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出版界掀起明史热之前,2004年白先勇力倡的全本昆曲《牡丹亭》,实际上已经活色生香地为现时的人们展示出了明人的生活图景和文化品位。2006年由新锐话剧导演田沁鑫排演的昆曲《桃花扇》,视觉表现更加奢艳,大有晚明遗风。最抢眼的是作为舞台背景的那幅明人绘《南都繁会图卷》,放大到与舞台的三面长墙等高,做成纱屏,人物皆沿图进出。前场灯光暗下后,南都繁会之景如烟如现,秦淮河水光潋滟,让人唏嘘不已。
这副《南都繁会图卷》又被称为“明代的清明上河图”,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全图纵44、横350公分,图绘人物1200余个,学界多认为真实反映了晚明南京城市生活的面貌。展开画卷,若能扑身跃入其中,人们一定会发现,遇到的一切绝不陌生。
进城,进城!
《图卷》开首是一片田园。是时正江南早春,田里可以依稀看到有农人在耕作。只是比起明初,种田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因为种田挣不到钱。曾受土地束缚的人们开始逃离农业,有些为有钱人家服务,有些从事商业和手工业,还有很多变成城市流浪者。
有个叫谭参的农民,他不进城,他把别人抛荒的土地收来,高地种稻,低地挖鱼塘,架子上养鸡鸭,搞生态农业。他还雇人在草丛里捉蝈蝈、蟋蟀,编到漂亮的小笼子里,卖给城里人玩。谭参很快致富,但他死后,家人为了争遗产打官司,耗尽了家财。
明初的时候,户口制度很严格,行动超过百里就要有路条,到了晚明,这种制度已经名存实亡。乡居地主开始向城市流动,大部分乡绅永久地离开农村,搬入城区的豪宅。
《图卷》中,在乡村通向城区的广阔的大道上,一骑快马在飞奔,一乘四人大轿中抬着一个官人,正向城里奔去。
钱神的微笑
离城越来越近了,经过一片悬着“牛行”“猪行”“羊行”“驴行”“鸭鸭行”等各式招牌的家禽家畜市场后,《图卷》进入市区。南都沸腾的商业生活在此一览无余:琳琅满目的招牌幌子冲天高挂,仅南市街至北市街的一段,各色买卖就有109种之多。画中人行色匆匆,不无喧闹地告诉我们,这是个商业化的世界。
后人谈到晚明,不啻动用“天崩地解、纲纪凌夷”这样吓人的词语,似乎那时的人心已像脱僵的野马失去了任何统一的准则。实际的情况可能恰恰与此相反,正是在那时,明人发现了一个新的准则,而且是唯一可能超越所有等级的准则,那就是金钱。
在晚明的各色酒席中,席上总是先将酒敬有钱人。在出商人的徽州,妇女们以丈夫能否挣钱作为择偶标准。
“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金令司天,钱神卓地。”那个时代的见证人为我们记录了当时的贫富分化和拜金风尚。
在钱神的注视下,每个人都不再安分守己,传统的“士农工商”的阶层定位揉乱了。士商开始互动,士很想介入商业活动,商则乐于标榜自己的文化品位。
然而钱神在这片土地上,除了遇到现实的膜拜以外,并未得到更多舆论的支持。人们骂钱骂得很直接:“孔圣人怒气冲,骂钱财,狗畜生!朝廷王法被你弄,纲常伦理被你坏,杀人仗你不偿命,……思想起,把钱财刀剁、斧砍、油煎、笼蒸!
爱秀的人们
明人对金钱及传统的感情都是复杂的。“当时,在思想方向上有所突破的不是自由城市商人,而是士大夫。但他们本身又是旧体制的一部分。在茫然的思想夹缝中,他们找到的出路就是表现自我。”明史学者、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商传这样认为。
在晚明,自我表现的动力和金钱的动力搅和在一起,由上至下,形成了席卷全社会的奢侈之风。陆楫还在《禁奢辩》里第一次提出了鼓励消费的理论。
明人重视装修,在房前大厅里雕花,有个文人家居时坐榻四周环列梅花100盆,水仙100盆。请客吃饭讲究上海外的鱼肉。养家奴有超过一、二千人的。大齤事讲究排场,“千金之家三遭婚娶而空,百金之家十遭宴宾而亡。”
明人爱秀,最明显体现在穿衣上。明初关于什么人穿什么衣服的规矩全被僭越:原来士大夫戴的瓦楞棕帽,早成为市井小民的流行装;优伶、娼妓遍体绫罗,满头珠翠;宫廷内管洒扫、烧火的勤杂工都有穿上蟒衣的。各地人们的衣服模仿京城的款式,南京妇女的衣饰,在嘉靖年间十多年一变,自万历以后,不到二、三年就是一个大变化。读书的士子对外表的追求更是到了变态的地步:用红丝绳束发,还化妆。首辅张居正,出门必喷香水涂面膏,接待一位客人的功夫里,能换四套衣服。
这副《南都繁会图卷》又被称为“明代的清明上河图”,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全图纵44、横350公分,图绘人物1200余个,学界多认为真实反映了晚明南京城市生活的面貌。展开画卷,若能扑身跃入其中,人们一定会发现,遇到的一切绝不陌生。
进城,进城!
《图卷》开首是一片田园。是时正江南早春,田里可以依稀看到有农人在耕作。只是比起明初,种田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因为种田挣不到钱。曾受土地束缚的人们开始逃离农业,有些为有钱人家服务,有些从事商业和手工业,还有很多变成城市流浪者。
有个叫谭参的农民,他不进城,他把别人抛荒的土地收来,高地种稻,低地挖鱼塘,架子上养鸡鸭,搞生态农业。他还雇人在草丛里捉蝈蝈、蟋蟀,编到漂亮的小笼子里,卖给城里人玩。谭参很快致富,但他死后,家人为了争遗产打官司,耗尽了家财。
明初的时候,户口制度很严格,行动超过百里就要有路条,到了晚明,这种制度已经名存实亡。乡居地主开始向城市流动,大部分乡绅永久地离开农村,搬入城区的豪宅。
《图卷》中,在乡村通向城区的广阔的大道上,一骑快马在飞奔,一乘四人大轿中抬着一个官人,正向城里奔去。
钱神的微笑
离城越来越近了,经过一片悬着“牛行”“猪行”“羊行”“驴行”“鸭鸭行”等各式招牌的家禽家畜市场后,《图卷》进入市区。南都沸腾的商业生活在此一览无余:琳琅满目的招牌幌子冲天高挂,仅南市街至北市街的一段,各色买卖就有109种之多。画中人行色匆匆,不无喧闹地告诉我们,这是个商业化的世界。
后人谈到晚明,不啻动用“天崩地解、纲纪凌夷”这样吓人的词语,似乎那时的人心已像脱僵的野马失去了任何统一的准则。实际的情况可能恰恰与此相反,正是在那时,明人发现了一个新的准则,而且是唯一可能超越所有等级的准则,那就是金钱。
在晚明的各色酒席中,席上总是先将酒敬有钱人。在出商人的徽州,妇女们以丈夫能否挣钱作为择偶标准。
“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金令司天,钱神卓地。”那个时代的见证人为我们记录了当时的贫富分化和拜金风尚。
在钱神的注视下,每个人都不再安分守己,传统的“士农工商”的阶层定位揉乱了。士商开始互动,士很想介入商业活动,商则乐于标榜自己的文化品位。
然而钱神在这片土地上,除了遇到现实的膜拜以外,并未得到更多舆论的支持。人们骂钱骂得很直接:“孔圣人怒气冲,骂钱财,狗畜生!朝廷王法被你弄,纲常伦理被你坏,杀人仗你不偿命,……思想起,把钱财刀剁、斧砍、油煎、笼蒸!
爱秀的人们
明人对金钱及传统的感情都是复杂的。“当时,在思想方向上有所突破的不是自由城市商人,而是士大夫。但他们本身又是旧体制的一部分。在茫然的思想夹缝中,他们找到的出路就是表现自我。”明史学者、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商传这样认为。
在晚明,自我表现的动力和金钱的动力搅和在一起,由上至下,形成了席卷全社会的奢侈之风。陆楫还在《禁奢辩》里第一次提出了鼓励消费的理论。
明人重视装修,在房前大厅里雕花,有个文人家居时坐榻四周环列梅花100盆,水仙100盆。请客吃饭讲究上海外的鱼肉。养家奴有超过一、二千人的。大齤事讲究排场,“千金之家三遭婚娶而空,百金之家十遭宴宾而亡。”
明人爱秀,最明显体现在穿衣上。明初关于什么人穿什么衣服的规矩全被僭越:原来士大夫戴的瓦楞棕帽,早成为市井小民的流行装;优伶、娼妓遍体绫罗,满头珠翠;宫廷内管洒扫、烧火的勤杂工都有穿上蟒衣的。各地人们的衣服模仿京城的款式,南京妇女的衣饰,在嘉靖年间十多年一变,自万历以后,不到二、三年就是一个大变化。读书的士子对外表的追求更是到了变态的地步:用红丝绳束发,还化妆。首辅张居正,出门必喷香水涂面膏,接待一位客人的功夫里,能换四套衣服。