少年，
　　不苍惶的眼，
　　等岁月改变。
　　—高晓松《青春无悔》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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