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超藏本《石头记》的新情况和再思考
梁归智
新情况：甲戌本上原来有这条批语！
由于发现了王超藏本《石头记》与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王超先生惠寄，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年2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中一条批语的重合，我对王藏本的抄写年份和所据底本的看法有了变化，即认为不能排除王藏本有可能是20世纪50年代抄本的可能性，具体说即此本可能以影印的庚辰本为正文底本抄写，再从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中选抄了一些批语。
对此一情况，周文业先生曾在《五探庚寅本》中评论说：
这就显示梁先生对版本和批语研究不深。此批语并不是红学界没有发现，而是早就有人做过专门研究。证实此批语是陶洙在己卯本上添加的。对此最近香港梅节先生在其文《周汝昌、胡适“师友交谊”抉隐》（香港《城市文艺》第五十四期（2011年7月15日出版）早有介绍：
陶洙在原甲戌本上留下“雪鸿之迹”。现在有的研究者指几个脂本为陶洙所造，这是高估了他；但是己卯、庚辰、甲戌三本都受到他的涂毒，却完全被低估。庚辰、己卯本他接触很早，可推至抗战前。庚辰本晒蓝，应是其所为（赵万里本则为其所赠）。[42]己卯本第一回甄士隐欲为雨村写荐书，上竟有陶洙校改的蓝笔眉批：“予若能遇士翁这样的朋友，亦不至于如此矣。亦不至似雨村之负义也。”[43]这使人怀疑现存己、庚本脂批,是否有陶某借汁下面的私货。
此条批语来历早已清楚：首先是陶洙写在己卯本上，俞平伯不清楚，收入了他1954年版的《辑评》一书。后来此事清楚了，俞平伯也在以后再版的《辑评》中早已删除了此条批语。梁先生所依据的《辑评》的早期版本，没有看到俞平伯后来的版本。梁先生完全不清楚此批语来历，以为红学界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而认为是“一大奇事”，“值得讨论”。殊不知此事早就水落石出。只要在“百度”中输入“予若能遇士翁这样的朋友”，就可查到答案。梁先生是专门研究周汝昌先生的，但似乎没有看到梅节先生这篇讨论周汝昌和胡适关系的文章，十分奇怪。
不过梁先生的发现，正如他自己所说，又给此本是现代人从俞平伯1954年版抄录批语提供了“铁证”。这是继陈庆浩先生指出“血泪盈腮”，来自俞平伯的《辑评》后，又一例来自俞平伯《辑评》的证据。为此我们应感谢梁先生。
对周先生这种评论，我曾回应说：
周先生说笔者对版本和批语研究不深，的确是这样。我仅写过对圣彼得堡藏《石头记》抄本贴条下文字考核的一篇专门研究版本的文章，其他仅限于利用别人的版本和批语研究成果，作《红楼梦》的探佚、理论和审美研究。深入考察和研究版本、批语等，要向周文业先生等专门家多多学习。
梅节先生那篇文章，的确没有细看，因为浏览之下，见其对周汝昌先生偏见颇深，充满各种假设想象之词，目的似乎只在罗织罪名，且其语言多有色彩，多意气与偏激。另外本人虽然写了周汝昌先生的传记，其实并不研究周汝昌，而是研究曹雪芹和《红楼梦》。专门研究周汝昌者另有其人。
对于修正观点，周先生实在对笔者过奖了。随着探讨问题的进行，发现新证据，从而修正看法，应该是很普通的事情，似乎不需要什么“勇气”。
最近，由于乔福锦先生发表文章，坚持王超藏本是清代抄本，并与周文业先生互相讨论，使一直并不关注此事的周伦玲女史也来阅读有关博文，周伦玲女史看了我与周文业先生的博文后，告诉了我一个新的情况，让我大感意外。周伦玲女史说，周祜昌、周汝昌兄弟当年从胡适的甲戌本录副时，是抄写了这条批语的：“予若能遇士翁这样的朋友，亦不至于如此矣，亦不至似雨村之负义也。”周汝昌并且加了一个括弧写下：“批条：此后人批不必存。玉言”
这就是说，甲戌本上是有这条批语的，只是后来的影印本剔除而没有予以影印，因而让天下人都以为甲戌本上没有这条批语。周伦玲女史同时说，她这两天因为看周文业先生的博文，才注意到梅节的那篇《周汝昌、胡适“师友交谊”抉隐——以甲戌本的借阅、录副和归还为中心》，周伦玲表示，此文完全是居心不良乱编故事，周汝昌与陶洙交往时间很短，只借给陶自己的录副本，根本没有把胡适的甲戌原本借出过。梅节不是胡适，也不是周汝昌，他怎么能知道得那么清楚？太可笑了！
梁归智
新情况：甲戌本上原来有这条批语！
由于发现了王超藏本《石头记》与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王超先生惠寄，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年2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中一条批语的重合，我对王藏本的抄写年份和所据底本的看法有了变化，即认为不能排除王藏本有可能是20世纪50年代抄本的可能性，具体说即此本可能以影印的庚辰本为正文底本抄写，再从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中选抄了一些批语。
对此一情况，周文业先生曾在《五探庚寅本》中评论说：
这就显示梁先生对版本和批语研究不深。此批语并不是红学界没有发现，而是早就有人做过专门研究。证实此批语是陶洙在己卯本上添加的。对此最近香港梅节先生在其文《周汝昌、胡适“师友交谊”抉隐》（香港《城市文艺》第五十四期（2011年7月15日出版）早有介绍：
陶洙在原甲戌本上留下“雪鸿之迹”。现在有的研究者指几个脂本为陶洙所造，这是高估了他；但是己卯、庚辰、甲戌三本都受到他的涂毒，却完全被低估。庚辰、己卯本他接触很早，可推至抗战前。庚辰本晒蓝，应是其所为（赵万里本则为其所赠）。[42]己卯本第一回甄士隐欲为雨村写荐书，上竟有陶洙校改的蓝笔眉批：“予若能遇士翁这样的朋友，亦不至于如此矣。亦不至似雨村之负义也。”[43]这使人怀疑现存己、庚本脂批,是否有陶某借汁下面的私货。
此条批语来历早已清楚：首先是陶洙写在己卯本上，俞平伯不清楚，收入了他1954年版的《辑评》一书。后来此事清楚了，俞平伯也在以后再版的《辑评》中早已删除了此条批语。梁先生所依据的《辑评》的早期版本，没有看到俞平伯后来的版本。梁先生完全不清楚此批语来历，以为红学界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而认为是“一大奇事”，“值得讨论”。殊不知此事早就水落石出。只要在“百度”中输入“予若能遇士翁这样的朋友”，就可查到答案。梁先生是专门研究周汝昌先生的，但似乎没有看到梅节先生这篇讨论周汝昌和胡适关系的文章，十分奇怪。
不过梁先生的发现，正如他自己所说，又给此本是现代人从俞平伯1954年版抄录批语提供了“铁证”。这是继陈庆浩先生指出“血泪盈腮”，来自俞平伯的《辑评》后，又一例来自俞平伯《辑评》的证据。为此我们应感谢梁先生。
对周先生这种评论，我曾回应说：
周先生说笔者对版本和批语研究不深，的确是这样。我仅写过对圣彼得堡藏《石头记》抄本贴条下文字考核的一篇专门研究版本的文章，其他仅限于利用别人的版本和批语研究成果，作《红楼梦》的探佚、理论和审美研究。深入考察和研究版本、批语等，要向周文业先生等专门家多多学习。
梅节先生那篇文章，的确没有细看，因为浏览之下，见其对周汝昌先生偏见颇深，充满各种假设想象之词，目的似乎只在罗织罪名，且其语言多有色彩，多意气与偏激。另外本人虽然写了周汝昌先生的传记，其实并不研究周汝昌，而是研究曹雪芹和《红楼梦》。专门研究周汝昌者另有其人。
对于修正观点，周先生实在对笔者过奖了。随着探讨问题的进行，发现新证据，从而修正看法，应该是很普通的事情，似乎不需要什么“勇气”。
最近，由于乔福锦先生发表文章，坚持王超藏本是清代抄本，并与周文业先生互相讨论，使一直并不关注此事的周伦玲女史也来阅读有关博文，周伦玲女史看了我与周文业先生的博文后，告诉了我一个新的情况，让我大感意外。周伦玲女史说，周祜昌、周汝昌兄弟当年从胡适的甲戌本录副时，是抄写了这条批语的：“予若能遇士翁这样的朋友，亦不至于如此矣，亦不至似雨村之负义也。”周汝昌并且加了一个括弧写下：“批条：此后人批不必存。玉言”
这就是说，甲戌本上是有这条批语的，只是后来的影印本剔除而没有予以影印，因而让天下人都以为甲戌本上没有这条批语。周伦玲女史同时说，她这两天因为看周文业先生的博文，才注意到梅节的那篇《周汝昌、胡适“师友交谊”抉隐——以甲戌本的借阅、录副和归还为中心》，周伦玲表示，此文完全是居心不良乱编故事，周汝昌与陶洙交往时间很短，只借给陶自己的录副本，根本没有把胡适的甲戌原本借出过。梅节不是胡适，也不是周汝昌，他怎么能知道得那么清楚？太可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